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六年（公元225年，乙巳年）
春天二月，皇帝下诏书任命陈群为镇军大将军，让他跟着御驾监督各路军队，兼管尚书台事务；任命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在许昌，负责处理后方的文书工作。三月，皇帝前往召陵，开通了讨虏渠；乙巳日，又回到许昌。
并州刺史梁习去征讨轲比能，把他打得大败。
蜀汉这边，诸葛亮带着大军去讨伐雍闿等人，参军马谡送了他几十里路。诸葛亮说：“咱们虽说一起谋划这事好些年了，现在你再给我整点好主意呗。”马谡说：“南中地区仗着他们那儿又远地势又险，不服咱们很久了。就算今天把他们打败，明天他们又得造反。现在您正打算倾尽全国之力北伐对付强大的魏国，他们要是知道国内兵力空虚，造反肯定更快。要是把他们全杀光来除后患，这不符合咱仁义之师的作风，而且也不能急着这么干。用兵这事儿，收服人心才是上策，攻城是下策，靠心理战取胜是上策，靠武力拼杀是下策，您就想法子让他们真心归服就行。”诸葛亮觉得这主意不错，就采纳了。马谡，是马良的弟弟。
辛未日，皇帝又打算带着水军去征讨吴国，大臣们纷纷议论。宫正鲍勋劝说道：“咱们朝廷的军队多次出征都没取得啥大成果，主要是因为吴、蜀两国就跟嘴唇和牙齿似的，互相依存，又有山水险阻，很难把他们拿下。去年皇上坐的龙舟在江上晃荡，被困在南岸，皇上身处险境，大臣们都吓得魂飞魄散，那时候国家差点就完了，这可是得记一辈子的教训啊。现在又要让士兵们长途跋涉去打仗，每天耗费超多钱财，国内都被折腾得空虚了，还让那帮狡猾的敌人看咱们笑话，我实在觉得这不行。”皇帝一听就火了，把鲍勋降职成治书执法。鲍勋，是鲍信的儿子。夏天五月戊申日，皇帝到了谯县。
吴国丞相、北海人孙劭去世了。当初，吴国要设立丞相，大家都觉得张昭合适，吴王却说：“现在事儿这么多，丞相这职位事儿多责任重，这可不是优待张昭的好办法。”等到孙劭去世，大臣们又推举张昭，吴王说：“我难道是舍不得给子布（张昭字子布）这个职位吗！丞相要处理的事儿太繁杂，而张昭性子又刚烈，要是他提的建议我不听，肯定得产生怨恨和矛盾，这对他也没啥好处。”六月，任命太常顾雍为丞相，兼管尚书台事务。顾雍这人话不多，做事总是恰到好处，吴王曾经感叹说：“顾先生不说话则已，一说话肯定说到点子上。”到了大家喝酒作乐的时候，旁边的人都怕自己喝多了失态，因为顾雍肯定会看在眼里，所以都不敢放开了玩。吴王也说：“顾公在座，让人都玩不痛快。”可见大家有多怕他。顾雍刚开始兼任尚书令的时候，被封为阳遂乡侯；他封侯之后回到官署，家里人都不知道，后来听说了都惊呆了。等他当了丞相，选拔任用文臣武将，都是根据他们各自的才能来安排，没有偏向谁或者刻意疏远谁。他经常私下了解民间情况和政务该怎么处理，然后悄悄报告给吴王。要是建议被采纳了，他就归功于吴王；要是没被采用，他也绝对不会说出去。吴王因此特别看重他。不过在朝堂上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言辞神色虽然很恭顺，但坚持的观点都很正确；国家军政大事的得失，如果不是当面跟吴王说，他从来不会在别处谈论。吴王经常让中书郎到顾雍那儿去咨询事情，如果顾雍觉得这事儿行得通，值得讨论，就会跟中书郎反复研究，还会准备酒食招待；要是觉得不行，顾雍马上就脸色严肃起来，一声不吭，也不招待中书郎。中书郎回去告诉吴王，吴王就说：“顾公要是高兴，那就说明这事儿靠谱；他要是不说话，就说明这事儿还得再琢磨琢磨。我得好好想想。”吴国江边的将领们，都想立功表现自己，经常提出一些作战的好主意，打算搞偷袭啥的。吴王就去问顾雍的意见。顾雍说：“我听说兵法讲究不贪图小利，这些将领提的建议，都是想给自己捞功名，不是为了国家。陛下应该制止这种行为，要是不能起到显示国威、打击敌人的作用，就别听他们的。”吴王就照做了。
利成郡的士兵蔡方等人造反，杀了太守徐质，推举同郡的唐咨为首领。皇帝下诏让屯骑校尉任福等人去讨伐，把他们平定了。唐咨从海路逃到吴国，吴国任命他为将军。
秋天七月，皇帝封皇子曹鉴为东武阳王。
