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壬寅年）
春天，正月初一丁丑日，皇帝亲自到南郊去祭祀。祭祀完了，他感慨地问司隶校尉刘毅：“你觉得我能跟汉朝哪个皇帝相比呀？”刘毅回答说：“跟桓帝、灵帝差不多。”皇帝一听就惊了，说：“咋能这么说呢？”刘毅说：“桓帝、灵帝卖官，钱都进了国库，陛下您卖官，钱可都进了自己腰包。就冲这一点，您恐怕还比不上他们呢！”皇帝听了，反倒大笑起来，说：“桓帝、灵帝那时候，可听不到这样的真话，现在我有你这样直言的大臣，说明我还是比他们强的。”
刘毅担任司隶校尉，整治那些有权有势的贵族，一点都不害怕。皇太子的乐队从东掖门进去，刘毅直接就上奏弹劾他。中护军、散骑常侍羊琇，跟皇帝是老相识，关系特好，还掌管着禁兵，参与朝廷机密事务十多年，仗着皇帝的宠信，又骄横又奢侈，还多次犯法。刘毅上奏弹劾羊琇，说他罪该处死。皇帝让齐王司马攸私下里找刘毅求情，刘毅才答应从轻处理。都官从事广平人程卫，直接骑马冲进护军营，把羊琇的下属抓起来，拷问他的隐私，先把羊琇那些乱七八糟的罪行奏报上去，然后才告诉刘毅。皇帝没办法，只好免了羊琇的官职。但没过多久，又让他以平民身份继续任职。羊琇是景献皇后的堂叔；后将军王恺，是文明皇后的弟弟；散骑常侍、侍中石崇，是石苞的儿子。这三个人都巨有钱，还互相攀比谁更奢侈。王恺用麦芽糖洗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就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石崇用花椒粉涂墙，王恺就用赤石脂。皇帝还经常帮王恺，曾经赐给他一棵两尺来高的珊瑚树，王恺拿去给石崇显摆，石崇看了，直接拿铁如意把珊瑚树砸个粉碎。王恺那个气呀，觉得石崇这是嫉妒他的宝贝。石崇却淡定地说：“别太心疼啦，现在就还你！”说完就叫手下把家里的珊瑚树都拿出来，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棵，跟王恺那棵差不多的更是多得很，王恺一下子就懵了，感觉自己输得很惨。
车骑司马傅咸上书说：“以前的帝王治理天下，对于吃肉穿衣，都有规定。我觉得奢侈浪费造成的危害，比天灾还严重。古代人多地少，却能有积蓄，那是因为大家都节俭。现在土地多人口少，却还担心物资不足，就是因为太奢侈了。要是想让大家崇尚节俭，就得整治奢侈之风。要是对奢侈行为不管不问，大家就会互相攀比，那可就没个头了！”
尚书张华，因为文学才华和见识，在当时名气特别大，大家都觉得张华应该位列三公。可是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因为伐吴的事儿，特别嫉恨张华。正好皇帝问张华：“我以后的事可以托付给谁呀？”张华回答说：“论品德高尚又跟您关系亲近的，没人比得上齐王。”这话可就得罪皇帝了，荀勖趁机就在皇帝面前说张华坏话。甲午日，皇帝让张华去都督幽州诸军事。张华到了任上，对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安抚得很好，名声威望越来越高，皇帝又想把他调回来。冯紞陪皇帝的时候，不紧不慢地说起钟会，冯紞说：“钟会造反，很大程度上是太祖的原因。”皇帝脸色一变，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冯紞赶紧摘下帽子谢罪，说：“我听说善于驾驭马匹的人，一定知道六条缰绳松紧的分寸。所以孔子因为仲由太勇猛就打压他，因为冉求太胆小就鼓励他。汉高祖过分宠信五个王，结果后来他们都被消灭了；光武帝抑制手下将领的权力，他们反倒能善终。这不是因为君主有仁慈和残暴的区别，也不是因为臣子有愚蠢和聪明的不同，而是君主对他们的褒贬、给予和剥夺造成的呀。钟会的才智有限，太祖却没完没了地夸奖他，给他很大的权势，交给他大军，让钟会觉得自己计谋高超，功劳大得没法赏赐，这才谋反的。要是太祖能看到他的小才能，用大礼来节制他，用权威来压制他，用规矩来约束他，他就不会有造反的心了。”皇帝说：“有道理。”冯紞磕头说：“陛下既然觉得我说得对，就该防患于未然，别再让像钟会这样的人搞出大乱子。”皇帝问：“现在难道还有像钟会这样的人吗？”冯紞就屏退周围的人，小声说：“陛下那些出谋划策的大臣，为天下立下大功，又掌握着地方军事大权的，您心里可得有数。”皇帝听了，没说话，从此就打消了召回张华的念头。
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把慕容涉归打得大败，杀死和俘虏的敌人有上万人。
鲁公贾充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皇帝派皇太子去看望他的日常生活。贾充自己担心死后的谥号和爵位传承问题，他侄子贾模说：“是对是错时间长了自然就清楚，掩盖不了的！”夏天，四月庚午日，贾充去世。他的大儿子贾黎民死得早，没留下后代，他妻子郭槐想让贾充的外孙韩谧做嫡长孙，继承贾充的爵位。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就劝她说：“礼法上可没有让异姓人当后代的说法，现在您这么做，会让贾公在后世被人嘲笑，在地下也会心怀愧疚的。”郭槐不听。韩咸等人就上书，请求改变立嗣的决定，但是这事儿就这么搁置了，没有回音。郭槐就又上表陈述，说这是贾充的遗愿。皇帝答应了，还下诏说：“除非功劳像太宰贾充这样大，又是始封的，还没有后代的，其他人都不能比照这个例子。”等到太常寺讨论贾充谥号的时候，博士秦秀说：“贾充违背礼法，沉溺私情，扰乱了伦理纲常。以前鄫国收养外孙莒国公子做后代，《春秋》就记载‘莒人灭鄫’。这是断绝了父祖的祭祀，开启了朝廷的祸端。按照《谥法》：‘昏乱纲纪法度的叫荒’，我请求给贾充谥号为‘荒公’。”皇帝没听他的，另外给贾充定谥号为“武”。
