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壬寅年）
春天，正月初一，朝廷下诏书痛批桓玄的罪状，任命尚书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还给他加了黄钺这一特殊权限。又派镇北将军刘牢之当先锋都督，前将军谯王尚之殿后，顺便大赦天下，改了年号，全国进入戒严状态；还给会稽王道子加了太傅的头衔。
元显想把姓桓的一锅端。中护军桓修是骠骑长史王诞的外甥，王诞正得元显宠信，就替桓修他们说好话，说他们跟桓玄不是一路人，元显这才罢手。这王诞，是王导的曾孙。
张法顺跟元显说：“桓谦兄弟老给上游当眼线，得把他们斩了以绝后患。而且这事能不能成，全看前锋，可刘牢之这哥们儿反复无常，万一他变卦，咱立马就得玩完。不如让刘牢之去杀桓谦兄弟，表表忠心，他要是不听，咱就先下手为强收拾他。”元显却表示：“现在离了刘牢之，咱都摸不清桓玄的底细；而且刚动手就杀大将，容易人心惶惶。”坚决不同意。又因为桓家在荆州一带根基太深，当年桓冲还特有威望，桓谦又是桓冲的儿子，就把桓谦从骠骑司马提拔为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想靠这拉拢西边的人心。
正月初八，燕国慕容拔攻打魏国的令支戍，拿下了，宿沓干跑路了，还活捉了魏国辽西太守那颉。燕国任命慕容拔为幽州刺史，镇守令支，让中坚将军辽西人阳豪当本郡太守。正月十八，任命章武公慕容渊为尚书令，博陵公慕容虔为尚书左仆射，尚书王腾为右仆射。
正月十九，魏国材官将军和突攻打黜弗、素古延等部落，把他们揍趴下了。早先，魏主拓跋珪派北部大人贺狄干送一千匹马来秦国求亲，秦王姚兴听说拓跋珪已经立了慕容氏当皇后，就把贺狄干扣下了，亲事也黄了；没弈干、黜弗、素古延都是秦国的附属国，魏国却去打他们，这下秦、魏两家彻底结下梁子。正月二十一，拓跋珪搞了场大规模阅兵，命令并州各郡在平阳的乾壁囤积粮食，防备秦国。
柔然的社仑正跟秦国关系铁，派将领去救黜弗、素古延；正月二十二，和突迎头一击，把柔然军打得稀里哗啦，社仑带着部落远遁漠北，抢占了高车的地盘。斛律部的首领倍侯利去打社仑，结果被虐惨了，倍侯利只好投奔魏国。社仑这时候又往西北打匈奴的残余部落日拔也鸡，也大胜，于是吞并了各个部落，兵马强盛，在北方成了老大。他的地盘西边到焉耆，东边接朝鲜，南边临大漠，周边小国都得听他的。他自称豆代可汗，还制定了规矩：一千人编为一军，军有将军；一百人编为一幢，幢有幢帅。打仗时冲在前面的就赏战利品，怂包就用石头砸脑袋弄死。
秃发傉檀打下了显美，抓住孟祎还数落他，嫌他不早点投降。孟祎说：“我受吕氏大恩，拿着符节守地盘；要是您大军刚到，我就举白旗，恐怕会被您手下人看不起啊。”秃发傉檀听了，放了他还挺尊敬他，迁了两千多户人家回去，想让孟祎当左司马。孟祎推辞道：“吕氏要完犊子了，您这边肯定会拿下河右，这事儿不管聪明人还是糊涂蛋都明白。但我守城没守住，再占着这么大的官，心里实在不踏实。要是能蒙您恩惠，让我去姑臧受死，那我死也值了。”秃发傉檀觉得他够意思，就放他回去了。
东边地区遭了孙恩之乱，接着又闹饥荒，漕运也跟不上。桓玄还封锁了长江水路，商旅行人全断了，公家私家都缺粮，只能用麸皮、橡子给士兵当饭。桓玄本来觉得朝廷一堆烦心事，肯定没空来收拾他，正打算养精蓄锐瞅机会。等朝廷大军要出发时，他堂兄太傅长史石生偷偷送信给他。桓玄吓坏了，想收拢人马守江陵。长史卞范之说：“老大您威名远扬，元显还是个毛孩子，刘牢之早就失了人心，要是咱把兵开到京城附近，跟他们讲清利害，他们肯定立马崩盘，哪有把敌人放进来，让自己陷入困境的道理！”桓玄听了他的，留桓伟守江陵，自己则上表朝廷，还发檄文痛骂元显，起兵往东打。檄文一到，元显吓得够呛。二月初七，皇帝在西池给元显饯行，元显上了船却迟迟不出发。
