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五年（公元244年，甲子年）
春天，正月的时候，吴主让上大将军陆逊当了丞相，同时他原来的州牧、都护以及管理武昌事务等职位都照旧。
征西将军、都督雍凉等地军事的夏侯玄，是大将军曹爽姑姑的儿子。夏侯玄征召李胜做长史，李胜和尚书邓飏想让曹爽在天下树立威名，就劝他去讨伐蜀汉。太傅司马懿阻拦，但是没拦住。三月，曹爽到了长安，发动十多万人，和夏侯玄从骆谷进入汉中。当时汉中守军不到三万，将领们都害怕，想守在城里不出去，等涪城的援兵。王平说：“汉中离涪城差不多一千里地，敌人要是拿下关卡，那麻烦可就大了。现在应该先派刘护军占据兴势，我在后面接应。要是敌人分兵去黄金，我就带一千人下去，到时候涪城的军队也该到了，这是最好的办法。”将领们都有点怀疑，只有护军刘敏和王平想法一样，于是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占据兴势，到处插满旗帜，绵延一百多里。
闰月，蜀汉后主派大将军费祎率领各路军队救援汉中。出发前，光禄大夫来敏来找费祎告别，还想和他下盘棋。当时紧急文书不断传来，人马都披好铠甲，车驾也准备好了，费祎却和来敏下棋，一点不耐烦的神色都没有。来敏说：“刚才就是试探一下你，你这人真行，肯定能打败敌人。”
夏天，四月初一，出现日食。
大将军曹爽的军队到了兴势，前进不了，关中以及氐、羌等地运送物资供应不上，牛马骡驴死了好多，老百姓和少数民族在路上哭号。涪城的军队以及费祎的援兵也陆续赶到。参军杨伟给曹爽分析形势，说赶紧撤，不然就败了。邓飏、李胜却在曹爽面前和杨伟争论。杨伟急了，说：“邓飏、李胜这是要坏国家大事，该杀！”曹爽不高兴。太傅司马懿给夏侯玄写信说：“《春秋》里对有大德行的人要求也高。以前武皇帝两次进汉中，差点大败，你是知道的。现在兴势地势险要，蜀汉已经先占了，要是前进不能交战，后退又被截断退路，那军队肯定得覆灭，你怎么承担这个责任！”夏侯玄害怕了，跟曹爽说了。五月，曹爽带兵撤退。费祎进军占据三岭，截住曹爽。曹爽为了过险关，苦战一番，才勉强通过，士兵死伤逃亡很多，关中地区因此元气大伤。
秋天，八月，秦王曹询去世。
冬天，十二月，安阳孝侯崔林去世。
这一年，蜀汉大司马蒋琬因为生病，坚决把益州刺史的职位让给大将军费祎，蜀汉后主就任命费祎为益州刺史，让侍中董允代理尚书令，做费祎的副手。当时战乱不断，公务繁杂，费祎做尚书令，那脑子转得比别人快多了。每次看文件，眼睛扫一下，就明白意思了，速度比别人快好几倍，而且看了还不忘。他经常在早晚处理事务，中间还接待宾客，吃饭玩耍，甚至还下下棋，既能让大家开心，事情也不耽误。等到董允接替费祎，想照着费祎的方式做，结果十天下来，好多事都被耽搁了。董允感叹说：“人和人的能力差距咋这么大呢，我可比不上他！”于是一整天都在处理事务，还觉得时间不够用。
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乙丑年）
春天，正月，任命骠骑将军赵俨为司空。
吴国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住在同一个宫里，礼仪等级都一样，大臣们有不少人提意见，吴主就下令让他们分开住，还各自安排属官。这俩儿子从此就有了矛盾。卫将军全琮让自己儿子全寄去侍奉鲁王，还写信告诉丞相陆逊。陆逊回信说：“子弟要是有才能，不愁不被任用，不应该私下攀附去求荣华利益。要是没本事，最后只能招来灾祸。而且听说俩宫势力相当，肯定会有纷争，这是古人很忌讳的。”全寄果然一味迎合鲁王，还轻易地挑拨是非。陆逊又给全琮写信说：“你不向金日磾学习，却纵容全寄，早晚会给你家带来灾祸。”全琮不听陆逊的话，两人反而因此有了矛盾。鲁王故意讨好当时的名士。偏将军朱绩因为有胆量有能力出名，鲁王亲自到他办公的地方，坐下想和他交好。朱绩赶紧站起来，推辞不敢当。朱绩是朱然的儿子。从这之后，侍从、宾客们分成两派，互相猜忌，矛盾还蔓延到大臣们那里，整个国家都分成两拨人。