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三个王爷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的时候，王浚手握重兵，却脚踏两只船，禁止自己辖区内的士兵和百姓响应三个王爷的招募。皇太弟司马颖一直想收拾王浚，但没找到机会，其实王浚心里也琢磨着怎么对付司马颖呢。司马颖派右司马和演当幽州刺史，还偷偷让他找机会干掉王浚。和演就跟乌桓单于审登商量，约王浚到蓟城南边的清泉游玩，打算趁机下手。结果那天突然下暴雨，兵器都被淋湿没法用，只好作罢回去了。审登觉得王浚这是得天助啊，就把和演的阴谋告诉了王浚。王浚和审登赶紧秘密调兵，还约了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一起围攻和演，最后把和演杀了，王浚自己掌管了幽州的军队。司马腾是司马越的弟弟。皇太弟司马颖假传诏书征召王浚，王浚就联合鲜卑人段务勿尘、乌桓人羯朱，还有东嬴公司马腾，一起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派北中郎将王斌和石超去迎击他们。
皇太弟司马颖记恨东安王司马繇之前给他出的主意，八月戊辰日，把司马繇抓起来杀了。当初，司马繇的哥哥琅邪恭王司马觐去世后，他的儿子司马睿继承了爵位。司马睿沉稳敏锐，很有度量，当时担任左将军，和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关系很好。王导是王敦的堂弟，他见识高远，气量不凡，因为看到朝廷老是出事儿，就经常劝司马睿回自己的封国。司马繇被杀后，司马睿正跟着皇帝在邺城，他害怕自己也遭殃，就打算逃回去。司马颖之前已经下令各个关卡，不许贵人出城。司马睿到河阳的时候，就被守关卡的官吏拦住了。这时候他的随从宋兴从后面赶来，用鞭子轻轻抽打司马睿，笑着说：“舍长，官府禁止贵人出城，怎么你也被拦住啦？”官吏这才放司马睿过去。司马睿到了洛阳，接上太妃夏侯氏，一起回到封国。丞相从事中郎王澄揭发了孟玖非法谋利的事儿，劝皇太弟司马颖杀了孟玖，司马颖听从了他的建议。
上官巳在洛阳那是又残暴又张狂。河南尹周馥，是王浚的堂弟，他和司隶满奋等人商量着要干掉上官巳。结果事情泄露了，满奋等人都被杀，周馥逃走了，这才躲过一劫。司空司马越去讨伐皇太弟司马颖的时候，太宰司马颙派右将军、冯翊太守张方带着两万士兵去救援。张方听说皇帝已经到了邺城，就奉命镇守洛阳。上官巳和别将苗愿去抵抗张方，结果被打得大败而回。太子司马覃趁夜袭击上官巳和苗愿，上官巳和苗愿只能逃走，张方就进了洛阳。司马覃在广阳门迎接张方，还向他下拜，张方赶紧下车扶起他。张方进城后，又把司马覃和羊后给废了。
当初，皇太弟司马颖上表，推荐匈奴左贤王刘渊当冠军将军，监管匈奴五部的军事，让他在邺城统领军队。刘渊的儿子刘聪，那是勇猛过人，还广泛涉猎经史书籍，擅长写文章，能拉开三百斤的弓。他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城游历，有名的士人都愿意跟他结交。司马颖就任命刘聪为积弩将军。
刘渊的堂祖父右贤王刘宣对他的族人说：“自从汉朝灭亡以后，咱们单于就只剩个空名号，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其他的王侯，也都跟普通老百姓没啥两样。现在咱们虽然人少了点，但也还有两万多人呢，怎么能就这样乖乖受人驱使，窝囊地过了上百年！左贤王刘渊英明神武，世上少有。老天要是不想让匈奴复兴，肯定不会生出他这样的人。现在司马家的人自相残杀，天下大乱，咱们恢复呼韩邪单于大业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们一起商量，推举刘渊为大单于，还派他的同党呼延攸到邺城去告诉刘渊。
