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己未年）
春天正月，司马懿赶到京城，进宫拜见皇帝。皇帝拉着他的手说：“我把后事托付给你啦，你和曹爽一起辅佐年幼的太子。死这事儿我本来都能忍，就是一直忍着不死，就为了等你，现在见到你，我没啥遗憾的了！”说完就把齐王、秦王叫来给司马懿看，还特别指着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啦，你可看清楚咯，千万别弄错！”又让齐王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磕头，感动得眼泪直流。就在这一天，立齐王曹芳为皇太子。没过多久，皇帝就去世了。这位皇帝沉稳坚毅，聪明敏锐，做事凭自己心意，能鉴别选拔有才能功绩的人，摒弃那些浮夸虚伪的家伙。指挥军队、处理大事的时候，出谋划策的大臣和将领们，都对皇帝的雄才大略心服口服。他记忆力超强，就算是身边的小官，他们的官职、性格、行为，以及他们走过的地方、做过的事，还有他们父兄子弟的情况，只要他听过见过，就永远不会忘。
孙盛评论说：听老人们讲，魏明帝天生资质出众，头发很长，垂到地上，他有点口吃，话不多，但沉稳坚毅，善于决断。当初，各位大臣接受遗命辅佐他，他把这些大臣都安排到地方任职，政权都由自己掌控。他对大臣很优待，能包容直言善谏的人，就算大臣们当面顶撞、极力劝谏，他也不惩罚杀戮，这君王的度量真是够大的。然而他不考虑树立德行、流传风范，不巩固国家的根基，结果让大权被一方独揽，国家失去了有力的保卫，真是可悲啊！
太子曹芳即位，年仅八岁，朝廷宣布大赦天下。尊称皇后为皇太后，给曹爽、司马懿加官为侍中，授予符节和斧钺，让他们都督中外各路军队，总领尚书台事务。之前各种修建宫殿的工程，都按照皇帝遗诏停止了。曹爽和司马懿各带三千士兵，轮流在殿内值班。曹爽因为司马懿年纪大、地位高，一直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每件事都向他咨询请教，不敢擅自做主。
当初，并州刺史、东平人毕轨以及邓飏、李胜、何晏、丁谧这些人都有点才名，还特别渴望富贵，喜欢趋炎附势。魏明帝讨厌他们浮夸不实，都压制着不重用。曹爽向来和他们关系好，等到曹爽辅佐朝政，就一下子把他们提拔起来，当成自己的心腹。何晏是何进的孙子，丁谧是丁斐的儿子。何晏他们都一致拥护曹爽，觉得大权可不能交给别人。丁谧给曹爽出主意，让曹爽奏请天子下诏书，把司马懿调任为太傅，表面上用名号尊崇他，实际上是想让尚书台奏事的时候，先经过自己，这样就能掌控事情的轻重缓急了。曹爽听了他的建议。二月丁丑日，任命司马懿为太傅，任命曹爽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侍讲，曹爽其他几个弟弟也都以列侯的身份侍从皇帝，进出宫廷禁地，那富贵受宠的程度，没人能比。曹爽虽然表面上对太傅司马懿还保持着礼貌，但之后各种举措，就很少再经过司马懿了。曹爽把吏部尚书卢毓调任为仆射，让何晏接替吏部尚书的职位，又任命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何晏他们依仗权势行事，迎合依附他们的人就得到升迁，违背他们的人就被罢官免职，朝廷内外的人都看着他们的脸色行事，没人敢违抗他们的意思。黄门侍郎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平叔（何晏）这人表面安静，内心浮躁，狡黠贪利，不考虑做正事，我担心他迟早会迷惑你们兄弟，这样一来，有德行的人就会远离，朝政也会荒废啊！”何晏他们因此和傅嘏产生了矛盾，找了个小事就把傅嘏的官职给免了。他们又把卢毓调出朝廷去当廷尉，毕轨还故意上奏诬陷卢毓，让他被免官，不过很多人都为卢毓鸣不平，于是又让卢毓当了光禄勋。孙礼为人正直，不屈服，曹爽心里不喜欢他，就把他调出京城去当扬州刺史。
三月，任命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
夏天四月，吴国督军使者羊道攻打辽东的守将，俘虏了一些百姓后离开。
蜀汉这边，蒋琬担任大司马。东曹掾、犍为人杨戏，向来性格直爽不拘小节，蒋琬和他交谈的时候，他有时不回应。有人就对蒋琬说：“您和杨戏说话，他却不回应，这也太傲慢了！”蒋琬说：“人心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长相各有差异一样，当面顺从，背后又说坏话，这是古人都告诫要避免的。杨戏要是想赞同我的观点，那不符合他的本心；要是反驳我的话，又好像在彰显我的不对，所以他选择沉默，这正是杨戏直爽的地方啊。”