二月十四，魏国常山王拓跋遵等人打到高平，没弈干扔下部众，带着几千骑兵和刘勃勃逃到秦州。魏军追到瓦亭，没追上就回来了，把没弈干的仓库物资全抄了，得马四万多匹，杂畜九万多头，把他的部民迁到代都，剩下的小部落都散了。平阳太守贰尘又去侵扰秦国河东地区，长安城里人心惶惶，关中各城白天都关门，秦国人赶紧练兵，准备找魏国算账。
秦王姚兴立儿子姚泓为太子，大赦天下。姚泓这小子孝顺友爱，性格宽厚，喜欢文学，能说会道，但就是太懦弱还老生病。姚兴想立他当继承人，又犹豫不决，过了好久才定下来。
姑臧闹起大饥荒，一斗米卖到五千钱，都开始人吃人了，饿死的有十多万。城门白天都关着，打柴的路也断了，老百姓请求出城当胡人的奴婢，一天就有几百人。吕隆讨厌他们动摇人心，把这些人全活埋了，路上尸体堆得满满的。沮渠蒙逊带兵攻打姑臧，吕隆派人向河西王利鹿孤求救，利鹿孤派广武公傉檀带一万骑兵去救。还没到呢，吕隆就打败了沮渠蒙逊，沮渠蒙逊请求结盟，留了一万多斛粮食就撤了。傉檀到了昌松，听说沮渠蒙逊退了，就迁了泽段冢的五百多户人家回去。
中散骑常侍张融跟利鹿孤说：“焦朗兄弟占着魏安，偷偷跟姚氏勾结，反复无常，现在不收拾他们，以后肯定是朝廷的麻烦。”利鹿孤派傉檀去征讨，焦朗反绑着自己出城投降，傉檀把他送到西平，把他的部民迁到乐都。
桓玄从江陵出发，心里没底，总想着要是搞砸了就往西撤退。等过了寻阳，没见到朝廷的军队，心里美滋滋的，将士们士气也上来了。庾楷的阴谋败露，被桓玄关了起来。二月十八，朝廷派齐王柔之拿着驺虞幡去荆、江二州，让他们停战，结果被桓玄的前锋杀了。这柔之，是司马宗的儿子。
二月二十八，桓玄到了姑孰，派部将冯该等人攻打历阳，襄城太守司马休之据城死守。桓玄的军队切断洞浦，烧了豫州的战船。豫州刺史谯王尚之带九千步兵在浦上列阵，派武都太守杨秋驻守横江，结果杨秋直接投降了桓玄。尚之的部众溃散，他自己逃到涂中，被桓玄抓住了。司马休之出战失败，弃城跑路。
刘牢之本来就讨厌骠骑大将军元显，怕桓玄被灭了之后，元显更嚣张，又怕自己功劳太大，被元显容不下。而且他觉得自己有本事有兵力，想借桓玄的手除掉执政的人，再找机会收拾桓玄，所以不肯去打桓玄。元显整天醉醺醺的，让刘牢之当先锋，刘牢之好几次上门求见，都见不着。后来皇帝出面给元显饯行，才在公开场合碰到一次。
【内核解读】
公元402年的这段历史，就像一场多方混战的权力真人秀，各方势力在“生存”与“夺权”的终极目标下展开博弈，每个决策都藏着算计，却又难逃人性弱点与局势惯性的反噬，充满了现代管理学与博弈论的经典案例。
朝廷决策：在“刚愎”与“妥协”间摇摆的败局
元显作为征讨桓玄的总指挥，从一开始就暴露了领导能力的致命缺陷。他想对桓氏宗族“一刀切”诛杀，却因亲信一句话就放弃，这种决策的随意性埋下了隐患。张法顺的建议其实精准点出了核心矛盾——桓谦兄弟的间谍风险与刘牢之的忠诚度问题，这就像现代企业中对“内鬼”与“关键员工稳定性”的担忧。但元显的拒绝理由堪称“教科书级错误”：既依赖刘牢之的情报又不信任其忠诚，既忌惮桓氏势力又试图用官职拉拢，这种“又打又拉”的模糊策略，让团队失去了明确的行动准则。
