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康七年（公元341年，辛丑年）
春天，正月，燕王慕容皝派唐国内史阳裕等人在柳城北面、龙山西面修筑城池，还修建了宗庙和宫殿，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龙城。
二月初一，也就是甲子这天，发生了日食。
刘翔到了建康，皇帝召见他，问慕容镇军（慕容皝）是否安好。刘翔回答说：“我出发那天，他穿着朝服向您上奏章呢。”
刘翔替燕王慕容皝请求朝廷封他为大将军，赐予燕王的印章和符节。朝廷大臣们讨论后觉得：“按照惯例，大将军不在边境任职；从汉、魏以来，也不封异姓为王。所以他的请求不能答应。”刘翔说：“自从刘渊、石勒制造祸乱，长江以北地区，都成了胡人盘踞的地方，也没听说中原公卿的后代有谁能挺身而出，拿起武器，打败那些凶残叛逆的胡人。只有慕容镇军父子竭尽全力，一心向着朝廷，以少敌多，多次消灭强敌，让石虎害怕得把边境百姓都迁走，分散安置在三魏地区，国土都收缩了千里，把蓟城当成北部边境。他们功劳这么大，可朝廷却舍不得把海北的土地封给他做领地，这是为啥呢！以前汉高祖不吝惜王爵，封给韩信、彭越，所以能成就帝业；项羽把印章都磨坏了还舍不得给人，最后落得灭亡的下场。我这么诚恳，不只是想尊崇我所侍奉的君主，实在是可惜朝廷疏远忠义的藩国，让天下人都没了值得敬仰和效仿的对象啊。”
尚书诸葛恢，是刘翔的姐夫，只有他提出不同意见，他觉得：“夷狄之间互相攻打，这对中原是好事。至于名号和器物，可不能随便给。”于是他对刘翔说：“就算慕容镇军能除掉石虎，那也不过是又出了一个石虎罢了，朝廷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刘翔说：“寡妇都知道为周朝的覆灭而难过。现在晋室危险，您地位和元、凯差不多，难道就没有为国担忧的心吗？当初要是靡、鬲没有立功，少康凭什么复兴夏朝！齐桓公、晋文公要是打仗没取胜，大家都得沦为蛮夷了。慕容镇军枕戈待旦，立志消灭凶残的逆贼，可您却说出这种迷惑人的话，猜忌离间忠臣。天下之所以还没统一，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啊！”刘翔在建康留了一年多，大臣们的意见始终没统一。
刘翔就去游说中常侍彧弘，说：“石虎占据八个州的地盘，拥有百万大军，一心想吞并江、汉地区，从索头、宇文到各个小国，没有不臣服他的；只有慕容镇军辅佐天子，一片赤诚，可却得不到朝廷的正式册封，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人会变心，不再向着朝廷了。公孙渊对东吴没什么实际帮助，东吴主还封他为燕王，加赐九锡。现在慕容镇军多次挫败敌人锋芒，威名震慑秦、陇地区，石虎接连派重要使者，说着好听的话，送着厚礼，想封他为曜威大将军、辽西王；慕容镇军觉得这名号不正，拒绝了。现在朝廷却只看重虚名，打压忠诚顺从的人，这哪是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的打算呢！以后就算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彧弘就进宫把这些话告诉了皇帝，皇帝心里也想答应刘翔的请求。正好慕容皝上表说：“庾氏兄弟专权引发祸乱，应该把他们撤职，以安定国家。”又给庾冰写信，责备他掌握国家大权，却不能为国家洗刷耻辱。庾冰很害怕，觉得慕容皝地处偏远，自己管不了，就和何充上奏，同意了慕容皝的请求。乙卯日，朝廷任命慕容皝为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所用的器物、典章、礼仪，都给予特殊待遇。又任命他的世子慕容俊为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赏赐了价值千万的军事物资和器械。还封了一百多个功臣。任命刘翔为代郡太守，封临泉乡侯，加员外散骑常侍；刘翔坚决推辞不接受。