还有督农杨敏，曾经诋毁蒋琬说：“做事稀里糊涂的，实在比不上前任。”有人把这话告诉了蒋琬，主管官员请求去查办杨敏，蒋琬说：“我确实比不上前任，没什么可查的。”主管官员又请求问清楚他说的“稀里糊涂”具体指什么，蒋琬说：“要是我不如前任，那事情就处理不好，事情处理不好，不就是稀里糊涂嘛。”后来杨敏因为犯事被关进监狱，大家都担心他肯定活不成了，可蒋琬对他并没有偏见，杨敏最后也没被判处重罪。
秋天七月，皇帝曹芳开始亲自临朝听政。
八月，宣布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吴国太常潘濬去世。吴王让镇南将军吕岱接替潘濬的职位，和陆逊一起处理荆州的文书事务。吕岱当时已经八十岁了，身体一向硬朗，做事勤奋，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和陆逊同心协力，遇到好事都互相谦让，南方的人都很称赞他们。十二月，吴国将领廖式杀了临贺太守严纲等人，自称平南将军，攻打零陵、桂阳，还煽动交州各郡，聚集了几万人。吕岱主动上表请求出兵，然后日夜兼程赶路。吴王派使者追授他为交州牧，还陆续派遣唐咨等将领前去支援。经过一年的攻打，终于打败了廖式，斩杀了廖式及其党羽，各郡县都平定了。吕岱又回到武昌。
吴国都乡侯周胤带领一千士兵驻扎在公安，因为犯了罪，被流放到庐陵。诸葛瑾、步骘为他求情。吴王说：“以前周胤年轻，一开始没什么功劳，却突然得到精锐的部队，还被封为列侯、将领，这都是看在他父亲周瑜的份上。可周胤却仗着这些，酗酒淫乱，肆意妄为，我前前后后告诫他多次，他却一点都没悔改。我对周瑜的情义，和你们二位是一样的，也希望周胤能有出息，哪会有别的想法呢！只是周胤犯下这么多罪行，不适合马上让他回来，想让他吃点苦头，好让他自己明白。他是周瑜的儿子，又有你们二位从中说情，只要他能改正，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周瑜哥哥的儿子、偏将军周峻去世，全琮请求让周峻的儿子周护统领他父亲的军队。吴王说：“以前打跑曹操，开拓荆州，靠的都是周瑜，我一直都没忘。刚听说周峻去世的时候，就打算任用周护。但后来听说周护性格不好，任用他只会带来灾祸，所以就改变主意了。我对周瑜的情义，哪会有尽头呢！”
十二月，下诏恢复以寅月为正月。
评论
景初三年是三国历史上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魏明帝曹叡临终托孤、幼主登基，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博弈初现端倪；吴蜀两国也在各自的轨道上经历着人事更迭与治理考验。这一年的历史细节，不仅勾勒出三国中后期的政治格局，更埋下了此后魏晋更替的伏笔。
曹魏：托孤阴影下的权力失衡
魏明帝曹叡的去世成为曹魏政权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史载曹叡“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简功能，屏绝浮伪”，其治国理政能力在三国君主中实属上乘。他“性特强识”的记忆力与“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其大略”的决断力，使曹魏在他统治期间保持了稳定发展。孙盛评价其“天姿秀出”“沈毅好断”“优礼大臣，开容善直”，尤其“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的纳谏胸怀，展现了一代明君的气量。
然而曹叡最大的失误正如孙盛所批评的“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他临终前的托孤安排看似稳妥，实则为权力分裂埋下隐患。将八岁的齐王曹芳托付给曹爽与司马懿，形成宗室与外臣共治的格局，本身就蕴含着权力斗争的风险。更值得注意的是，曹叡未能及时培养可靠的宗室力量，也未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导致“大权偏据，社稷无卫”的局面不可避免。
幼主即位后，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博弈迅速展开。初期曹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访，不敢专行”的表面尊重，很快被权力欲望打破。曹爽提拔明帝时期被压制的浮华之徒——毕轨、邓飏、李胜、何晏、丁谧等人，形成私人权力集团，通过“转司马懿为太傅”的策略，明升暗降剥夺其实权。这一操作看似高明，实则暴露了曹爽集团政治上的短视：他们既缺乏治理国家的真才实学，又急于垄断权力，将“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的用人原则推行到极致，不仅失去了士族支持，更激化了与司马懿的矛盾。