更讽刺的是，元显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的操作，本质是想搞“统战”，却忽视了桓氏家族的利益绑定远比个人恩怨更深。就像现代职场中，试图用职位安抚竞争对手的核心成员，却没意识到对方的家族归属感远超个人野心，最终只会让对手势力在关键区域合法化。而元显本人“日夜昏酣”、拒绝见核心将领刘牢之的做派，更是把“领导失职”写在了脸上——连沟通渠道都懒得维护，还指望团队能高效执行战略？
桓玄起兵：赌徒式决策与局势红利的碰撞
桓玄的起兵堪称“反向操作”的典范。初期他听到朝廷出兵就想跑路，完全是“小老板遇大厂打压”的本能恐慌。但卞范之的劝谏点醒了他：对手看似强大却内部松散（元显幼稚、刘牢之离心），自身优势（威名、地理）被低估。这就像现代商战中，小企业发现巨头内部矛盾后，果断放弃防御转向进攻，用“焦点战”撕开缺口。
桓玄的“东下之路”充满了戏剧性：从“常为西还之计”的忐忑，到“不见官军”后的士气暴涨，再到杀劝和使者、快速拿下历阳，完美诠释了“气势比实力更重要”的战场法则。但他囚禁庾楷的行为也暴露了狠辣本性——对潜在威胁绝不手软，这种“清除异己”的铁腕，既是凝聚力的来源，也为后来的众叛亲离埋下伏笔。
北方混战：弱肉强食法则下的势力洗牌
北魏与秦国的决裂、柔然的崛起，构成了北方版“权力的游戏”。拓跋珪求亲被拒就动武，典型的“面子受损就掀桌子”，而攻打秦国附属国的操作，像极了现代国际关系中“制裁盟友等于打我脸”的逻辑，直接引爆冲突。柔然社仑的逆袭更具传奇性：从被击败到吞并高车、匈奴部落，靠的是明确的奖惩制度——“先登者赐虏获，畏懦者石击其首”，这简直是古代版“绩效考核体系”，用重赏重罚激发战斗力，最终打造出横跨大漠的势力版图。
秃发傉檀与孟祎的互动则展现了乱世中的“道德牌”玩法。孟祎拒绝投降的理由“受吕氏厚恩”，本质是用“忠义”给自己留后路；而秃发傉檀“释而礼之”“义而归之”的操作，堪称古代“公关满分案例”——既彰显了自己的宽宏大量，又在道德上碾压对手，比单纯杀戮更能收服人心。这就像现代企业竞争中，用“价值观输出”替代“价格战”，反而能赢得更多潜在盟友。
民生困局：权力斗争下的底层悲歌
姑臧的大饥荒是这段历史最沉重的底色。“米斗五千钱”“人相食”“积尸盈路”的描述，揭开了权力游戏的残酷真相：顶层的权谋博弈，最终买单的是底层百姓。吕隆坑杀求为奴婢者的行为，是典型的“维稳式暴政”——用极端手段掩盖治理失败，结果只会加速崩溃。而桓玄“禁断江路”导致“公私匮乏，以粰、橡给士卒”，则暴露了战争对经济的毁灭性：交通断绝、物资短缺，再强大的军队也得靠“吃树皮”维持，这像极了现代制裁中“经济命脉被掐断”的困境。
人物群像：性格决定命运的经典注脚
刘牢之的“反覆”是乱世武将的生存哲学：既不想被元显控制，又想借桓玄夺权，这种“骑墙派”心态最终只会被双方抛弃，就像现代职场中“脚踏两条船”的人，看似聪明实则两头不讨好。姚兴立太子的犹豫，则体现了“继承人难题”的永恒性——选贤还是选亲？选能力还是选性格？这种纠结在家族企业传承中屡见不鲜。
总的来说，元兴元年的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决策的短视、人性的贪婪、团队的内耗、民生的脆弱，在权力的漩涡中交织成乱世图景。无论是朝廷的低效、桓玄的逆袭，还是北方的混战，都在诉说一个真理：没有永远的强者，只有顺应局势又守住底线的生存者，而那些忽视核心矛盾、放纵人性弱点的势力，终将被历史的浪潮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