刘翔看不惯江南士大夫们以骄奢放纵为风尚，有一次趁着朝廷显贵们宴饮集会，他对何充等人说：“天下动荡不安，转眼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国家宗庙成了废墟，百姓生活困苦，这正是朝廷焦虑、忠臣效命的时候啊。可你们却在江沱地区贪图安逸，肆意放纵，把奢侈浪费当成荣耀，把傲慢荒诞当成贤能；听不到正直的言论，也没有征伐的功劳，这样怎么能尊崇君主、救济百姓呢！”何充等人听了很惭愧。
朝廷下诏派兼大鸿胪郭烯带着符节到棘城册封燕王，郭烯和刘翔等人一起往北走。公卿们在江边为他们饯行，刘翔对各位公卿说：“以前少康凭借一支军队就消灭了有穷氏，勾践依靠会稽之地就报了吴国之仇；野草都应该趁早除掉，何况是仇敌呢！现在石虎、李寿都想吞并对方，朝廷的军队就算不能平定北方，至少也该对巴、蜀地区采取行动。一旦石虎抢先动手，吞并了李寿，占据有利地形，兵临东南，到时候就算有聪明人，也很难收拾残局了。”中护军谢广说：“这正是我所想的啊！”
三月戊戌日，皇后杜氏去世。夏天四月丁卯日，把恭皇后安葬在兴平陵。
朝廷下诏，要求王公以下到普通百姓，都要进行土断，整理户籍。
秋天七月，郭烯、刘翔等人到了燕国，燕王慕容皝任命刘翔为东夷护军、兼大将军长史，任命唐国内史阳裕为左司马，典书令李洪为右司马，中尉郑林为军谘祭酒。
八月辛酉日，东海哀王司马冲去世。
九月，代王什翼犍在旧城南面八里处修筑盛乐城。
代王的王妃慕容氏去世。
冬天十月，匈奴刘虎侵犯代国西部，代王什翼犍派兵迎击，把刘虎打得大败。刘虎去世后，他儿子刘务桓继位，派使者向代国求和，什翼犍把女儿嫁给了他。刘务桓又向赵国朝贡，赵国任命刘务桓为平北将军、左贤王。
赵国横海将军王华率领水军从海路袭击燕国的安平，把安平攻破了。
燕王慕容皝任命慕容恪为渡辽将军，镇守平郭。自从慕容翰、慕容仁之后，燕国将领中没人能接他们的班。等慕容恪到了平郭，安抚旧部，招揽新人，多次打败高句丽的军队，高句丽很害怕他，不敢再侵犯燕国边境。
十二月，兴平康伯陆玩去世。
汉主李寿让太子李势兼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当初，成主李雄因为生活俭朴、宽厚仁爱，深得蜀地百姓的心。等到李闳、王嘏从邺城回来，极力夸赞邺城的繁华富庶，宫殿的雄伟壮丽；还说赵王石虎用严刑峻法统治臣民，所以能控制住国内局势。李寿很羡慕，就把周边郡县家中有三个壮丁以上的百姓迁到成都，大规模修建宫殿，制作器物玩赏；谁要是犯点小错，就杀了来树立威严。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都因为直言进谏被处死。百姓被赋税和劳役压得疲惫不堪，路上到处都是叹息声，很多人都盼着能发生点变故了。
【内核解读】
咸康七年（公元341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里，各方势力的角逐、政治博弈的升级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共同勾勒出乱世之中权力更迭与文明存续的复杂图景。透过史书记载的诸多事件，我们既能看到政权夹缝中生存的智慧，也能洞察专制统治下的民生困境，更能触摸到那个分裂时代里文明存续的脆弱脉络。
慕容氏崛起：边疆势力的政治突围
慕容皝在柳城之北筑龙城并立宗庙宫阙，这一举措绝非简单的迁都行为，而是鲜卑慕容氏从游牧部落向中原式政权转型的里程碑。龙城的建立标志着慕容氏不再满足于草原部落联盟的松散结构，而是以“正统”政权的姿态自居，通过模仿中原王朝的祭祀与宫殿制度，构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这种“文化认同”策略，成为后世边疆民族政权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范式。
慕容皝向东晋求封“大将军、燕王”的政治博弈，堪称十六国时期边疆势力与中原王朝互动的经典案例。刘翔作为慕容氏的使者，在建康展开的外交攻势极具战略眼光。他精准抓住东晋朝廷的心理弱点——既需要边疆势力牵制强敌石虎，又固守“华夷之辨”的政治偏见，通过历史类比（汉高祖封韩彭、吴主封公孙渊）与现实威胁（石虎拉拢慕容氏）的双重施压，最终突破东晋的政治壁垒。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外交拉锯战，揭示出分裂时代“正统性”话语权的脆弱性：东晋虽自居华夏正统，却不得不依赖“夷狄”势力维系生存；慕容氏虽为鲜卑部族，却通过尊崇东晋获得政治合法性，这种矛盾的共生关系，正是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特殊路径。
