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壬子年）
春天，正月辛卯这天，发生了日食。
秦国丞相苻雄等人请求秦王苻健正式称帝，依照汉、晋的旧例，没必要效仿石氏刚开始那样。苻健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登上皇帝位，宣布大赦天下。各位公爵都晋爵为王。并且大家说单于这个职位是用来统一管理各少数民族的，不适合天子兼任，于是就把单于之位给了太子苻苌。
司马勋退回汉中后，杜洪、张琚驻军在宜秋。杜洪觉得自己出身名门大族，就轻视张琚，结果张琚一怒之下把杜洪杀了，自己称帝，改年号为建昌，国号为秦。
刘显攻打常山，魏国皇帝冉闵留下大将军蒋干辅佐太子冉智守卫邺城，自己率领八千骑兵去救援。刘显的大司马、清河王石宁献出枣强，投降了魏国。冉闵进攻刘显，把他打败，一路追到襄国。刘显的大将军曹伏驹打开城门迎接冉闵。冉闵进城后，杀了刘显以及他手下的公卿等一百多人，还焚烧了襄国的宫殿，把襄国的百姓迁到邺城。赵国的汝阴王石琨带着他的妻妾来投奔东晋，结果在健康的集市上被斩首，石氏家族就此灭绝。
尚书左丞孔严对殷浩说：“最近大家的情绪，真的让人寒心，不知道您打算怎么稳住局面。我觉得应该明确各自职责，就像韩信、彭越负责征战讨伐，萧何、曹参掌管国家内政，内外的职责，都要有专人负责。您要多想想廉颇、蔺相如为了国家屈身相让的大义，陈平和周勃为了国家和睦相处的谋略，让大家亲密无间，这样才能保住大业、成就功勋。您看看最近来投降归附的那些人，都是人面兽心，贪婪又无情，恐怕很难用道义去感化他们。”殷浩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孔严是孔愉的侄子。
殷浩上疏请求向北出兵到许昌、洛阳，朝廷下诏同意了。任命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进驻寿春。但谢尚没能安抚好张遇，张遇很生气，占据许昌反叛，派他的将领上官恩占据洛阳，乐弘在仓垣攻打督护戴施，殷浩的军队没办法前进。三月，朝廷命令荀羡镇守淮阴，不久又让他监管青州诸军事，还兼任兖州刺史，镇守下邳。
乙巳这天，燕国的慕容俊回到蓟城，逐步把军队中的文武官员、士兵和百姓的家属迁到蓟城。
姚弋仲有四十二个儿子，他病重的时候，对儿子们说：“石氏对我不薄，我本来想为他们尽力。现在石氏已经灭亡，中原没有君主。我死后，你们要赶紧归附东晋，一定要坚守臣子的气节，别做不义之事！”姚弋仲去世后，他的儿子姚襄秘不发丧，率领六万户人家向南攻打阳平、元城、发干，都攻下来了，然后驻军在碻磝津，任命太原人王亮为长史，天水人尹赤为司马，太原人薛瓒、略阳人权翼为参军。姚襄和秦军交战，战败，损失了三万多户人家，往南逃到荥阳，才为姚弋仲发丧。后来又与秦国将领高昌、李历在麻田交战，他的马被流箭射中死了。他弟弟姚苌把自己的马给姚襄，姚襄问：“你怎么办？”姚苌说：“只要哥哥能脱身，这些小子肯定不敢害我！”正好援兵赶到，他们俩都幸免于难。尹赤投奔了秦国，秦国任命尹赤为并州刺史，镇守蒲阪。
姚襄于是率领部众归附东晋，还送了五个弟弟去做人质。朝廷下诏让姚襄驻军谯城，姚襄单人匹马渡过淮河，到寿春去见谢尚。谢尚早就听说过姚襄的名声，下令撤去护卫，戴着头巾就去见他，两人相谈甚欢，就像老朋友一样。姚襄学问广博，善于谈论，江东的人都很敬重他。
魏国皇帝冉闵攻克襄国后，就带着人马在常山、中山等郡四处找吃的。赵国的立义将军段勤聚集了胡、羯族一万多人，占据绎幕，自称赵帝。夏天四月甲子这天，燕国的慕容俊派慕容恪攻打魏国，慕容霸等人攻打段勤。
魏国皇帝冉闵准备和燕军开战，大将军董闰、车骑将军张温劝谏说：“鲜卑人乘胜而来，士气正盛，而且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咱们先避一避，等他们骄傲懈怠了，我们再增兵攻打他们。”冉闵生气地说：“我打算带着这些人平定幽州，斩杀慕容俊。现在遇到慕容恪就躲避，别人会怎么看我！”司徒刘茂、特进郎闿互相说：“咱们君主这次出征，肯定回不来了，我们干嘛要坐着等死，受那羞辱！”说完两人都自杀了。
