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四月甲申日，刘宋皇帝封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皇帝不想权力都落在大臣手里，六月戊寅日，把吏部尚书一职分成两人担任，让都官尚书谢庄和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来干这活儿。同时还撤销了五兵尚书这个职位。
早年间晋朝的时候，散骑常侍这个官职那可是相当有分量，和侍中差不多；但后来这个职位变得没啥实权，选人的标准也越来越低。皇帝想重新重视这个职位的人选，就任命当时有名的文人，像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来担任。侍中蔡兴宗就跟别人说：“吏部尚书这个职位很关键很重要，散骑常侍却很清闲没什么事干，光改个名儿，却不改变实际情况，虽然皇上想让它变得重要起来，但人心哪能这么容易改变呢！”结果后来散骑常侍的人选还是不咋地，而吏部尚书依旧那么重要。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评论说：“选拔官员这事儿难啊，以前的帝王就这么说，那都是老早以前的事儿了。按照《周礼》，选拔人才先是从学校开始考察，在乡里评议，再上报给六官，最后才推荐到朝廷。在汉朝的时候，先由州郡积累官员的政绩，五府举荐他们当掾属，三公再考察他们的优缺点，最后由尚书奏报给天子；一个人要经过这么多人考察，所以能选出有才能的人当官，很少有把事儿办砸的。到了魏晋，情况就变了，出的问题可多了去了。人心难测啊，有的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就跟山沟一样深不可测，就算通过言行去考察，都怕考虑不周全，更何况现在这么多官员，一下子就要凭一面之缘来决定，百官的选拔任用都由一个部门说了算，这下可好，歪风邪气就起来了，根本抑制不住。那些人一门心思往上爬，使劲儿巴结讨好，一点廉耻和忠厚的品德都没了；官员腐败，国家衰败，根本没法收拾。就算让龙当纳言官，舜来当皇帝，也不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更何况后来选拔官员的人呢！孝武皇帝虽然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但也没法回到周朝和汉朝那种选拔制度，这就跟朝三暮四没啥区别，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丙申日，北魏皇帝在松山打猎；秋天七月庚午日，前往河西。
南彭城有个叫高阇的老百姓，和一个叫昙标的和尚，用一些妖言蛊惑人心，还和殿中将军苗允等人谋划造反，想拥立高阇当皇帝。结果事情败露，甲辰日，这些人都被处死，死了好几十人。于是皇帝下诏整顿和尚群体，制定各种禁令，对违反的人严惩不贷；只要不是那种戒律精严、修行刻苦的和尚，都让他们还俗。但很多尼姑经常进出皇宫，所以这个制度最后也没能执行下去。
中书令王僧达，从小就聪明机灵，很会写文章，但为人放荡不羁，不受拘束。皇帝刚登基的时候，把他提拔为仆射，地位比颜竣、刘延孙还高。他觉得自己有才华、出身又好，当时没人能比得上，所以一两年内就想着当宰相。结果后来被调任护军将军，心里就很不痛快，觉得不得志，多次上奏请求外调。皇帝不高兴了，于是他的官职慢慢往下降，五年内换了七个职位，还两次被弹劾降职。王僧达既觉得丢人又心怀怨恨，他上奏表的时候，言辞忽高忽低，还喜欢议论时政，皇帝心里已经积攒了一肚子火。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有一次去拜访王僧达，直接坐到他的床上，王僧达让人把他抬出去扔了。太后知道后大怒，坚决要求皇帝杀了王僧达。正好赶上高阇造反，皇帝就趁机诬陷王僧达和高阇一起谋反，八月丙戌日，把他抓起来交给廷尉，最后赐死。
沈约评论说：“君子和小人，是对人的一种分类称呼，遵循道义的就是君子，违背道义的就是小人。所以姜太公从屠夫和渔夫的身份被起用成为周朝的太师，傅说从筑墙的苦役成为商朝的宰相，只要是人才，哪怕出身低微也能被重用。到了两汉时期，这种选才方式还没变：胡广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最后做到了三公和宰相的位置；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却在京城很有名望，不像后来分成了两条道。魏武帝刚开始设立九品中正制，本来是为了评定人才的优劣，不是看门第高低。但那些中正官和世俗之人，跟着形势走，凭借家族背景互相攀比欺压；这样沿袭下来，就成了固定的制度。周朝和汉朝的做法，是让有智慧的人管理愚笨的人，魏晋以来，变成了以高贵的身份奴役低贱的人，士族和庶族的区别，就变得很明显了。
