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安西参军夏侯奭在始平聚集了几千人响应司马冏，还派使者去邀请河间王司马颙一起干。司马颙采用长史陇西人李含的计谋，派振武将军河间人张方去讨伐，抓住了夏侯奭和他的党羽，然后把他们腰斩了。司马冏的檄文送到后，司马颙就把司马冏的使者抓起来送给司马伦，还派张方带兵去帮司马伦。张方走到华阴的时候，司马颙听说司马冏和司马颖的兵力很强，又把张方召了回来，转而依附司马冏和司马颖这二王。
司马冏的檄文送到扬州，扬州的人都想响应司马冏。扬州刺史郗隆是郗虑的玄孙，因为他哥哥的儿子郗鉴和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在洛阳，所以他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就把手下的官员都召集起来商量。主簿淮南人赵诱、前秀才虞潭都说：“赵王篡位，这事儿全国人民都痛恨。现在各地义军纷纷兴起，他肯定得败。为您考虑，最好的办法是您亲自率领精兵，直接奔赴许昌；其次是派将领带兵去会合；最次也得稍微派点小部队，见机行事，帮着能赢的一方。”郗隆退下去后，偷偷和别驾顾彦商量，顾彦说：“赵诱他们说的下策，其实才是最好的办法。”治中留宝、主簿张褒、西曹留承听说了，就请求面见郗隆，问：“不知道您现在打算怎么做？”郗隆说：“我受了两位皇帝的恩，不想偏袒哪一方，就想守住扬州而已。”留承说：“这天下是晋世祖的天下。太上皇继位已经很久了，现在赵王夺了皇位，大家都觉得不公平，齐王顺应时势起兵，成败一目了然。您要是不早点发兵响应，一直这么犹豫不决，拖延下去，变故和灾难马上就来了，这扬州您还能守得住吗！”郗隆没回应。虞潭是虞翻的孙子。郗隆收到檄文六天了，还不表态，将士们都很生气。参军王邃镇守石头城，将士们都争着去归附他，郗隆派从事到牛渚去阻拦，根本拦不住。将士们就拥戴王邃去攻打郗隆，郗隆父子和顾彦都被杀了，他们的脑袋被送到司马冏那里。
安南将军、监沔北诸军事孟观，觉得紫宫星座中代表皇帝的星位没什么变化，认为司马伦肯定不会失败，就坚决地为司马伦守城。
司马伦和孙秀听说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三王起兵，吓得不轻，就伪造了一份司马冏的表章，说：“不知道哪来的贼突然围攻我，我太懦弱，守不住了，求朝廷派中军来救我，这样我就算死也瞑目了。”他们把这表章给朝廷内外的人看，然后派上军将军孙辅、折冲将军李严率领七千士兵从廷寿关出发，征虏将军张泓、左军将军蔡璜、前军将军闾和率领九千士兵从崿阪关出发，镇军将军司马雅、扬威将军莫原率领八千士兵从成皋关出发，去抵挡司马冏。又派孙秀的儿子孙会督率将军士猗、许超率领三万皇宫宿卫士兵去抵挡司马颖。还召东平王司马楙为卫将军，都督各路军队，再派京兆王司马馥、广平王司马虔率领八千士兵作为后续援军。司马伦和孙秀整天又是祈祷又是搞些迷信活动求福，让巫师挑选作战的日子，还派人穿着羽衣到嵩山，假装是仙人王乔，写书信说司马伦的皇位能长久，想靠这些来迷惑众人。
闰月，初一，发生了日食。从正月到这个月，金、木、水、火、土五星一直在天空运行，轨迹杂乱无章。
张泓等人进军占领阳翟，和齐王司马冏交战，还多次打败司马冏。司马冏的军队驻扎在颍阴，夏天，四月，张泓趁着胜利逼近司马冏，司马冏派兵迎战。结果其他各路军队都按兵不动，孙辅、徐建的军队夜里却乱了起来，直接跑回洛阳自首说：“齐王的兵力太强，挡不住啊，张泓他们估计都已经全军覆没了！”赵王司马伦吓坏了，把这消息隐瞒起来，赶紧召他儿子司马虔和许超回来。正好这时候张泓打败司马冏的捷报送到，司马伦就又派司马虔和许超去前线。张泓等人率领各路军队渡过颍水，攻打司马冏的军营，司马冏出兵攻击他们的偏将孙髦、司马谭等人，把他们打败了，张泓等人这才退回去。孙秀假称已经攻破司马冏的军营，抓住了司马冏，还让文武百官都来祝贺。
成都王司马颖的前锋部队到了黄桥，被孙会、士猗、许超打败了，死伤一万多人，士兵们都很害怕。司马颖想退兵守朝歌，卢志、王彦说：“现在咱们军队失利，敌人刚打了胜仗，肯定小看咱们。咱们要是往后退，士气就没了，以后更没法打仗了。而且打仗哪能没个胜负呢！不如重新挑选精兵，日夜兼程，出其不意攻击敌人，这才是用兵的奇招。”司马颖听了他们的建议。司马伦为了奖赏黄桥之战的功劳，给士猗、许超和孙会都授予了符节，从这以后，他们几个谁也不服谁，军队政令不统一，而且仗着打了胜仗就小看司马颖，也不做防备。司马颖率领各路军队进攻他们，在湨水展开大战，孙会等人被打得大败，扔下军队往南逃窜。司马颖乘胜长驱直入，渡过黄河。
