齐纪十，起止公元501年（辛巳年），共一年。
中兴元年（公元501年，辛巳年）
春天，正月丁酉日，东昏侯任命晋安王萧宝义为司徒，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乙巳日，南康王萧宝融开始称相国，宣布大赦天下；任命萧颖胄为左长史，萧衍为征东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戊申日，萧衍从襄阳出发，留下弟弟萧伟总管州府事务，萧憺守着堡垒城，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萧衍走了之后，州里的兵力和储备物资都空虚了。魏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颜僧都都不听萧衍的命令，起兵想要袭击襄阳，萧伟、萧憺派兵在治平半路拦截攻击，把他们打得大败，雍州这才安定下来。
北魏那边，咸阳王元禧当上了上相，却不怎么管政务，又骄横又奢侈，还贪恋女色，干了不少违法的事儿，北魏皇帝对他挺反感的。元禧派仆人去找领军于烈，想要一些过去的羽林虎贲卫士，让他们拿着兵器跟着自己进出。于烈说：“天子守丧期间，国事都交给宰辅处理。我领军只知道掌管宫廷警卫，没有皇帝诏书，不敢违反规定满足私人要求。”元禧的仆人灰溜溜地回去了。元禧又派人跟于烈说：“我是天子的儿子，天子的叔父，身为首席辅政大臣，我有所需求，和皇帝诏书有啥不一样！”于烈严肃地说：“我不是不知道王爷您尊贵，可为啥要让私人仆人来索要天子的羽林卫士！我的头你可以拿走，羽林卫士绝对不行！”元禧很生气，就任命于烈为恒州刺史。于烈不想去外地，坚决推辞，元禧不答应；于烈就称病不出门。
于烈的儿子左中郎将于忠兼任直阁，经常在北魏皇帝身边。于烈让于忠跟北魏皇帝说：“各位王爷太专横放肆了，心思难以捉摸。应该早点罢免他们，您亲自掌握大权。”北海王元详也偷偷把元禧的过错恶行告诉皇帝，还说彭城王元勰很得人心，不适合长期辅政。皇帝觉得有道理。
当时要举行礿祭，王公们都在庙东坊斋戒。皇帝夜里让于忠告诉于烈：“明天早上进宫来见我，会有安排。”天刚亮，于烈就到了。皇帝命令于烈带领直阁等六十多人，宣布旨意召见元禧、元勰、元详，把他们护卫送到皇帝那里。元禧等人在光极殿拜见皇帝，皇帝说：“我拓跋恪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有幸继承皇位。近来我一直生病，确实依靠各位叔父，才勉强维持生命，一转眼就过了三年。各位叔父多次诚恳地请求退位，现在我就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你们先回自己的官府，之后会有别的安排。”又对元勰说：“近来南北事务繁忙，没能让您实现超脱的志向。我拓跋恪算什么人，怎敢长时间违背先帝的遗诏，现在就满足叔父您归隐的意愿。”元勰答谢说：“陛下孝顺恭敬，遵从先帝遗诏，对上成就了您圣明的美誉，对下满足了微臣的心愿，回想过去，感慨现在，真是悲喜交加。”庚戌日，皇帝下诏让元勰以王爷身份回府；元禧晋升为太保；元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尚书清河人张彝、邢峦听说有这么不寻常的人事变动，吓得逃跑，出了洛阳城，被御史中尉中山人甄琛弹劾。皇帝下诏书严厉斥责了他们。又任命于烈为领军，还加封为车骑大将军，从这以后于烈长期在宫中值班，国家军政大事，他都能参与。
北魏皇帝当时十六岁，还没办法亲自处理各种事务，都交给身边的人。于是得宠的大臣茹皓、赵郡王仲兴、上谷人寇猛、赵郡人赵修、南阳人赵邕以及外戚高肇等人开始掌权，北魏的朝政逐渐衰落。赵修尤其受宠，短短一个月左右，就接连升职到光禄卿；每次他升官，皇帝都亲自到他家里设宴庆贺，王公百官都跟着去。
辛亥日，东昏侯去南郊祭祀，宣布大赦天下。
丁巳日，北魏皇帝在太极前殿接见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要亲自处理政务的想法。壬戌日，任命咸阳王元禧兼任太尉，广陵王元羽为司徒。北魏皇帝把元羽叫进内宫，当面任命他。元羽坚决推辞说：“元勰本来就不愿意担任这个职位，陛下却强行让他做。现在刚免去他这个官职，又让我来代替，肯定会招来大家的议论。”于是就任命元羽为司空。
二月乙丑日，南康王任命冠军长史王茂为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为郢州刺史，邵陵王萧宝修为荆州刺史。
甲戌日，北魏大赦天下。
壬午日，东昏侯派羽林兵攻打雍州，朝廷内外都戒严。
甲申日，萧衍到了竟陵，命令王茂、曹景宗为先锋部队，让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王茂等人到了汉口，将领们商量着要合兵包围郢城，再分兵去袭击西阳、武昌。萧衍说：“汉口宽度不到一里，两边射箭都能射到，房僧寄带着重兵坚守，和郢城形成犄角之势；要是我们把所有兵力都往前推进，房僧寄肯定会截断我们的后路，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不如派王茂、曹景宗各路军队渡江，和荆州的军队会合，去逼近郢城；我自己带兵包围鲁山，打通沔水和汉水的通道，让郧城、竟陵的粮食能船挨着船地运过来，江陵、湘中的军队也陆续赶来，兵多粮足，还怕这两座城攻不下来吗！天下的事儿，都可以轻松拿下了。”于是就让王茂等人率领军队渡江，驻扎在九里。张冲派中兵参军陈光静打开城门迎战，王茂等人把他打败了。陈光静战死，张冲就据城坚守。曹景宗于是占领了石桥浦，军队相连，一直向下到加湖。