尚书诸葛恢“慕容灭石虎如得一石虎”的质疑，看似有理却暴露了东晋士大夫的短视。在石虎百万大军压境的现实威胁下，拒绝团结潜在盟友的“正统洁癖”，实则是将自身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刘翔以“嫠妇恤宗周”反诘，直指东晋士大夫阶层“宴安江沱”的精神危机——当政权的守护者丧失忧患意识，将“器名”虚礼置于国家安全之上时，所谓的“正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空壳。这种政治短视，为东晋后续的衰败埋下伏笔。
东晋朝廷：内忧外患中的决策困境
东晋朝廷在慕容氏封爵问题上的迁延不决，折射出东晋门阀政治的结构性弊端。以庾冰、诸葛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既担忧慕容氏崛起威胁自身利益，又缺乏对抗石虎的战略勇气，最终在“夷狄相攻”的侥幸心理中错失整合力量的机会。刘翔怒斥“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辈耳”，尖锐揭示了士族政治的腐朽本质：当权力被少数家族垄断，国家利益便沦为派系博弈的牺牲品。
东晋推行“正土断、白籍”的政策，试图通过整顿户籍增加财政收入，却难以触及门阀士族占有大量隐匿人口的核心问题。这种“选择性改革”注定收效甚微，反而加剧了普通民众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陆玩等重臣的离世，更凸显出东晋政权人才凋零的困境，门阀士族的“近亲繁殖”已使统治阶层丧失了吸纳新鲜血液的能力。
诸国动向：专制统治下的民生悲歌
后赵石虎与成汉李寿的统治，成为专制暴政的典型注脚。石虎以“刑杀御下”控制八州之地，却无法掩盖其统治的残暴本质；李寿羡慕邺城的繁华，不惜以“徙民实成都”“大修宫室”劳民伤财，将成汉从李雄时期“俭约宽惠”的治世拖入“民疲于赋役，吁嗟满道”的绝境。蔡兴、李嶷因直谏被杀的事件，标志着专制皇权对理性声音的彻底压制——当统治者将暴力威慑等同于治理能力，政权的崩溃便只是时间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慕容恪镇守平郭的治绩。他“抚旧怀新”的治理策略，不仅军事上屡败高句丽，更在政治上赢得民心，证明了“威德并施”远比单纯的暴力统治更具生命力。这种统治方式的差异，揭示出十六国时期政权存续的关键：能否平衡军事扩张与民生治理，能否在民族隔阂中构建共同利益，直接决定了政权的生命力。
历史启示：分裂时代的文明韧性
咸康七年的历史事件，深刻展现了分裂时代的文明韧性。尽管战乱频仍、暴政横行，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始终未断：慕容氏通过学习中原制度寻求认同，东晋虽腐朽仍被视为正统象征，士大夫中仍有刘翔这样以“忧国”为己任的精英。这种文明认同感，成为后世重新统一的精神基础。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慕容氏的崛起、东晋的困境与成汉的衰败，共同演绎着“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的政治铁律。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无论是边疆部族的汉化转型，还是中原王朝的苟延残喘，最终都必须面对民生这个根本问题。咸康七年的历史，既是一部权力斗争的教科书，更是一面映照人性与制度的镜子，为后世提供了无尽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