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丙戌年）
开春正月戊申这天，拓跋珪在牛川召集大伙儿开大会，直接登上了代王的宝座，还把年号改成了登国。他任命长孙嵩当南部大人，叔孙普洛做北部大人，让他俩分别管理手下人。又让上谷的张兖当左长史，许谦当右司马，广宁的王建、代地的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人做外朝大人，奚牧当治民长，这些人都负责守卫工作和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长孙道生、贺毘等人则在身边跟着，负责传达命令。王建娶了代王什翼犍的女儿；庾岳是和辰的弟弟；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子。
燕王慕容垂直接称帝了。
后秦王姚苌到了安定。
南安的秘宜带着五万多羌人、胡人攻打乞伏国仁，乞伏国仁带着五千士兵迎击，把他们打得大败。秘宜逃回南安。
鲜于乞杀翟真的时候，翟辽逃到黎阳，黎阳太守滕恬之特别信任他。滕恬之喜欢打猎，不爱护士兵，翟辽暗地里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滕恬之向南攻打鹿鸣城，翟辽在后面关起城门不让他进；滕恬之向东逃到鄄城，翟辽追上去把他抓住，于是占据了黎阳。豫州刺史朱序派将军秦膺、童斌和淮、泗各郡一起讨伐翟辽。
前秦益州牧王广从陇右带兵到枹罕攻打河州牧毛兴，毛兴派建节将军卫平率领他的同宗一千七百人连夜袭击王广，把他打得大败。二月，前秦秦州牧王统派兵帮助王广攻打毛兴，毛兴据城坚守。燕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兴，设置公卿尚书等百官，修缮宗庙、社稷。
西燕主慕容冲喜欢待在长安，又害怕燕王慕容垂强大，不敢向东回去，就督促农耕、建造房屋，做长久安居的打算，鲜卑人都怨恨他。左将军韩延趁着大家心里不满，攻打慕容冲，把他杀了，立慕容冲的部将段随为燕王，改年号为昌平。
当初，张天锡向南逃跑的时候，前秦长水校尉王穆藏起他的世子张大豫，和他一起逃到河西，投靠秃发思复鞬，秃发思复鞬把他们送到魏安。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人聚集几千士兵迎接张大豫做首领，攻打吕光的昌松郡，攻了下来，抓住太守王世强。吕光派辅国将军杜进反击，杜进的军队战败，张大豫进逼姑臧。王穆劝他说：“吕光粮食充足、城池坚固，兵力精锐，逼近他没好处；不如横扫岭西，整顿军队、积累粮食，然后向东和他争夺，不到一年，就能拿下吕光。”张大豫不听，自称抚军将军、凉州牧，改年号为凤凰，任命王穆为长史，向各郡县发布檄文，王穆去劝说岭西各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都起兵响应他，有三万人马，据守杨坞。
代王拓跋珪迁到定襄的盛乐，鼓励农耕、让百姓休养生息，国内的人都挺满意。
三月，实行大赦。
泰山太守张愿献出郡城反叛，投降翟辽。当初，谢玄想让朱序驻守梁国，自己驻守彭城，以此向北巩固黄河沿岸，向西支援洛阳。朝廷商议认为征战时间太长，想让谢玄设置防守后回来。恰逢翟辽、张愿接连反叛，北方动荡不安，谢玄请罪，请求解除职务，皇帝下诏安慰他，让他回到淮阴。
燕主慕容垂追尊母亲兰氏为文昭皇后，想把文明段后迁走，让兰后和太祖配享祭祀，下诏让百官商议，大家都认为应该这样。博士刘详、董谧认为：“尧的母亲是帝喾的妃子，位在第三，不因为尊贵而凌驾于姜原之上。圣明的道理，以公平为先；文昭后应该另立庙宇。”慕容垂发怒，逼迫他们，刘详、董谧说：“皇上想做的事，不用问我们。我们按照经典遵循礼仪，不敢有二心。”慕容垂于是不再问儒生们，最终迁走段后，让兰后代替她。又因为景昭可足浑后颠覆国家，追废了她；尊烈祖昭仪段氏为景德皇后，和列祖配享祭祀。
