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戊午年）
春天，正月，合浦、交趾的乌浒蛮人反叛，还拉拢九真、日南的百姓一起攻打并占领了当地的郡县。
太尉孟彧被罢免。
二月辛亥日初一，发生日食。
癸丑日，任命光禄勋陈国人袁滂为司徒。
己未日，发生地震。
朝廷设立鸿都门学，里面的学生都由州郡、三公举荐任用或征召，有的人出去做了刺史、太守，入朝则担任尚书、侍中，还有人被封侯、赐爵。但有气节的士人都觉得和他们同列是一种耻辱。
三月辛丑日，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任命太常常山人张颢为太尉。这个张颢是中常侍奉的弟弟。
夏天，四月丙辰日，又发生地震。
侍中寺里有只母鸡变成了公鸡。
司空陈耽被免职，任命太常来艳为司空。
六月丁丑日，有一团黑气坠落在皇帝所在的温德殿东庭中，有十多丈长，看起来像龙。
秋天，七月壬子日，一条青虹出现在玉堂后殿的庭院中。皇帝下诏召集光禄大夫杨赐等人到金商门，询问他们关于这些灾异现象以及消除灾祸恢复正常的办法。杨赐回答说：“《春秋谶》里讲：‘天上出现虹霓，天下就会有怨恨，国家会大乱。’而且汉朝四百年的期限，也快到了。现在后宫的姬妾、宦官之流共同把持朝政，蒙蔽皇帝。还有，鸿都门下招揽了一群小人，创作些赋文之类的东西，受到当下的宠幸，他们互相举荐，短短一个月内，都得到了提拔。乐松当上了侍中，任芝做了尚书，郤俭、梁鹄各自受到丰厚的爵位和破格的恩宠，然而那些有操守的官员却只能隐居田园，他们口中诵读着尧、舜的言论，践行着超脱世俗的行为，却被抛弃，得不到任用。这就好比把帽子和鞋子穿反了，丘陵和深谷交换了位置。幸好皇天通过这些现象来谴责警告我们。《周书》说：‘天子见到怪异现象就修养品德，诸侯见到怪异现象就整治政务，卿大夫见到怪异现象就恪尽职守，士人百姓见到怪异现象就修养自身。’希望陛下斥退疏远那些奸佞巧诈的臣子，赶紧征召那些像仙鹤鸣叫般贤能的人，停止随意下诏，抑制游乐行为，这样或许上天会收回威严，各种灾变就能消除！”
议郎蔡邕回答说：“我思考这些怪异现象，都是亡国的征兆啊。上天对大汉一直眷顾有加，所以多次出现灾异来进行谴责，就是想让君主有所感悟，转危为安。如今虹霓坠落、母鸡变成公鸡，这都是妇人干预朝政导致的。之前乳母赵娆，在天下享有尊贵地位，她谗言谄媚、骄横跋扈，接着又有永乐门史霍玉，仗势作恶，又行奸邪之事。现在传言纷纷，又说有个程大人，看这形势，将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提高警惕，明确设立禁令，深刻反思赵娆、霍玉的事，引以为戒。如今的太尉张颢，是霍玉举荐的；光禄勋伟璋，以贪婪污浊闻名；还有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都凭借一时的宠幸，荣华富贵到了极点。陛下应该想想小人在位的危害，退一步思考引身避让贤能之人的福气。我觉得廷尉郭禧，为人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明豁达、正直不阿；前任太尉刘宠，忠诚老实、坚守正道，他们都适合成为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陛下应该经常向他们咨询。宰相大臣，就如同君主的四肢，把事情交给他们并要求他们完成，他们的优劣已经很明显，不应该听信小吏的话，去刁难大臣。还有，尚方制作的工艺技巧，鸿都门学的那些赋文，可以暂且搁置，以显示陛下的优渥。宰府举荐的孝廉，本是士人里的高才选拔，近来因为征召举荐不谨慎，陛下严厉斥责三公，可如今却因为写点小文就破格选拔，这等于打开了请托的大门，违背了圣明君主的法则，大家心里都不满意，只是没人敢说。我希望陛下狠下心来杜绝这种现象，思考国家大事，以回应上天的期望。圣明的朝廷既然自己约束砥砺，左右近臣也应该跟着改变，每个人都自我克制，以避免灾祸，这样上天会使盈满的亏损，鬼神也会降福给谦逊的人。君臣之间如果不保守机密，对上有泄露言语的告诫，对下有丧失性命的灾祸，希望陛下能把我的奏章保密，不要让尽忠的官吏受到奸人的怨恨报复。”