自从司马冏等人起兵，朝廷的官员和将士们都想杀了司马伦和孙秀。孙秀害怕，都不敢走出中书省。等听说黄河以北的军队战败，他又忧愁又烦闷，不知道该怎么办。孙会、许超、士猗等人回来后，和孙秀一起商量对策。有人说收集剩下的士兵再出去打仗；有人说烧了皇宫，杀了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挟持司马伦向南去投靠孙旗、孟观；还有人说乘船向东逃到海上，大家意见不一，一直没个定论。四月初七，左卫将军王舆和尚书广陵公司马漼率领七百多名军营士兵，从南掖门冲进皇宫，负责宫廷警卫的三部司马在里面响应，在中书省攻打孙秀、许超、士猗，把他们都杀了，接着又杀了孙奇、孙弼以及前将军谢惔等人。司马漼是司马亻由的儿子。王舆在云龙门驻扎，召集尚书令、仆射等八座官员都到殿中，让司马伦写诏书说：“我被孙秀给坑了，惹得三王发怒，现在已经杀了孙秀。赶紧迎接太上皇复位，我回老家种地去。”接着传诏用驺虞幡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黄门带着司马伦从华林东门出来，司马伦和太子司马荂都回到汶阳里的住宅，朝廷又派几千名披甲士兵到金墉城迎接皇帝。老百姓都高呼万岁。皇帝从端门进入，登上宫殿，大臣们都跪地磕头请罪。皇帝下诏把司马伦、司马荂送到金墉城。广平王司马虔从黄河以北往回走，走到九曲的时候，听说发生了变故，就扔下军队，带着几十个人回了家。
四月初九，皇帝大赦天下，改了年号，还大摆宴席庆祝五天，分别派使者去慰问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三王。梁王司马肜等人上表说：“赵王司马伦父子凶狠叛逆，应该处死。”四月十三，皇帝派尚书袁敞拿着符节去赐司马伦死，还抓了他的儿子司马荂、司马馥、司马虔、司马诩，都给杀了。凡是被司马伦任用的官员都被罢免，尚书台、中书省、各府、各卫的官员，几乎都没剩下几个了。就在这一天，成都王司马颖到了洛阳。四月十五，河间王司马颙也到了。司马颖派赵骧、石超去阳翟帮齐王司马冏讨伐张泓等人，张泓等人都投降了。从起兵到现在六十多天，战死的人将近十万。朝廷在东市斩杀了张衡、闾和、孙髦，蔡璜自杀。五月，杀了义阳王司马威。襄阳太守宗岱接到司马冏的檄文后，杀了孙旗，永饶冶令空桐机杀了孟观，他们都把首级送到洛阳，还把这几个人灭了三族。朝廷立襄阳王司马尚为皇太孙。
六月初一，齐王司马冏率领大军进入洛阳，把军队驻扎在通章署，有几十万披甲士兵，威风凛凛，震动了京城。
六月十四，皇帝再次大赦天下。
恢复宾徒王司马晏吴王的封号。
六月二十，皇帝下诏任命齐王司马冏为大司马，加九锡，赐给他各种礼器和符策，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辅佐曹魏时的待遇一样；任命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赐予黄钺，兼管尚书事务，加九锡，上朝时可以不用小步快走，还能佩剑穿鞋上殿；任命河间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赐予三赐之礼；任命常山王司马乂为抚军大将军，兼任左军将军。把广陵公司马漼的爵位晋升为郡王，兼任尚书，加授侍中；把新野公司马歆的爵位晋升为郡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授镇南大将军。齐王、成都王、河间王这三个王府，各自设置属官四十人，武官名号众多，文官只是充个数而已，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仗还没打完，麻烦事儿还在后头呢。六月二十五，任命梁王司马肜为太宰，兼任司徒。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西晋“八王之乱”中关键的“三王起义”（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事件，展现了西晋末年权力斗争的残酷混乱、人性的复杂摇摆，以及制度崩塌下的社会失序。透过这段记载，可从多个维度解读其历史意义与深层逻辑。