刘渊就跟司马颖说，想回去参加葬礼，司马颖没答应。刘渊就让呼延攸先回去，告诉刘宣等人，让他们召集匈奴五部和其他胡人，对外宣称是去帮助司马颖，实际上是想背叛他。等王浚和东嬴公司马腾起兵后，刘渊就劝司马颖说：“现在这两个地方势力太嚣张了，手下有十多万人马，恐怕您那些护卫和附近郡县的兵力挡不住。请让我回去说服五部的人，回来帮您解决这大麻烦。”司马颖说：“五部的人真能召集起来吗？就算能召集，鲜卑人和乌桓人也不好对付啊。我想带着皇帝回洛阳，先避开他们的锋芒，然后再向天下发檄文，用正义和叛逆的道理来制服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刘渊说：“殿下您可是武皇帝的儿子，对朝廷有大功劳，威望和恩德远扬，四海之内，谁不愿意为您拼死效力！召集五部人有什么难的！王浚那小子，还有东嬴公这种远亲，哪能跟您抗衡啊！殿下您要是离开邺城，那就是向人示弱，到时候洛阳也回不去了。就算到了洛阳，您也没了权势。希望殿下您安抚勉励士兵，镇定应对，我愿意为殿下您带领两部人打败东嬴公，再用三部人砍掉王浚的脑袋，这俩小子的脑袋，很快就能挂起来示众了。”司马颖听了很高兴，封刘渊为北单于，让他参与丞相府军事。
刘渊到了左国城，刘宣等人就给他献上大单于的名号。二十天内，就聚集了五万人，把都城定在离石，任命刘聪为鹿蠡王。刘渊派左于陆王刘宏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去和司马颖的将领王粹一起抵挡东嬴公司马腾。结果王粹已经被司马腾打败了，刘宏没赶上，只好撤回来。
王浚和东嬴公司马腾合兵一处攻打王斌，把王斌打得大败。王浚让主簿祁弘当前锋，在平棘打败了石超，然后乘胜进军。侦察骑兵都到邺城附近了，邺城里的人都吓坏了，官员们四处逃窜，士兵们也纷纷逃散。卢志劝司马颖带着皇帝回洛阳。当时还有一万五千名甲士，卢志连夜安排部署，天快亮的时候准备出发，可程太妃舍不得邺城，不想走，司马颖也犹豫起来，拿不定主意。没过一会儿，众人就溃散了，司马颖只好带着几十个亲信骑兵，和卢志一起，护卫着皇帝坐着牛车往南逃往洛阳。走得太匆忙，大家身上都没带钱，中黄门的包袱里有三千私人的钱，皇帝下诏借来，在路上买饭吃。晚上就盖中黄门的布被，用瓦盆吃饭。到了温县，皇帝想去拜谒皇陵，却发现鞋子丢了，只好穿上随从的鞋子，下拜的时候忍不住流泪。等过了黄河，张方从洛阳派他儿子张罴带着三千骑兵，用自己的车来迎接皇帝。到了芒山下，张方亲自带着一万多骑兵来迎接。张方要下拜谒见，皇帝下车制止了他。皇帝回到宫中，之前逃散的人慢慢回来了一些，百官也大致到齐了。辛巳日，宣布大赦天下。
王浚进了邺城，他的士兵大肆抢掠，死了很多人。王浚派乌桓人羯朱去追皇太弟司马颖，追到朝歌，没追上。王浚回到蓟城后，因为鲜卑人抢了很多妇女，他就下令：“谁敢私藏妇女，一律斩首！”结果被扔进易水淹死的就有八千人。
东嬴公司马腾向拓跋猗?借兵攻打刘渊，拓跋猗?和他弟弟拓跋猗卢合兵一处，在西河攻打刘渊，把刘渊打败了，然后和司马腾在汾东结盟后回去了。
刘渊听说皇太弟司马颖离开了邺城，叹息道：“不听我的话，自己就溃败逃跑了，真是个窝囊废！不过我之前答应过他，不能不救他。”于是打算发兵攻打鲜卑和乌桓，刘宣等人劝阻说：“晋人一直把我们当奴隶使唤，现在他们自相残杀，这是老天要抛弃他们，让我们恢复呼韩邪单于的大业啊。鲜卑和乌桓跟我们是一类人，可以当我们的援兵，干嘛要打他们呢！”刘渊说：“说得对！大丈夫就该像汉高祖、魏武帝那样，呼韩邪单于有什么好效仿的！”刘宣等人磕头说：“这可不是我们能想到的啊！”
荆州的军队抓住并斩杀了张昌，他的同党都被灭了三族。
【内核解读】
西晋末年权力混战的历史镜鉴：从\"八王之乱\"到胡汉势力的崛起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中后期的混乱政局，揭示了司马氏皇族内斗如何加速王朝崩溃，以及少数民族势力借机崛起的历史转折。透过字里行间的权力博弈与命运沉浮，可窥见西晋衰亡的多重必然性。
皇族内耗：权力游戏中的自我毁灭
司马氏皇族的自相残杀在这段记载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成都王颖与王浚的相互猜忌，本质上是地方实力派与皇族争夺控制权的缩影。颖派和演暗杀王浚的计划因暴雨失败，看似偶然的“天助”实则暴露了西晋官场阴谋丛生却执行力低下的弊端。而王浚联合鲜卑、乌桓势力反击，标志着地方势力已开始借助外族力量介入中原纷争，这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伏笔。
东安王繇的被杀与琅邪王睿的惊险逃亡，反映出皇族内部的生存危机已到白热化程度。司马睿能侥幸逃脱，既得益于从者的急智，更暗含着西晋统治体系的松散——一个小小的津吏就能因一句戏言放走未来的开国皇帝，可见权力管控早已名存实亡。王导此时劝睿“之国”，显见有识之士已看透中枢无望，开始为家族寻找退路，这也成为东晋立国的伏笔。