崔鸿说：“齐桓公命令诸侯不能把妾立为妻。丈夫对于妻子，尚且不能用妾来代替，何况儿子改换他的母亲呢？《春秋》所说的母以子贵，是指君母去世后，可以把妾母当作小君；至于在宗庙祭祀，成风最终也不能和庄公配享。君主、父亲的所作所为，臣子、儿子必然会跟着效仿，就像声音和影子一样。慕容宝逼迫杀害他的母亲，就是由慕容垂开的头。尧、舜的禅让，尚且导致了子之、燕王哙的祸乱，何况违背礼仪放纵私情呢？从前文姜对桓公有罪，《春秋》也没有废除她。可足浑氏虽然在前朝有罪，但小君的礼仪已经完成；慕容垂因为私人怨恨废了她，又立兄长没有儿子的妾，都是不符合礼仪的。
刘显从善无向南逃到马邑，他的族人奴真率领部下投降代国。奴真有个哥哥叫犍，先在贺兰部，奴真对代王拓跋珪说，请求召回犍并把自己的部下让给他；拓跋珪答应了。犍统领部下后，派弟弟去斤送给贺讷黄金和马匹。贺染干对去斤说：“我对待你们兄弟很好，你现在统领部下，应该来归顺我。”去斤答应了。奴真生气地说：“我们从祖父以来，世代都是代国的忠臣，所以我把部下让给你们，是想做道义之事。现在你们不像话，竟然谋划叛国，道义在哪里！”于是杀了犍和去斤。贺染干听说后，带兵攻打奴真，奴真逃到代国。拓跋珪派使者责备贺染干，贺染干才停止。
西燕左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袭击段随，把他杀了；立宜都王的儿子慕容顗为燕王，改年号为建明，率领鲜卑男女四十多万人离开长安向东去。慕容恒的弟弟护军将军慕容韬，在临晋引诱慕容顗，慕容恒发怒，丢下慕容韬离开。慕容永与武卫将军刁云率领部众攻打慕容韬。慕容韬战败，逃到慕容恒的军营。慕容恒立西燕主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为帝，改年号为建平，追谥慕容冲为威皇帝。大家都离开慕容瑶投奔慕容永，慕容永抓住慕容瑶，杀了他，立慕容泓的儿子慕容忠为帝，改年号为建武。慕容忠任命慕容永为太尉，代理尚书令，封为河东公。慕容永执法宽厚公平，鲜卑人都安定下来。到了闻喜，听说燕主慕容垂已经称帝，不敢前进，修筑燕熙城居住。
【内核解读】
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北方各族政权更迭频繁，军事冲突此起彼伏，政治伦理与权力规则在乱世中被反复撕扯，诸多关键事件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历史走向，从中可窥见那个大分裂时代的本质特征。
政权更迭：权力真空下的群雄逐鹿
这一年的北方政坛，最显着的特征是政权的密集更替与权力的重新洗牌。正月，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国，标志着北魏政权的前身正式重建。拓跋珪的崛起并非偶然，他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初步的官僚体系——以长孙嵩、叔孙普洛分掌南北部大人，设置长史、司马、外朝大人等职官，既保留了鲜卑部落的传统治理模式，又吸收了中原王朝的官僚架构，为北魏后来的壮大奠定了制度基础。这种“胡汉杂糅”的治理智慧，成为拓跋氏区别于其他游牧政权的关键优势。
与此同时，慕容垂在中山称帝，建立后燕，改元建兴，完善官僚体系与宗庙制度，显示出重建慕容氏霸业的决心。而西燕则陷入了疯狂的内耗：慕容冲因留恋长安、不思东归引发鲜卑部众不满，被左将军韩延诛杀；随后段随、慕容顗、慕容瑶、慕容忠先后被立为燕王，一年内四易其主，政权动荡程度堪称十六国之最。西燕的乱象折射出游牧政权“兄终弟及”“强者为王”的继承困境——缺乏稳定的继承制度，权力交接往往伴随血腥政变，最终导致西燕在与后燕的竞争中逐渐衰落。
军事冲突：生存逻辑下的实力博弈