蜀汉诸葛亮到了南中地区，一路打仗都挺顺利。诸葛亮从越巂进入，杀了雍闿和高定。派庲降督益州人李恢从益州进入，门下督巴西人马忠从牂柯进入，把各个县城的敌人都打败了，然后又和诸葛亮会合。孟获收拾雍闿的残部来抵挡诸葛亮。孟获向来在少数民族和汉人中都很有威望，诸葛亮下令要活捉他。抓到之后，诸葛亮带着他在军营里转了转，问他：“你觉得我这军队咋样？”孟获说：“之前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才败了。现在承蒙您带我看了军营，如果就这水平，那打败你们可太容易了。”诸葛亮一笑，放他回去，让他再打。就这样，抓了他七次又放了他七次，最后诸葛亮还要放他走，孟获不走了，说：“您简直是天神下凡啊，我们南方人再也不造反啦！”诸葛亮于是到了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这四个郡都平定了，诸葛亮就任用当地的首领当官。有人劝诸葛亮别这么做，诸葛亮说：“要是留外地人在这儿当官，就得留军队，军队留下了又没粮食吃，这是第一个麻烦；加上少数民族刚被打败，父兄死伤不少，留外地人又不留军队，肯定得出乱子，这是第二个麻烦；还有，少数民族之前多次有反叛、杀害官员的罪行，他们自己也觉得罪孽深重，要是留外地人，他们始终不会信任，这是第三个麻烦。现在我想既不留兵，又不运粮，还能让这里基本稳定，少数民族和汉人都能相安无事，所以才这么做。”于是，诸葛亮把孟获等当地有才能的人都收为自己的下属官员，还把当地的金、银、丹砂、生漆、耕牛、战马等物资征收上来，供给国家军事使用。从这以后，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少数民族再也没造反。
八月，皇帝带着水军从谯县顺着涡水进入淮河。尚书蒋济上奏说水路不好走，皇帝没听。冬天十月，皇帝到了广陵旧城，在江边检阅军队，士兵有十多万，军旗绵延几百里，一副要渡江攻打吴国的架势。吴国那边也加强兵力，严防死守。当时天气特别冷，江面结冰，战船没法开进长江。皇帝看着波涛汹涌的江面，感叹道：“哎呀，老天爷这是故意要把南北隔开啊！”于是就决定撤军。孙韶派将领高寿等带着五百名不怕死的士兵，在皇帝回去的必经之路上趁夜偷袭，把皇帝吓了一大跳。高寿等人抢了皇帝的备用车和羽盖就撤回去了。这时候，好几千艘战船都被冻住，动弹不得，有人提议留下一些士兵屯田。蒋济觉得：“这儿东边靠近湖泊，北边挨着淮河，要是发大水的时候，敌人很容易来侵扰，不适合屯田驻军。”皇帝听了他的建议，立刻启程回去。回到精湖的时候，湖水快干了，皇帝把战船都留给蒋济处理。战船在几百里的河道上排开，蒋济就又挖了四五条水道，把船都赶到一块儿；还提前堆好土坝截断湖水，等后面的船都到齐了，一下子打开土坝，把船都放进淮河，这才顺利返回。
十一月，东武阳王曹鉴去世。
十二月，吴国番阳的反贼彭绮攻占了好几个郡县，手下有几万人。
评论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是三国鼎立格局初步稳定后，各方势力调整战略、积蓄力量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里，魏、蜀、吴三国在军事部署、政治决策和民族治理上的选择，不仅影响着各自的兴衰走向，更折射出乱世中“战略远见”与“人心向背”的核心价值。
曹魏：军事扩张的执念与内部隐忧
魏文帝曹丕在这一年延续了对东吴的军事高压政策，但频繁用兵背后暴露出战略僵化与内部矛盾。
军事决策的冒进与代价：曹丕不顾宫正鲍勋“中国虚耗”“黠虏玩威”的劝谏，执意发动对吴舟师征伐。鲍勋的谏言直指曹魏的核心问题——吴蜀唇齿相依、凭险据守，强行征伐只会导致国力虚耗，且往年伐吴已有“龙舟飘荡、圣躬蹈危”的教训。但曹丕的愤怒与贬斥，反映出帝王权威对理性决策的压制。最终，魏军因严寒“舟不得入江”，还遭吴军夜袭夺走副车羽盖，数万战船因水尽滞留，险些陷入险境。这场失败印证了鲍勋的预判：忽视地理限制与国力现实的军事冒险，终将得不偿失。
权力布局的深意：曹丕对陈群、司马懿的任用暗藏玄机。以陈群“录行尚书事”随驾，司马懿“留许昌督后台文书”，既强化了对军权的掌控，也为司马懿日后崛起埋下伏笔。这种“前线征战+后方稳固”的布局，体现了曹魏对权力平衡的重视，但也暴露了宗室力量不足、依赖外姓重臣的隐患。
边疆治理的成效：与对吴作战的失利形成对比的是，并州刺史梁习大破鲜卑轲比能，利成郡叛乱被迅速平定。这表明曹魏在北方边疆治理和内部平叛上仍有较强实力，但其资源过度倾斜于对吴战争，反而削弱了整体国力。