吴主听说后，借口让他俩专心学习，禁止宾客往来。督军使者羊道上奏疏说：“听说陛下下令减少二宫的护卫，禁止宾客往来，让各地的礼仪往来都断了，大家都很震惊，不管老少都很失望。有人说二宫不遵守规矩，就算真有这回事，也应该暗中调查，好好斟酌，不能让大家说闲话。我担心猜疑积累多了会变成谣言，时间长了到处传播，咱们西北那俩邻居离得不远，他们要是听说了，还以为二宫真有什么过错，陛下您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吴主的长女鲁班公主嫁给左护军全琮，小女儿小虎公主嫁给骠骑将军朱据。全公主和太子孙和的母亲王夫人有矛盾，吴主想立王夫人为皇后，公主阻拦。她又怕太子继位后怨恨自己，心里不安，就多次说太子坏话。吴主生病卧床，让太子去长沙桓王庙祈祷，太子妃的叔父张休住在庙附近，邀请太子到自己家。全公主派人偷偷观察，然后说“太子不在庙里，专门去太子妃家商量事情”，又说“王夫人看到皇上生病，脸上有喜色”，吴主听了很生气。王夫人因此忧虑而死，太子的宠爱也越来越少。鲁王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人一起说太子坏话，吴主被迷惑了。陆逊上奏疏劝谏说：“太子是正统，应该像磐石一样稳固；鲁王是藩王，宠爱应该有差别。让他们各安其位，上下才能安宁。”这样的奏疏上了三四次，言辞恳切。陆逊还想亲自到京城，当面陈述嫡庶的道理。吴主不高兴。太常顾谭，是陆逊的外甥，也上奏疏说：“我听说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分清嫡庶，明确尊卑的礼仪，让高低有差别，等级分明。这样，骨肉之间的恩情才能保全，非分之想才能断绝。以前贾谊陈述治国安邦的计策，讨论诸侯的势力，说势力强大的，就算关系亲近，也可能有叛逆的隐患；势力弱小的，就算关系疏远，也可能有保全的福气。所以淮南王是汉文帝的亲弟弟，却不能保住封国，就是因为势力太大；吴芮是疏远的臣子，却能在长沙传位，就是因为势力小。以前汉文帝让慎夫人和皇后同坐，袁盎把慎夫人的座位往后移，汉文帝脸色就不好看了。等袁盎讲清楚上下的道理，提到人彘的教训，汉文帝高兴了，慎夫人也明白了。我现在说这些，没有偏袒谁，就是想让太子安稳，对鲁王也有好处。”从此鲁王和顾谭有了矛盾。芍陂之战，顾谭的弟弟顾承和张休都立了功，全琮的儿子全端、全绪和他们争功，还在吴主面前说顾承、张休的坏话，吴主就把顾谭、顾承、张休流放到交州，还派人追上去赐死张休。太子太傅吾粲请求让鲁王去镇守夏口，把杨竺等人赶出京城，还多次把情况告诉陆逊。鲁王和杨竺一起说吾粲坏话，吴主发怒，把吾粲关进监狱杀了。又多次派宫中使者去责问陆逊，陆逊又气又恨，去世了。他儿子陆抗担任建武校尉，接替陆逊统领军队，送陆逊的灵柩回东边。吴主拿杨竺举报陆逊的二十件事问陆抗，陆抗一件一件详细回答，吴主的气才稍微消了点。
夏天，六月，都乡穆侯赵俨去世。
秋天，七月，吴国将军马茂想谋杀吴主和大臣，响应魏国，事情泄露，他和同党都被灭族。
八月，任命太常高柔为司空。
蜀汉甘太后去世。
吴主派校尉陈勋率领屯田的士兵和工匠三万人，开凿句容中间的道路，从小其到云阳西城，开通集市，修建仓库。
冬天，十一月，蜀汉大司马蒋琬去世。
十二月，蜀汉费祎到汉中，巡视防守情况。蜀汉尚书令董允去世，任命尚书吕乂为尚书令。董允心地公正，能提出好建议，纠正错误，尽忠尽职，蜀汉后主很敬畏他。宦官黄皓，善于逢迎，聪明伶俐，蜀汉后主很喜欢他。董允对上严肃地规劝君主，对下多次责备黄皓。黄皓害怕董允，不敢胡作非为，在董允活着的时候，黄皓的职位最高不过是黄门丞。费祎让选曹郎汝南人陈祗接替董允做侍中，陈祗庄重严厉有威严，多才多艺，还很有心机，所以费祎觉得他有才能，越级提拔他。陈祗和黄皓内外勾结，黄皓开始参与朝政，一路升迁到中常侍，掌握权力，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自从陈祗受宠，蜀汉后主对董允的怨恨越来越深，觉得董允以前轻视自己，这都是因为陈祗迎合后主心意，黄皓在中间不断挑拨的缘故。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三国中期魏、蜀、吴的内政与军事动态，各方的决策得失与权力博弈，深刻揭示了三国走向的关键转折：