傅嘏对何晏“外静而内躁，銛巧好利，不念务本”的评价，精准点出了曹爽集团的本质缺陷。他们的崛起不是基于治国能力，而是依托宗室身份与政治投机，这种权力基础的脆弱性，为日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曹魏政权在短短一年内，就从明帝时期的稳定局面滑向派系倾轧的危险境地，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交接机制的缺失与统治集团核心价值观的崩塌。
蜀汉：蒋琬治下的宽容之治
与曹魏的权力动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蜀汉的稳定治理。大司马蒋琬展现出的政治智慧与宽容胸襟，成为蜀汉后期的重要支撑。面对杨戏“公与戏语而不应”的怠慢，蒋琬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理解包容；面对杨敏“作事愦愦，诚不及前人”的批评，蒋琬坦然承认“吾实不如前人”，这种不拒逆耳之言、不饰己过的态度，展现了成熟政治家的气度。
蒋琬的治理哲学体现了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精髓。他不追求表面的权威，而是通过包容不同意见凝聚人心；不回避自身不足，而是以坦诚态度面对批评。当杨敏因罪入狱时，蒋琬“心无适莫”，不因旧怨而加重处罚，这种“不以个人好恶论刑赏”的司法公正，极大地稳定了蜀汉的政治生态。在诸葛亮去世后的权力真空期，蒋琬以其宽容稳健的治理风格，维持了蜀汉政权的延续性，避免了权力动荡。
东吴：功过奖惩中的治理逻辑
东吴在这一年经历了多重人事考验，展现出孙权治国的复杂思路。吕岱与陆逊“同心协规，有善相让”的合作，成为东吴荆州治理的亮点。八十高龄的吕岱“体素精勤，躬亲王事”，在廖式叛乱时“自表辄行，星夜兼路”，最终“攻讨一年，破之”，展现了老将的担当与能力，其“有善相让”的政治品格更成为东吴官场的楷模。
孙权对周胤与周护的处理，则体现了其“功过分明、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周胤作为周瑜之子，因“酗淫自恣，前后告谕，曾无悛改”而被流放，孙权虽“念公瑾以及于胤”，却坚持“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体现了不因私情废公法的治理原则；对于周护的任用，孙权因“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适为作祸”而搁置，哪怕对方是功臣之后，也坚持以“性行”为首要考量。这种“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态度，反映了孙权晚年仍保持的政治清醒。
历史启示：权力传承与治理智慧的永恒命题
景初三年的历史事件，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政治启示。在权力传承层面，魏明帝的托孤失误证明：稳定的权力交接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更需要统治者对继承者能力、辅政大臣品格的准确判断，以及对权力制衡机制的提前布局。曹爽集团的迅速腐化则警示：依靠派系利益凝聚的权力集团，终将因失去民心与治理能力而崩塌。
在治理智慧层面，蒋琬的宽容与吕岱的勤谨形成了正面范例——政治宽容能凝聚人心，勤政担当能稳定政权；而曹爽集团的浮华与专权则成为反面教材——脱离实际的空谈误国，垄断权力的欲望败政。孙权在奖惩中的平衡艺术，则展现了成熟政治家“恩威并施、以德为本”的治理之道。
这一年的历史，本质上是“权力如何正当行使”的永恒命题。曹魏因权力失衡走向衰落，蜀汉因宽容治理维持稳定，东吴在功过奖惩中寻求平衡，三国的不同轨迹共同印证了一个真理：政权的稳固不在于制度的完美，而在于掌权者能否以公心待政、以宽容待人、以务实行事。景初三年的风云变幻，不仅是三国历史的转折，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经典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