闰月丙子日，广陆成侯李胤去世。
齐王司马攸的品德和威望越来越高，荀勖、冯紞、杨珧都很讨厌他。冯紞对皇帝说：“陛下您下诏让诸侯回自己的封国，应该从关系亲近的开始。关系最亲近的就是齐王了，现在却唯独让他留在京城，这合适吗？”荀勖也说：“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向着齐王，陛下您百年之后，太子恐怕就没法继位了。陛下您可以试着下诏让齐王回封国，肯定满朝大臣都会觉得不行，到时候就证明我说的没错了。”皇帝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冬天，十二月甲申日，皇帝下诏说：“古代诸侯有九命之尊，有的入朝辅佐朝政，有的出京镇守一方，道理是一样的。侍中、司空齐王司马攸，辅佐朝廷，立下大功，为王室辛勤操劳，现在任命他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职位不变，再给他增加崇高的礼仪，相关部门详细按照旧制执行。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
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说：“司马攸跟您关系亲近，品德又高尚，和周公差不多，应该留在朝廷辅佐，参与政事。现在让司马攸去封国，只给他一个都督的虚号，却没有掌管军事、治理地方的实权，这样就违背了兄弟之间深厚的情义，恐怕不符合陛下您追述先帝和文明太后对待司马攸的本意呀。要是因为他是同姓就过于宠爱，确实可能有像吴、楚那样叛乱的隐患，但是汉朝的吕、霍、王氏这些外戚，又是什么情况呢！从古到今，不管什么事，只要处理不好轻重，就可能有危害，关键是要走正道，任用忠良之人。要是靠耍心眼猜疑别人，就算是亲人也会被怀疑，那对关系疏远的人，又怎么能放心呢！我觉得太子太保这个职位空缺，应该让司马攸留下来担任，和汝南王司马亮、杨珧一起处理朝廷事务。他们三个人地位相当，足以互相制衡，既不会出现权力失衡、互相倾轧的情况，又能体现陛下对亲人的关爱和庇护，这才是最完美的办法。”于是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憙、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等人都恳切地劝谏皇帝。皇帝全都不听。王济让他妻子常山公主和甄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一起进宫，磕头哭着请求皇帝留下司马攸。皇帝生气了，对侍中王戎说：“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现在让齐王出京，本来就是我家的家事，甄德、王济居然接二连三地派他们老婆进宫来哭哭啼啼的！”说完就把王济调出京城，去做国子祭酒，把甄德调去做大鸿胪。羊琇和北军中候成粲商量着要去见杨珧，然后亲手杀了他。杨珧知道了这个事儿，就称病不出门，还暗示有关部门上奏弹劾羊琇，羊琇因此被贬为太仆。羊琇又气又恨，最后生病死了。李憙也因为年纪大了，辞去官职，后来在家中去世。李憙在朝廷的时候，对亲戚朋友，都是和他们分享衣食，但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给他们谋过一官半职，大家都因此称赞他。
这一年，散骑常侍薛莹去世。有人问吴郡的陆喜：“薛莹在吴国的士人里，能排第一吗？”陆喜说：“薛莹也就排在四五名左右，哪能排第一呢！孙皓那么昏庸无道，吴国的士人里，能隐藏自己的才能，不出来做官的，这是第一等；能避开高位，安于卑职，靠俸禄维持生计的，这是第二等；能刚正不阿，一心为国，坚持正义不害怕的，这是第三等；能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一些小建议，对国家有点帮助的，这是第四等；能温和恭敬，谨慎行事，不阿谀奉承的，这是第五等。再往后的，就不值得一提了。所以那些上等的士人大多选择隐退，远离悔恨和灾祸；中等的士人虽然有了名声和地位，却容易招来祸端。看看薛莹一生的表现，又怎么能排第一呢！”
【内核解读】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正值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的第三年，表面上呈现出“太康之治”的繁荣景象，但这段史料却如一把手术刀，精准剖开了盛世外衣下的制度痼疾与人性暗流。从君臣对话到权贵争斗，从奢侈之风到储位之争，每一桩史事都折射出西晋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必然。
权力场域中的真实镜像：君臣关系的荒诞与清醒