荆州派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之带领几千人在夏首和雍州的军队会合。萧衍修筑汉口城来守住鲁山，命令水军主义阳人张惠绍等人在江中巡逻，切断郢城和鲁城之间的通信联络。杨公则率领湘州的军队在夏口会合。萧颖胄命令荆州各路军队都受杨公则指挥，就连萧颖达也归他管。
府里商议要派人去管理湘州事务，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对大家说：“湘州这地方的民情，容易被扰乱，还不太容易相信外人，用武将吧，他们会欺压百姓，用文人呢，又没有足够的威望和谋略；要是想让一州安定，让军民都有饭吃，没人比我更合适了。”于是就任命刘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去管理湘州事务。刘坦以前在湘州待过，对很多人有旧恩，迎接他的人在路上排了很多。他到任后，挑选能干的官吏分别到十个郡，征调百姓运送三十多万斛租米来支援荆州和雍州的军队，从此物资粮食就不缺了。
三月，萧衍让邓元起进驻南堂西渚，田安之驻扎在城北，王世兴驻扎在曲水旧城。丁酉日，张冲病死，骁骑将军薛元嗣和张冲的儿子张孜以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一起守郢城。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中兴元年（公元501年）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与军事博弈，从中可窥见乱世中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与各方势力的生存策略，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解读：
南齐政局：权力真空下的分裂与对抗
东昏侯萧宝卷的统治已显露崩溃迹象。其看似常规的人事任命（如晋安王、建安王的官职调整），实则是在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时的被动维稳。而南康王萧宝融称相国、萧衍从襄阳起兵，标志着南齐内部的分裂已公开化。
萧衍的军事部署体现了其战略眼光：他没有急于集中兵力强攻郢城，而是先分兵控制汉口、鲁山等关键节点，打通粮道并阻断敌军联系，以“兵多食足”为持久战做准备。这种“稳扎稳打”的思路，与东昏侯“遣羽林兵击雍州”的仓促应对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了双方实力与格局的差距。
刘坦治理湘州的案例则展现了乱世中“民心与物资”的重要性。他凭借旧恩稳定地方，迅速征集三十万斛租米支援前线，证明了后勤保障对军事行动的决定性作用——即便在战乱年代，“得民心者得粮草”仍是不变的规律。
北魏政局：少主亲政背后的权力洗牌
北魏孝文帝元恪（时年16岁）的亲政过程充满暗流。咸阳王禧的骄横（试图私调羽林虎贲）、于烈的强硬反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本质是旧勋贵与皇权的冲突。孝文帝通过突然发难（召见诸王并收回权柄），看似完成了权力交接，但将政务委于“幸臣”与外戚，实则埋下了新的隐患。
这段记载揭示了北魏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孝文帝虽有亲政之名，却无掌控全局之实，茹皓、赵修等近臣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而张彝、邢峦因“处分非常”而逃亡，更反映出朝堂上下对新权力格局的恐慌——这种“少主+幸臣”的模式，为后来北魏的内乱埋下伏笔。
共性规律：乱世中的权力逻辑
--实力决定话语权：萧衍能以雍州为基地起兵，在于其提前布局（留弟守襄阳、稳定后方）；北魏于烈敢对抗咸阳王，源于其掌握宿卫兵权。
--后勤是战争核心：萧衍强调“郧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刘坦征集湘州粮米，均说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铁律。
--权力真空必生乱：南齐东昏侯失政导致宗室割据，北魏孝文帝年幼引发近臣专权，印证了“权力不被约束或缺乏核心”时的混乱必然性。
整体而言，这段历史犹如一幅“乱世权力图谱”：南齐的分裂与北魏的内耗，共同构成了南北朝中期的动荡底色。而萧衍的崛起与北魏的衰落，也在此埋下了伏笔——历史的走向，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琐碎的任免、军事部署与权力博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