蜀汉：攻心为上的战略远见与民族治理典范
诸葛亮南征是这一年蜀汉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马谡“攻心为上”的献策与诸葛亮的实践，成为中国古代民族治理的经典案例。
战略认知的突破：马谡对南中问题的分析精准而深刻：南中“险远不服”，若单纯依靠军事镇压，只会陷入“今日破之，明日复反”的循环；尤其在蜀汉即将北伐的背景下，内部空虚可能加速叛乱。他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跳出了传统军事思维的局限，直指治理的核心——让当地族群从心理上认同蜀汉政权。
实践中的智慧与包容：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过程，既是军事威慑的展示，更是心理博弈的过程。通过让孟获亲观军营、反复较量，最终使其心服口服，达成“南人不复反”的效果。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坚持“即其渠率而用之”，不派外官、不留驻兵，既避免了资源消耗，又化解了族群对立情绪。他解释的“三不易”原则（留兵无食、无兵生患、族群互疑），体现了对现实矛盾的清醒认知。这种“以夷治夷”的包容策略，不仅稳定了后方，更从南中获取了金银、耕牛、战马等战略资源，为日后北伐奠定了基础。
长远影响的奠定：诸葛亮的南中治理彻底改变了蜀汉“南中不稳”的被动局面，“终亮之世，夷不复反”的成果，证明了人心归附远比武力征服更可持续。这种战略远见，与曹魏的军事冒进形成鲜明对比。
东吴：政治平衡的智慧与内部整合的深化
孙权在这一年的政治决策，展现了其成熟的驭下之术与务实的治国理念，核心是通过稳定内部来应对外部压力。
丞相人选的取舍：理性超越情感：孙劭去世后，孙权两次拒绝众人推举张昭为丞相，理由并非“有爱”，而是深刻认识到张昭“性刚”“所言不从”的性格缺陷与丞相“职大事责重”的要求不符。这种“不为虚名所累，唯才是用”的选择，避免了因人事矛盾引发的内部动荡。最终选用顾雍，正是看中其“寡言而中”“举动时当”的特质——顾雍的沉稳、低调与原则性，成为稳定朝政的关键。
顾雍的治政风格：以“威”立“信”：顾雍虽“寡言”，却以“言必有中”赢得信任；虽让君臣“不乐”，却以严于律己的作风规范朝堂行为。他任人唯贤“心无适莫”，进言时“归之于上”“终不宣泄”，既维护了君主权威，又保证了决策质量。面对边将“邀功掩袭”的提议，他以“兵法戒于小利”劝谏孙权，避免了无谓的军事消耗。这种“务实、审慎、高效”的治政风格，成为东吴内部稳定的重要支柱。
应对外部压力的弹性：在曹魏大军压境时，东吴“严兵固守”，并派高寿夜袭曹丕大营，展现了防御反击的能力；同时接纳魏地叛将唐咨，扩充自身力量。而彭绮在番阳起兵数万，虽反映出东吴内部仍有不稳定因素，但并未动摇其根本，显示出孙权对地方控制力的强化。
历史启示：战略选择背后的核心逻辑
黄初六年的三国历史，揭示了乱世中政权兴衰的三大关键逻辑：
战略远见优于短期功利：诸葛亮“攻心平南中”与曹丕“冒进伐东吴”的对比，证明真正的胜利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核心矛盾的解决——蜀汉通过稳定后方获得长远发展空间，曹魏则因短期军事执念消耗国力。
人心向背决定治理成败：无论是诸葛亮“服其心”的民族政策，还是顾雍“以严立信”的朝堂治理，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政权的稳固最终依赖于被治理者的认同，而非单纯的武力或权威。
务实包容强于教条僵化：孙权对丞相人选的理性取舍，诸葛亮对南中族群的包容任用，都体现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智慧；而曹丕对劝谏的压制，则暴露了教条化决策的弊端。
这一年的事件如同三面镜子，映照出三国格局的深层走向：蜀汉以战略远见积蓄力量，东吴以内部稳定巩固根基，曹魏则因决策失当逐渐显露颓势。历史的天平，已在各方的选择中悄然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