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王允安排同郡的宋翼担任左冯翊，王宏担任右扶风。李傕等人想杀王允，又怕这两个郡起兵找麻烦，就先征召宋翼和王宏。王宏派人对宋翼说：“郭汜、李傕因为咱们俩在外地，所以还没对王公（王允）下手。要是咱们今天应召去了，明天就会被灭族，你说该咋办？”宋翼说：“虽然祸福难测，但这是朝廷的命令，不能逃避啊！”王宏说：“关东的义兵闹得正凶，都想杀董卓，现在董卓已经死了，他那些党羽很容易收拾。要是咱们起兵一起讨伐李傕他们，和关东诸侯相互呼应，这可是转祸为福的好办法。”宋翼不听，王宏没办法单独行动，于是两人都接受了征召。甲子日，李傕把王允、宋翼和王宏都抓起来杀了，王允的妻子儿女也都没能幸免。王宏临死前大骂：“宋翼这个书呆子，根本没法商量大事！”李傕把王允的尸体扔在集市上示众，没人敢去收尸，只有王允以前的下属，平陵县县令、京兆人赵戬，辞官把王允的尸体收殓埋葬了。当初，王允独揽诛杀董卓的功劳，士孙瑞把功劳都归给王允，自己不邀功求封侯，所以才躲过一劫。
臣司马光说：《易经》里讲“勤劳谦逊的君子最终会吉祥”，士孙瑞有功却不夸耀，以此保全自己，能说他不聪明吗！
李傕等人想让贾诩担任左冯翊，并封他为侯。贾诩说：“我那只是为了保命想的办法，哪有什么功劳！”坚决推辞不接受。李傕等人又想让他当尚书仆射，贾诩说：“尚书仆射是官员的首领，被天下人所仰望，我向来没什么大名声，当这个官没办法服众。”于是李傕等人就让他当了尚书。
吕布从武关逃到南阳，袁术对他特别好。但吕布觉得自己对袁家有功劳，就放纵士兵到处抢掠。袁术很头疼，吕布自己也觉得不安稳，就离开南阳，到河内投奔张杨。李傕等人悬赏重金捉拿吕布，吕布又跑去投靠袁绍。
丙子日，朝廷任命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秋天，七月庚子日，任命太尉马日磾为太傅，总领尚书事务；八月，任命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
朝廷下诏让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持符节去安抚关东地区。
九月，任命李傕为车骑将军，兼任司隶校尉并持符节；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骠骑将军，都封了侯。李傕、郭汜、樊稠掌管朝政，张济则出兵驻扎在弘农。
司徒赵谦被免职。甲申日，任命司空淳于嘉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总领尚书事务。
当初，董卓进入关中后，劝说韩遂、马腾和他一起对付关东诸侯，韩遂、马腾就带兵到了长安，结果正赶上董卓死了，李傕等人就任命韩遂为镇西将军，让他回金城；任命马腾为征西将军，让他驻扎在郿县。
冬天，十月，荆州刺史刘表派使者向朝廷进贡。朝廷任命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被免职，任命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与总领尚书事务。
曹操追击黄巾军到济北，黄巾军全部投降，曹操得到三十多万士兵，男女老少加起来一百多万人口，他挑选了其中精锐的士兵，号称青州兵。
曹操征召陈留的毛玠担任治中从事，毛玠对曹操说：“如今天下大乱，皇帝四处流亡，百姓没法正常生产，因为饥荒到处逃亡，国家没有一年的储备粮食，老百姓也没有安稳生活的心思，这样下去很难长久。打仗靠正义才能取胜，保住地位得靠财力，咱们应该尊奉天子，用天子的名义命令那些不服从朝廷的人，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储备军粮，这样就能成就霸业。”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使者去见河内太守张杨，想借道往西到长安，张杨不同意。定陶的董昭劝张杨说：“袁绍和曹操虽然现在看起来像一家人，但这种形势不会长久。曹操现在虽然实力弱，但他可是天下公认的英雄，您应该主动和他结交。况且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应该帮他向朝廷传递消息，并且上表推荐他，如果事情办成了，你们的交情就深厚了。”张杨觉得有道理，就帮曹操向朝廷传递消息，还上表推荐曹操。董昭又替曹操给李傕、郭汜等人写信，根据他们地位的高低，分别表达了殷勤之意。李傕、郭汜见到曹操的使者，以为关东诸侯想自立天子，觉得曹操这次派使者来，并非真心，就商量着把使者扣下。黄门侍郎钟繇劝李傕、郭汜说：“现在天下英雄纷纷崛起，各自假传圣旨，独断专行，只有曹兖州（曹操）一心向着朝廷，你们要是拒绝他的忠诚，恐怕会让天下人失望啊！”李傕、郭汜这才厚待曹操的使者，并给予答复。钟繇是钟皓的曾孙。
徐州刺史陶谦和各地郡守、国相一起上奏表，推举朱俊为太师，还发布檄文给各地州牧、郡守，想联合起来讨伐李傕等人，迎接天子。正好李傕采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的计策，征召朱俊入朝，朱俊就放弃了陶谦的提议，接受征召，又当了太仆。
公孙瓒又派兵攻打袁绍，打到龙凑，被袁绍打败。公孙瓒只好退回幽州，不敢再轻易出兵。
扬州刺史、汝南人陈温去世，袁绍派袁遗兼任扬州刺史；袁术把袁遗打败了。袁遗逃到沛地，被乱兵杀死。袁术任命下邳的陈瑀为扬州刺史。
评论
这段史料以董卓死后的权力真空为切入点，勾勒出一幅汉末政治乱局的生动画卷。其中既有忠臣义士的悲壮陨落，也有权谋者的生存博弈；既暴露了封建政治的残酷逻辑，也暗含着乱世中个体选择的历史重量。透过文字，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洗牌期的人性百态与制度崩塌下的秩序挣扎。