曹魏：权臣冒进与战略空耗
曹爽主导的骆谷伐蜀，堪称一场由政治野心驱动的军事灾难。作为大将军，曹爽为立威名，无视司马懿的劝阻，在夏侯玄、邓飏等人的怂恿下，以十万大军强攻汉中。这场战役暴露了曹魏高层的致命缺陷：
战略短视：既未考量汉中地形险要（兴势天险易守难攻），也未解决后勤难题（关中至前线运输线过长，牛马死亡过半，民夷流离），最终陷入“进不得战、退遭截击”的困境。
权力倾轧隐现：曹爽与司马懿的分歧已从战略延伸至权力层面，司马懿以“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警示夏侯玄，实则暗含对曹爽集团的压制，为日后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
国力虚耗：此战导致“关中为之虚耗”，曹魏虽未伤及根本，却暴露了宗室掌权的低效，反衬出司马懿集团的稳健。
蜀汉：守成中的隐患初显
蜀汉在此期间呈现“外稳内忧”的态势：
军事防御的成功：王平在兴势之战中以弱势兵力据险死守，费祎救援时“临危不乱（与来敏对弈自若）”，最终截击曹爽大获全胜，展现了蜀汉将领的战术素养。但这种胜利更多依赖地形与对手失误，缺乏主动出击的实力。
权力交接的优劣：蒋琬让权于费祎，体现了蜀汉内部的权力平稳过渡。费祎“高效处理政务却不废宴乐”的能力，与董允“终日忙碌仍嫌不足”形成对比，既凸显人才差距，也暗示蜀汉后续人才凋零的困境。
宦官干政的开端：董允在世时，黄皓“位不过黄门丞”，而陈祗取代董允后，与黄皓“相表里”，开启宦官预政的潘多拉魔盒。这一变化不仅是人事更迭，更是蜀汉政治生态恶化的起点——从“贤臣制约”转向“佞幸弄权”，为后期覆灭埋下祸根。
东吴：储位之争撕裂国本
东吴的核心矛盾聚焦于太子和与鲁王霸的储位之争，这场内斗几乎摧毁了孙权晚年的统治根基：
从“二宫并尊”到党同伐异：孙权最初对两子“礼秩如一”，却未明确嫡庶界限，导致群臣分裂。全琮、杨竺等依附鲁王，陆逊、顾谭等维护太子，最终演变为残酷清洗——陆逊被“数遣中使责问”愤懑而死，顾谭、张休流放或赐死，吾粲下狱诛杀。这场内斗使东吴损失了陆逊等核心重臣，朝堂元气大伤。
孙权的决策失误：作为君主，孙权对储位之争的处理堪称昏聩：既不早定太子权威，又纵容鲁王结党，事发后以暴力清洗代替制度解决，甚至对功勋卓着的陆逊痛下狠手。这种“以猜忌驭下”的统治方式，彻底动摇了东吴的政治信任。
局部建设的有限价值：东吴同期虽有“凿句容中道”等基建举措，试图改善交通与经济，但在储位之争的大背景下，这些努力难以扭转国势下滑的趋势。
共性启示：权力平衡与战略理性的重要性
三国在此阶段的发展轨迹，印证了两个历史逻辑：
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决定国运：曹魏因宗室与权臣的矛盾埋下内变伏笔，蜀汉因人事更替开启腐败缺口，东吴因储位之争撕裂统治基础，三者皆因权力失衡走向衰落，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战略决策需匹配实力与环境：曹爽伐蜀的冒进、孙权对储位问题的拖延，皆因决策者忽视现实约束（曹魏后勤短板、东吴嫡庶伦理），最终付出沉重代价；而王平、费祎的成功，则在于对自身实力与地形优势的精准把握。
这段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曾经支撑三国鼎立的核心力量（如东吴的陆逊、蜀汉的董允）或陨落或被替代，而新的权力结构又充满隐患，三国的统一结局，在此时已初现历史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