裴子野又评论说：“古时候，只要品德和道义值得尊重，不管是做小买卖的还是干啥的都能被任用；要是人不行，就算出身世族又有啥用！名门望族的子孙，也可能和普通老百姓没啥区别；士族和庶族虽然有区分，但本来也没有什么贵贱之分。从晋朝开始，情况慢慢变了，出身民间的奇才能在仕途上崭露头角；到了晋朝末年，就只看重门第了。从那以后，三公的儿子就看不起九卿的家族，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的孙子，就不把县令、县长的家当回事儿；互相之间骄横自大，为了一点小事就争来争去，只看门第，不管有没有才能。像谢灵运、王僧达这种有才华但轻狂浮躁的人，要是出生在寒门，估计早就栽跟头了；再加上他们仗着家族的庇护，招来灾祸也是活该。
九月乙巳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丙寅日，北魏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甲戌日，北魏皇帝往北巡视，打算攻打柔然，到了阴山的时候，下起了雨雪，皇帝就想回去。太尉尉眷说：“咱们这次出动这么多人马，就是为了威慑北方的敌人，现在离都城不远就回去，敌人肯定怀疑咱们国内出事儿了。将士们虽然冷，但不能不前进啊。”皇帝听了他的话，辛卯日，军队驻扎在车仑山。
积射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东边修筑了两座城。北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来攻打，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奋起抵抗，把魏军打败了。殷孝祖是殷羡之的曾孙。刘宋皇帝派虎贲主庞孟虬带兵去救援清口，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也派中兵参军苟思达去帮忙，在沙沟把魏军打败了。颜师伯是颜竣的族兄。皇帝又派司空参军卜天生带兵和傅乾爱以及中兵参军江方兴一起攻打魏军，多次打败魏军，斩杀了魏军将领窟瑰公等好几个人。十一月，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率领三万骑兵来帮封敕文攻打青州，颜师伯带兵抵御，辅国参军焦度把皮豹子刺下马，缴获了他的铠甲、长矛和战马装备，还亲手杀了几十个人。焦度本来是南安氐族人。
北魏皇帝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十五万辆战车去攻打柔然，大军穿过大漠，旌旗飘扬了一千里地。柔然的处罗可汗远远地逃走了，他的一个部落乌朱驾颓等人率领几千部落向北魏投降。北魏皇帝刻了石碑记录战功后才回来。
当初，刘宋皇帝在江州的时候，山阴人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是典签；等皇帝登基后，把他们都任命为南台侍御史，还兼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年，这三个典签因为在皇帝刚起兵的时候参与了密谋，都被赐爵为县男；蔡闲已经去世，就追赐给他。当时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不太信任大臣；但又得找些贴心的人帮忙，就把事情托付给他们。戴法兴对历史很了解，一直深受皇帝亲近和优待。鲁郡的巢尚之，出身一般，但读过些文史书籍，被皇帝赏识，也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选拔、授官、调动、诛杀、赏赐等重大决策，皇帝都和戴法兴、巢尚之一起商量；朝廷内外各种杂事，大多交给戴明宝处理。这三个人在当时权力很大，戴法兴和戴明宝还大肆收受贿赂，只要他们推荐的人，说的事儿，没有办不成的，天下人都来巴结他们，家门口热闹得跟集市一样，他们的家产都积累到千金之多。
只有吏部尚书顾觊之不买戴法兴等人的账。蔡兴宗和顾觊之关系不错，觉得他太讲风骨气节，有点过于严厉了，顾觊之说：“辛毘说过：‘孙权、刘备最多不过是让我当不了三公罢了。’我一直觉得：‘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不是靠智力能改变的，只应该自己恭谨守道；但那些糊涂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妄想通过侥幸获得成功，白白损害了正道，其实和得失没什么关系。’”于是让他的侄子顾原按照这个意思写了一篇《定命论》来解释自己的想法。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朝宋孝武帝时期的政治生态与社会风貌，其中诸多现象既折射出时代的特殊性，也暗含着权力运作的普遍规律，值得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