权力真空下的忠诚困境：王允之死的悲剧启示
王允的覆灭堪称汉末忠臣的典型悲剧。他在诛杀董卓后，陷入了“功高自傲”与“政治短视”的双重陷阱。史载其“自专讨卓之劳”，既未封赏功臣士孙瑞，也未安抚董卓旧部，更未处理好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当李傕、郭汜以征调宋翼、王宏为试探时，王允集团展现出致命的决策分裂：王宏清醒认识到“就征即族灭”的危机，提出“举兵讨逆、联结关东”的可行性方案，却被宋翼以“王命不可避”的迂腐理由拒绝。这种对“程序正义”的教条坚持，最终导致三人同归于尽，印证了乱世中“政治正确”若脱离现实土壤，只会沦为致命枷锁。
王允之死的深层教训在于：革命成功后的权力巩固，比革命本身更需要智慧。他能策划诛杀董卓，却无力构建新的权力平衡，既轻视了董卓旧部的反扑能力，又丧失了联合地方势力的机会，最终在“忠臣”的光环下走向毁灭。而赵戬“弃官收葬”的举动，则在乱世寒冬中保留了一丝人性温暖，反衬出权力绞杀场中良知的稀缺价值。
生存智慧的两种范式：士孙瑞与贾诩的乱世博弈
在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士孙瑞与贾诩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成功的生存智慧。士孙瑞“有功不伐”，主动将讨卓之功让渡给王允，最终“免于难”，司马光引用《易经》“劳谦君子有终吉”评价其智慧，这在当代语境下可解读为“懂得收敛锋芒的职场生存哲学”。这种“功成不居”的处世态度，在权力斗争中往往比争功邀赏更具生命力。
贾诩则展现了另一种生存智慧——精准的自我定位与权力距离感。面对李傕、郭汜的封侯与尚书仆射任命，他两次辞让：先以“救命之计非功”拒封爵，再以“名不素重难服人”辞高官，最终接受与其声望匹配的尚书职位。这种对自身实力与权力格局的清醒认知，使其在乱局中始终占据安全位置。贾诩的选择揭示了一个永恒规律：在权力体系中，“适配性”远比“高位”更重要，尤其在秩序崩塌的转型期。
军阀割据的雏形：吕布流窜与关东分裂的恶性循环
吕布的辗转流离，堪称汉末军阀流动性的缩影。他先依袁术却“恣兵钞掠”，后投张杨又因李傕追捕逃亡，再归袁绍仍难立足。这种“不断依附又不断背叛”的生存模式，暴露了地方军阀的致命弱点：缺乏政治根基与战略定力，仅靠武力优势难以持久。吕布的经历也印证了“枪杆子未必出政权”——没有民心认同与治理能力，军事力量终将沦为流寇。
关东诸侯的分裂则更具警示意义。陶谦等欲推朱俊为太师讨逆，却因李傕一纸征令失败；陈温死后，袁绍、袁术为争夺扬州互相攻杀，“袁遗被杀、陈瑀上位”的结局，揭示了所谓“关东义兵”早已沦为军阀私斗的工具。这种“以讨逆之名行割据之实”的乱象，标志着中央权威的彻底崩塌，也为后来三国鼎立埋下伏笔。
制度崩塌中的权力重构：李傕集团的崛起逻辑
李傕、郭汜从董卓旧部逆袭为朝政掌控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他们精准利用了王允集团的决策失误，以“为董卓报仇”为号召凝聚旧部，通过征调地方官削弱对手，最终实现“傕、汜、稠筦朝政”的权力格局。其封侯拜将的操作——李傕任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掌京畿，郭汜、樊稠分掌要职，张济出屯弘农控制交通线——展现了粗糙却有效的权力分配智慧，这种“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路径，成为乱世权力更迭的典型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李傕集团对贾诩的重用与对士孙瑞的“放过”，体现了乱世权力的实用主义逻辑：只要不构成直接威胁，既容忍“隐形智者”存在，也需要“象征性文官”装点门面。这种“武力为体、智谋为用”的统治模式，成为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的雏形。
历史镜鉴：乱世中的选择与人性考验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展现了秩序崩塌时个体选择的蝴蝶效应。宋翼的“愚忠”加速了王允集团的灭亡，王宏的“远见”因孤立无援而失效，士孙瑞的“谦退”保全自身，贾诩的“审时度势”步步高升，赵戬的“义举”留存道义微光。每个人的选择都在乱世棋盘上留下印记，共同推动历史走向三分天下的结局。
从现代视角看，这段记载揭示了权力更迭的永恒规律：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绝对的正义，只有相对的生存。在制度失效的环境中，道德坚守需要配套的政治智慧，否则只能沦为悲剧；而纯粹的实用主义虽能短期生存，却终将陷入更大的混乱。王允的悲壮、贾诩的精明、吕布的挣扎，共同构成了汉末乱世的众生相，也为后世提供了永远读不尽的人性教科书。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权力真空期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外敌环伺，而在于内部的分裂与短视；乱世中的最大智慧，不在于豪言壮语，而在于认清现实、守住底线、积蓄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时代转折点上的选择，终将决定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