冉闵驻军在安喜，慕容恪带兵追过来。冉闵又往常山去，慕容恪继续追，丙子这天，在魏昌的廉台追上了。冉闵和燕军打了十仗，燕军都没打赢。冉闵向来以勇猛出名，他带领的士兵也很精锐，燕国人都挺怕他。慕容恪巡视战阵，对将士们说：“冉闵有勇无谋，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他的士兵又饿又累，虽然武器装备精良，但实际上很难发挥作用，不难打败他们！”冉闵带领的大多是步兵，而燕军都是骑兵，冉闵就带兵往树林里走。慕容恪的参军高开说：“我们骑兵在平地作战才有优势，如果冉闵进了树林，就不好控制他了。应该赶紧派轻骑兵去拦截他，等和他交战就假装逃跑，把他引诱到平地上，然后就能攻击他了。”慕容恪听从了这个建议。魏军果然回到平地，慕容恪把军队分成三部，对将领们说：“冉闵性情轻率急躁，又觉得自己人少，肯定会拼了命和我们死战。我们把中军的阵势布置得坚厚些，等着他来，等他和我们交战，你们从旁边夹击，肯定能取胜。”于是挑选了五千擅长射箭的鲜卑人，用铁链把他们的马连起来，摆成方阵向前推进。冉闵骑的骏马叫朱龙，日行千里。冉闵左手拿着双刃矛，右手拿着钩戟，冲入燕军阵中，斩杀了三百多人。他看到一个大的旗帜，知道是燕军的中军，就直接冲过去。燕军的另外两支军队从旁边夹击，把冉闵打得大败。燕军把冉闵重重包围，冉闵突围向东跑了二十多里，朱龙突然倒地死了，冉闵被燕军抓住。燕军杀了魏国的仆射刘群，抓住了董闵、张温，和冉闵一起送到蓟城。冉闵的儿子冉操逃到鲁口。高开受伤去世。慕容恪进军驻扎在常山，慕容俊命令慕容恪镇守中山。
己卯这天，冉闵被押到蓟城。慕容俊大赦天下，让冉闵站着，斥责他说：“你不过是个低贱的奴仆，怎么敢妄自称帝？”冉闵说：“天下大乱，你们这些夷狄禽兽之类的都能称帝，何况我是中原的英雄，为什么不能称帝！”慕容俊大怒，打了冉闵三百鞭，把他送到龙城。
慕容霸的军队到了绎幕，段勤和他弟弟段思陪献城投降。
甲申这天，慕容俊派慕容评和中尉侯龛率领一万精锐骑兵攻打邺城。癸巳这天，到达邺城，魏国的蒋干和太子冉智紧闭城门坚守。城外的地方都投降了燕国，刘宁和他弟弟刘崇率领三千胡族骑兵逃到晋阳。
秦国任命张遇为征东大将军、豫州牧。
五月，秦国皇帝苻健在宜秋攻打张琚，把张琚杀了。
【内核解读】
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是中国历史上东晋十六国时期极具动荡与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原大地政权更迭频繁，英雄枭雄轮番登场，军事冲突与政治博弈交织，勾勒出一幅乱世争霸的壮阔而残酷的画卷。透过《资治通鉴》中这段简练却信息量巨大的记载，我们能窥见那个时代的核心特征与历史走向。
政权更迭：合法性建构与短命王朝的宿命
这一年，多个政权在“称帝”与“覆灭”的循环中交替。前秦君主苻健在丞相苻雄等人的建议下，放弃石氏（后赵）的草莽风格，效仿汉、晋旧制正式称帝，通过“大赦”“进爵诸王”等传统政治仪式巩固权力，更将“单于”头衔授予太子苻苌，以区分胡汉治理体系，展现出清晰的政权建构思路。这种对中原传统政治框架的借用，为前秦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的政治智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赵残余势力的内耗。杜洪因出身“右族”轻视张琚，最终被杀，张琚自立为秦王却旋即被苻健攻灭。从杜洪到张琚，短短数月间的权力更迭，暴露了后赵覆灭后地方势力的脆弱性——缺乏稳固的政治基础与治理逻辑，仅凭武力或一时野心难以维系政权。这种“称帝即覆灭”的宿命，成为十六国时期众多短命政权的缩影。
石氏家族的终结同样具有象征意义。赵汝阴王石琨投奔东晋后被斩于建康市，标志着曾经称霸中原的后赵石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以残暴闻名的家族，其兴衰印证了“暴力可取天下，不可治天下”的铁律，也为后世政权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军事博弈：战术、勇气与历史的偶然