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博弈：制度调整的表面化
孝武帝“不欲权在臣下”，通过拆分吏部尚书、削弱五兵尚书职权等手段分散相权，看似是制度革新，实则暴露了皇权对官僚体系的深层不信任。裴子野尖锐指出，这种“分曹为两”的调整仅是“朝三暮四”的形式变化，未触及选官制度的核心弊端——从周汉的“众阅其才”到魏晋的“专断于一司”，选官标准从“德才”沦为“门第与私情”，导致“官邪国败”。
这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当权力缺乏制度性约束，仅靠皇权主观调整机构设置，不仅无法根治腐败与低效，反而会因决策碎片化加剧官场乱象。孝武帝试图以“名”（职位拆分）重塑权力平衡，却忽视“实”（选官标准与监督机制），最终陷入“换汤不换药”的困境。
选官制度的堕落：从“唯才是举”到“门第固化”
沈约与裴子野的评论直击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核心矛盾。魏武初创九品中正制本为“论人才优劣”，但到南朝已彻底异化为“凭藉世资”的工具——“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门第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
王僧达的悲剧正是这种制度的缩影：他凭借“名公子孙”的身份恃才傲物，既鄙视寒门（如羞辱路太后外戚），又因未获预期权位而怨怼时政，最终因皇权与士族的矛盾被赐死。裴子野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谢灵运、王僧达这类才华之士，若生于寒族或许还能收敛锋芒，而“怙其庇廕”反而加速了其覆灭。这说明，当“贵役贱”成为常态，无论士族还是寒门，都可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宗教与政治的纠缠：皇权对宗教的控制与失控
高阇、昙标以“妖妄相扇”谋逆，引发孝武帝“沙汰诸沙门”的政策，但因“诸尼多出入宫掖”而“竟不能行”。这一事件反映了宗教在南朝的复杂角色：一方面，佛教因深入宫廷与民间，成为潜在的社会动员力量，威胁皇权；另一方面，皇室对佛教的依赖（如后宫与僧尼的密切联系）又使其难以真正禁绝。
皇权对宗教的态度始终摇摆于“利用”与“压制”之间：既想借助宗教巩固思想统治，又恐惧其组织力量失控。这种矛盾导致政策反复无常，暴露了专制皇权在社会治理中的局限性——无法以理性手段平衡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只能依赖暴力威慑，最终往往因权力网络的渗透而失效。
亲信政治的悖论：集权与腐败的共生
孝武帝“亲览朝政，不任大臣”，将权力委于戴法兴、巢尚之等亲信，形成“凡选授迁徙诛赏大处分，皆与法兴、尚之参怀”的格局。这种亲信政治本是为了强化皇权、削弱官僚集团，却催生了“大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的腐败生态。
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专制皇权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只能依赖“自己人”实现集权，但“自己人”同样面临权力诱惑，且因依附皇权而更难被制约。顾觊之拒绝依附权贵，却只能以“定命论”自我宽慰，折射出士大夫在亲信政治下的无力——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退守虚无，难以撼动体制性腐败。
结语：时代困境的缩影
孝武帝时期的种种乱象，本质上是魏晋以来“士族政治”与“皇权强化”碰撞的产物。皇权试图通过分散权力、重用亲信打破士族垄断，却因缺乏制度革新而陷入更低效的腐败；选官制度的门第固化既窒息了人才流动，又激化了阶层矛盾；宗教与政治的纠缠则暴露了专制统治在思想与社会控制上的两难。
这些问题不仅是南朝的时代病，更揭示了传统集权体制的共性困境：当权力运作依赖“人治”而非“制度”，当社会流动被身份壁垒阻断，任何局部调整都难以根治系统性危机，最终只能在循环往复的动荡中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