权力博弈中的“墙头草”现象
河间王司马颙的行为堪称政治投机的典型。最初，他听从长史李含建议，镇压响应司马冏的夏侯奭，甚至将司马冏的使者押送给司马伦，派遣张方率军助伦。但当听闻二王（司马冏、司马颖）兵力强盛后，立刻召回张方，转而依附起义军。这种“随风倒”的政治选择，暴露了西晋宗室诸王缺乏政治操守、唯实力论的短视本质。他们将宗室血缘纽带抛诸脑后，完全以眼前利益为导向，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
地方官员的两难困境与悲剧结局
扬州刺史郗隆的结局则揭示了乱世中“中立者”的生存悖论。面对司马冏的讨逆檄文，他因亲属在洛阳而犹豫不决，试图“守州而己”，既不附伦也不应冏。这种看似稳妥的选择，在“义兵四起”的大背景下，反而成了“狐疑迁延”的原罪。主簿赵诱提出的上、中、下三策，本质是劝其明确政治立场，而别驾顾彦“下策乃上策”的论调，实则反映了地方势力对风险的规避心理。最终，郗隆因错失时机引发将士愤怒，落得父子被杀、传首许昌的结局。这一悲剧印证了乱世中“不选边就是选死”的残酷法则，也暴露了西晋地方行政体系的脆弱性——官员对中央的忠诚度已让位于现实利益考量，军队的归属感彻底碎片化。
迷信与理性的博弈
安南将军孟观因“紫宫帝坐无他变”的星象判断，坚信司马伦不会失败，从而选择固守，这种将政治军事决策依附于天象迷信的行为，折射出西晋统治阶层的认知局限。而司马伦、孙秀集团“诈为冏表”“使巫觋选战日”“诈称已破冏营”等一系列操作，更凸显了其统治的虚弱本质——既无真实战力支撑，又无道义基础，只能靠谎言与迷信维系人心。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仅未能稳定局势，反而加速了内部信任崩塌。
军事溃败与权力崩塌的连锁反应
司马伦集团的军事部署看似严密（分三路出兵拒冏，遣孙会督兵拒颖），但实则暴露了指挥体系的混乱。孙辅、李严的军队未战先乱，孙会、士猗、许超因争功而“各不相从，军政不一”，最终在湨水之战中大败。军事溃败直接引发了内部政变，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入宫诛杀孙秀等人，司马伦被迫下诏退位，“归老于农亩”。从军事失利到宫廷政变的快速演进，反映出司马伦政权早已失去人心，其统治基础在“篡逆”的原罪下极度脆弱，一旦军事防线被突破，便如多米诺骨牌般迅速崩塌。
战后秩序重建的隐患
起义成功后，晋惠帝复位，司马伦父子被赐死，参与叛乱的官员被斥免，看似恢复了秩序，但封赏格局却埋下了新的隐患。齐王司马冏被加九锡、备物典策，如曹魏辅政故事；成都王颖“假黄钺，录尚书事，剑履上殿”；河间王颙加“三赐之礼”，三王府各置掾属四十人，“武号森列”。这种过度封赏打破了西晋初年的权力平衡，形成了新的“超级藩王”势力。史料中“识者知兵之未戢也”的评价极具预见性——这场胜利并未终结战乱，反而为后续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之间的权力争夺埋下伏笔，“八王之乱”的战火将继续燃烧。
制度崩溃下的社会失序
从“将士争往归之，隆遣从事于牛渚禁之，不能止”到“三部司马为应于内”，军队的“私兵化”趋势愈发明显；从“百姓咸称万岁”的短暂欢呼到“战斗死者近十万人”的惨痛代价，普通民众在权力更迭中沦为牺牲品。六十余日的战乱，死亡近十万人，洛阳与地方的联系彻底断裂，中央权威荡然无存。而“台、省、府、卫，仅有存者”的记载，更揭示了西晋官僚体系的崩溃——经过这场战乱，中央行政机构几乎瘫痪，统治机器的运转已濒临停滞。
这段史料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了“三王起义”的具体过程，更在于它如一面镜子，映照出西晋王朝的致命病灶：宗室诸王的权力失控、官僚阶层的政治投机、军事体系的忠诚度瓦解、统治理念的迷信化，以及社会秩序的碎片化。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最终将西晋推向了“五胡乱华”的深渊。可以说，“三王起义”的胜利，只是西晋灭亡前的一次“权力洗牌”，而非王朝复兴的开端，其背后的制度性危机与人性博弈，至今仍具有历史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