军事冲突是这一年的核心主题，其中冉闵（魏主闵）与慕容恪的廉台之战尤为关键，堪称战术博弈与个人英雄主义的经典对决。冉闵以“勇名”着称，所率军队精锐善战，初期与燕军十战皆胜，展现出强大的战场统治力。他“左操双刃矛，右执钩戟”的形象，成为乱世中战神的象征，其个人武力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慕容恪的战术部署最终决定了战局走向。面对冉闵的步兵精锐，慕容恪精准抓住“骑兵利平地”的优势，先以轻骑诱敌至开阔地带，再将五千善射鲜卑骑兵用铁锁连马组成方阵，形成稳固防线，最后以两翼夹击的战术大破魏军。这种将战术纪律与兵种优势结合的策略，体现了慕容氏军事集团的成熟与专业化，也反衬出冉闵“勇而无谋”的致命缺陷——仅凭个人勇武与血气之勇，缺乏对战场全局的掌控。
廉台之战的结局充满戏剧性：冉闵的坐骑“朱龙”突然毙命，使其被俘，一代枭雄就此落幕。这个看似偶然的细节，实则暗含历史的必然——在制度化的军事体系面前，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芒终究难以持久。冉闵被俘后与慕容儁的对话“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更是将胡汉矛盾推向顶点，展现了那个时代民族隔阂的深刻与残酷。
人物群像：乱世中的选择与坚守
这一年的历史舞台上，各色人物的选择与命运构成了乱世的生动注脚。姚弋仲临终前嘱咐四十二子“自归于晋，当固执臣节”，展现出这位羌族首领在政权更迭中的政治清醒——在石氏覆灭、中原无主的乱局中，依附东晋这一“正统”政权，是保存家族实力的理性选择。其子姚襄秘不发丧、南攻略地后再归晋，既延续了父亲的策略，又以“博学善谈”赢得江东人士敬重，体现了少数民族领袖在汉化过程中的灵活适应能力。
东晋方面，孔严对殷浩的劝谏堪称乱世治道的箴言。他提出“韩、彭专征伐，萧、曹守管龠”的分工理念，强调“廉、蔺屈身之义，平、勃交欢之谋”的协作精神，更警示“降附之徒皆人面兽心，难以义感”，句句切中时弊。然而殷浩不听劝谏，执意北伐，最终因未能安抚张遇导致许昌叛乱，军事行动受阻，印证了孔严的先见之明。这一事件暴露了东晋内部“清谈误国”的积弊——士族官员缺乏实际政治军事能力，却好大喜功，最终错失北伐良机。
冉魏政权内部的人物命运同样令人唏嘘。董闰、张温劝谏冉闵避敌锋芒却被无视，司徒刘茂、特进郎闿预感“吾君此行必不还”而自杀，展现了乱世中士大夫的绝望与坚守。他们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不幸，更是冉魏政权缺乏政治理性、注定覆灭的预兆。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秩序重构逻辑
永和八年的历史事件，蕴含着深刻的秩序重构逻辑。前秦苻健通过效仿汉晋制度、完善政权架构，在乱局中站稳脚跟，预示着少数民族政权只有与中原文明深度融合，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慕容恪的军事胜利，则证明了制度化军事体系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超越，标志着战争形态从“匹夫之勇”向“体系之胜”的转变。
同时，这一年的乱局也暴露了东晋政权的结构性缺陷——内部派系林立、士族空谈误国，导致其虽有“正统”之名，却难以承担起收复中原的重任。而冉闵的兴衰则警示后人：缺乏文化认同与制度支撑的武力扩张，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永和八年的历史是十六国时期“乱中有序”的缩影：旧秩序不断崩塌，新秩序在战争与博弈中缓慢建构，胡汉文明在冲突中逐渐融合。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激荡中，中华文明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自我更新与重构，为后来隋唐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埋下伏笔。
这一年的历史，既有金戈铁马的壮阔，也有英雄末路的悲凉；既有权力博弈的冷酷，也有文化融合的暗涌。它提醒我们：乱世或许喧嚣，但历史的深层逻辑始终在推动着秩序的重构与文明的演进，而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士大夫，其选择与命运都在书写着文明延续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