权力真空：地方势力与外族的崛起契机
在皇族内斗的缝隙中，两类势力悄然壮大。地方实力派如王浚，通过兼并和演部众“自领幽州营兵”，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他联合鲜卑段务勿尘、乌桓羯朱等部族，开创了中原势力引外族武装干预内政的危险先例。史料中“鲜卑多掠人妇女，命有敢挟藏者斩，沈于易水者八千人”的记载，既暴露了外族武装的残暴，也反映出王浚为巩固权力对异族暴行的纵容。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匈奴势力的崛起。刘渊父子的登场标志着少数民族领袖已具备挑战中原王朝的实力与野心。刘渊“英武超世”，其子刘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这种文武双全的特质打破了传统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右贤王刘宣的感慨“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道尽匈奴贵族对恢复昔日荣光的渴望，而“司马氏骨肉相残”则让他们看到了机遇。
刘渊对成都王颖的虚与委蛇，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他先是以“赴国难”为名获得出兵权，返回左国城后迅速聚众五万，定都离石，完成从晋臣到独立势力的转变。其“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的宣言，更是将政治野心从“复呼韩邪之业”提升到逐鹿中原的层面，预示着中国历史即将进入胡汉争霸的新阶段。
体制崩溃：从中央权威瓦解到社会失序
西晋中央权威的崩塌在洛阳政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上官巳的“残暴纵横”与张方的军事占领，显示首都已沦为军阀角逐的战场。太子覃先迎击上官巳，后又拜迎张方，废立如同儿戏，皇权尊严丧失殆尽。周馥谋诛上官巳事泄被杀，反映出官僚集团试图维护秩序的努力在混乱中屡遭挫败。
值得注意的是各方势力的道德无底线。成都王颖既猜忌王浚又依赖刘渊，既杀东安王繇又诛孟玖，政策摇摆不定；王浚一面以“讨逆”为名起兵，一面纵容鲜卑掠杀平民；张方入洛后废太子与皇后，完全凭武力决定权力归属。这种普遍的道德沦丧与实用主义，使得任何政治联盟都脆弱不堪，加速了统治体系的总崩溃。
历史转折：胡汉格局的重构序幕
这段记载最深刻的历史价值，在于记录了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的质变。拓跋猗?助东嬴公腾击刘渊的战役，看似是晋与匈奴的冲突，实则是鲜卑与匈奴两大外族势力的首次正面碰撞。刘渊将鲜卑、乌桓从“可以为援”的盟友定位，转变为潜在对手，显示出少数民族政权已开始构建自己的战略格局。
从更宏观视角看，司马氏皇族的内斗不仅摧毁了西晋统治基础，更打破了中原与边疆民族的力量平衡。当晋室“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时，以刘渊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领袖抓住历史机遇，完成了从“编户齐民”到独立建国的转变。这种权力真空的填补过程，既是西晋统治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北方民族融合与政权重构的开端。
这段史料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西晋末年权力斗争的残酷、统治体系的腐朽与民族关系的剧变。当皇族子弟在权力游戏中杀红双眼时，他们不会想到，那些被视为“蛮夷”的异族领袖，正以“汉高、魏武”为榜样，酝酿着改写中国历史的风暴。而琅邪王睿的逃亡与王导的深谋远虑，则为汉文化在江南的延续保留了一线生机，中国历史由此迈向了长达三百年的南北分裂与民族融合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