这一年的军事格局呈现出多线混战、强弱不定的特点。乞伏国仁以五千兵力大破南安秘宜五万羌胡联军，展现出新兴势力的强悍战斗力；王广与毛兴在枹罕的攻防战，则反映了前秦瓦解后地方军阀的割据混战；吕光与张大豫在凉州的对峙，预示着河西走廊即将迎来“五凉争霸”的时代。这些战争的本质，都是各方势力为争夺生存空间、人口资源与战略要地而进行的实力博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翟辽的崛起：他利用黎阳太守滕恬之“喜畋猎，不爱士卒”的弱点，以“施奸惠收人心”的手段夺取黎阳，随后联合泰山太守张愿叛晋，引发北方骚动。这一事件揭示了乱世中“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即便是割据政权，若失去基层支持，也会被内部势力轻易颠覆。而谢玄因北方骚动自请解职，则反映了东晋在淝水之战后无力北伐、战略收缩的无奈处境。
礼制争议：权力合法性的文化争夺
慕容垂的“迁后之争”是这一年最具争议的文化事件。他为尊崇生母兰氏，欲迁走文明段后神位，将兰氏配享太祖，遭到博士刘详、董谧以“尧母不陵姜原”“经礼公义”为由反对。崔鸿在《十六国春秋》中尖锐批评此举“违礼纵私”，认为“夫之于妻犹不可以妾代之，况子而易其母乎”。这场争议的本质，是权力合法性与传统礼制的碰撞。
慕容垂的行为看似是“子为母贵”的情感表达，实则是通过重构宗庙礼制强化个人权威的政治手段。他同时追废“倾覆社稷”的可足浑后，立兄妾段氏为景德皇后，进一步将礼制服务于政治需求。这种“以礼谋权”的做法，虽然暂时巩固了权力，却破坏了礼制的严肃性，正如崔鸿所言“君父之所为，臣子必习而效之”，为后来慕容宝逼杀生母埋下了伦理隐患。礼制在乱世中成为权力的工具，折射出传统价值体系的崩坏。
部落矛盾：游牧传统与集权需求的冲突
刘显族人奴真的“杀兄拒叛”事件，暴露了鲜卑部落联盟的结构性矛盾。奴真本欲让部位于兄犍，却因犍与去斤图谋投靠贺染干而痛下杀手，最终引发与贺染干的军事冲突。这一事件反映了游牧部落“血缘认同”与“政权忠诚”的张力：奴真以“世为代忠臣”自居，将对拓跋珪的忠诚置于部落血缘之上，而犍与去斤则仍固守部落依附的传统观念。
拓跋珪对贺染干的“遣使责止”，则显示出新兴政权对部落联盟的控制力正在增强。这种矛盾的实质，是游牧社会的分散性与集权政治的统一性之间的冲突。拓跋珪通过处理此类事件，不断强化王权对部落的掌控，为北魏从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型积累了经验。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法则与文明困境
太元十一年的历史事件，集中体现了十六国时期的三大核心困境：政权合法性的脆弱性——多数政权依赖武力崛起，缺乏稳定的继承制度与文化认同；治理模式的摇摆性——胡汉杂糅的制度探索中，传统部落制与中原官僚制始终存在张力；价值体系的混乱性——礼制沦为权力工具，道德伦理让位于生存逻辑。
然而，正是在这种混乱与冲突中，历史孕育着新的可能性：拓跋珪的制度建设为北魏统一北方埋下伏笔，慕容垂的礼制改革暴露了游牧政权“汉化”的深层矛盾，河西走廊的割据则为中原文化的保存提供了空间。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中孕育大融合”的历史底色，也为后世王朝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
总的来说，太元十一年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个“缩影年份”，它的混乱与动荡既是乱世的常态，也是历史重构的必经阶段。在权力与伦理、传统与变革、胡与汉的碰撞中，中国北方正在缓慢孕育着新的统一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