晋武帝司马炎祭祀南郊后的君臣对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辛辣的“政治评级”现场。当司马炎自信地询问自己可比汉代哪位皇帝时，司隶校尉刘毅直言其“桓、灵”之流，更以“卖官钱入私门”的尖锐对比，戳破了盛世明君的自我幻想。耐人寻味的是司马炎的反应——非但没有动怒，反而以“今朕有直臣”自我解嘲。这种看似宽容的态度，实则暴露了西晋皇权的虚伪性：统治者需要“直臣”的点缀来彰显开明，却绝不真正接纳批评的内核。刘毅的“纠绳豪贵，无所顾忌”与司马炎对羊琇的“白衣领职”形成鲜明对比，权力的双重标准在此显露无遗：律法对权贵而言不过是可伸缩的橡皮筋，所谓“直臣”的存在，终究无法撼动体制性的腐败。
奢侈竞赛背后的制度危机：从财富炫示到社会失序
石崇与王恺的奢华攀比，绝非简单的个人炫富，而是西晋门阀制度下权贵阶层集体病态的缩影。“以蜡代薪”“锦步障五十里”“涂屋以椒”的奢靡之举，本质上是门阀士族凭借特权垄断社会资源后的畸形消费。更值得警惕的是晋武帝的角色——作为最高统治者，不仅未加制止，反而“每助恺”，将皇权沦为权贵斗富的工具。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示范效应，迅速引发全社会的奢侈风尚。傅咸的上书直指问题核心：“奢侈之费，甚于天灾”，精准揭示了奢侈对社会财富的消耗远超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在农耕文明时代，“土旷人稀而患不足”的悖论，正是制度性奢靡导致的资源错配——当权贵阶层将财富用于无意义的炫耀性消费，社会再生产的根基便已被侵蚀。
权力博弈的暗流涌动：储位之争与人才困境
西晋的权力斗争始终围绕“谁可托后事”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张华因建议立齐王攸而遭排挤，背后是荀勖、冯紞等权臣的构陷。冯紞以钟会叛乱为例的进言，表面上是讨论历史教训，实则巧妙地将张华与“功高震主”的危险形象绑定，利用司马炎对权臣的猜忌心理实现政治排除。这种“以史为鉴”的政治话术，暴露了西晋朝堂缺乏健康政治讨论机制的困境——人才能否得到任用，不取决于能力德行，而取决于是否符合权力核心的利益诉求。
齐王攸的外放争议则集中体现了西晋宗王制度的致命缺陷。晋武帝既想依靠宗王巩固皇权，又对其充满猜忌，这种矛盾心理最终导致决策失据。王浑等大臣的劝谏切中要害：“任正道而求忠良”本应是治国根本，却被帝王的“智计猜物”所取代。当亲情被权力异化，当朝堂沦为排除异己的战场，西晋的储位之争早已超越皇室内部事务，演变为动摇国本的制度危机。羊琇因谋刺政敌而愤懑致死，李憙以老逊位，这些事件不断加深着统治集团的裂痕。
价值失序下的生存逻辑：士人阶层的精神困境
薛莹的“四五之间”评价，生动勾勒出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光谱。陆喜将吴国士人分为五等，本质上是对专制皇权下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刻总结：“上士多沦没而远悔吝，中士有声位而近祸殃”，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吴国遗民，更预言了西晋士人的悲剧命运。在“太康之治”的表象下，知识分子要么选择“沈默其体”的隐退，要么沦为“温恭修慎”的顺民，而“侃然体国，执正不惧”者却难以善终。这种价值排序的颠倒，折射出西晋社会精神世界的崩塌——当正直者遭排挤，奢靡者受追捧，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便不断下沉，最终为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历史镜鉴：盛世危机的现代启示
太康三年的历史片段，本质上是一幅“盛世危机”的典型画像。西晋的教训揭示出一个永恒命题：一个王朝的衰落往往不是突然崩塌，而是从权力失控、奢靡成风、价值失序等细节开始的系统性溃败。晋武帝作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既缺乏制度建设的长远眼光，又在个人欲望与政治理性间摇摆不定，最终使西晋在短暂繁荣后迅速陷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深渊。
在今天看来，这段历史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权力需要制度约束而非道德自律，社会需要健康价值观引导而非奢靡风气裹挟，人才选拔需要开放机制而非派系倾轧。西晋用自身的灭亡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忽视民生疾苦、纵容特权泛滥、压制理性声音的王朝，无论表面多么繁荣，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太康三年的史料，恰是一面映照古今的镜子，提醒着后人在盛世中警惕隐忧，在繁荣中坚守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