奏章呈上去后，皇帝看了不禁叹息。接着起身去换衣服，曹节在后面偷看了奏章内容，把所有内容都告诉了左右的人，事情就这样泄露了。那些被蔡邕批评的人，对他怒目而视，想着报复他。当初，蔡邕和大鸿胪刘合向来不和，蔡邕的叔父卫尉蔡质又和将作大匠阳球有矛盾。阳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于是派人呈上奏章诬陷说：“蔡邕、蔡质多次因为私事向刘合请托，刘合没有答应。蔡邕心怀怨恨，想要陷害刘合。”于是皇帝下诏让尚书召来蔡邕质问情况。蔡邕上书说：“我实在是愚笨刚直，没考虑到后果，陛下不体谅忠臣直言，应该加以庇护，没想到诽谤突然到来，陛下就因此产生怀疑。我四十六岁了，孤孤单单一个人，能以忠臣的名义留名，死了也觉得光荣，只是担心陛下以后再也听不到真话了！”于是把蔡邕、蔡质关进洛阳监狱，弹劾他们“因私仇怨恨而对抗奉公之人，商议陷害大臣，犯了大不敬之罪，应判处死刑弃市”。事情上奏后，中常侍河南人吕强怜悯蔡邕无罪，极力为他申诉。皇帝也重新思考蔡邕的奏章，下诏说：“减死罪一等，和家属一起剃光头发，用铁圈束颈，流放到朔方，不能因为赦令而免除刑罚。”阳球派刺客在半路上刺杀蔡邕，刺客被蔡邕的忠义所感动，都不愿意动手。阳球又贿赂蔡邕所在地方的长官，让他毒害蔡邕，结果被贿赂的人反而把情况告诉蔡邕让他警惕，因此蔡邕才得以幸免。
八月，有彗星出现在天市星区。九月，太尉张颢被罢免，任命太常陈球为太尉。
司空来艳去世。
冬天，十月，任命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宋皇后不受皇帝宠爱，后宫受宠的姬妾们一起诋毁她。渤海王刘悝的妃子宋氏，是宋皇后的姑姑，中常侍王甫担心皇后以后怨恨他，就诬陷皇后用邪道诅咒皇帝。皇帝相信了，于是下诏收回皇后的玺绶。皇后被送到暴室，忧愁而死。她的父亲不其乡侯宋酆以及兄弟都被诛杀。
丙子日月底，发生日食。
尚书卢植上书说：“那些被党锢的人大多没罪，可以加以赦免宽恕，纠正冤屈。还有，宋皇后的家属都无辜横尸荒野，不能收殓埋葬，应该下令收拾安葬，让他们的游魂得到安宁。另外，郡守、刺史一个月内多次升迁，应该按照考核升降来彰显他们的才能高低，就算不满九年，也可以任职满三年。还有，请求托关系以求升迁的行为，应该一概禁止，选举的事情，要责成主管官员负责。再者，天子的身份，按理不该有私人积蓄，应该专注于国家大事，忽略细小之事。”皇帝没有理会。
十一月，太尉陈球被免职。
十二月丁巳日，任命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鲜卑侵犯酒泉，他们的部族人口日益增多，边疆各地没有不遭受毒害的。
皇帝下诏让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并撰写赞词，以此鼓励学习的人。尚书令阳球劝谏说：“我考察乐松、江览等人，他们都出身低微，是才识短浅的小人，依靠皇亲国戚，攀附权贵豪门，卑躬屈膝，在圣明之时侥幸获得晋升。有的献上一篇赋文，有的写满一简鸟篆字，就被升为郎中，还被画像留念。也有连笔都没点过简牍，言辞都不能表达心意，找人代写文章，弄虚作假花样百出的，却无一不受到特殊恩宠，从污浊中脱身。所以有见识的人都对此闭口不言，天下人都为之叹息。我听说设立画像，是为了彰显劝诫之意，让君主能够借鉴得失，没听说过这些小人靠虚假的文章颂词，就能窃取朝廷官位，还画像留名的。现在太学、东观足够宣扬圣明教化，希望陛下停止鸿都门学的选拔，以消除天下人的指责。”奏章呈上后，皇帝没有理会。
这一年，开始在西邸公开卖官，根据官职不同收钱也不一样。二千石的官职卖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官职卖四百万钱。按照德行依次应选的人，价钱减半，或者是三分之一。还在西园设立仓库来存放这些卖官得来的钱。有的人到宫阙上书求任县令、县长，根据各县的好坏、贫富，价钱也有高低。富的人先交钱，穷的人到任后加倍交钱。皇帝还私下让左右的人卖三公九卿的官职，公卖一千万钱，卿卖五百万钱。当初，皇帝还是侯的时候常常为贫穷苦恼，等到即位后，常常感叹桓帝不会当家，竟然没有私人钱财，所以通过卖官聚敛钱财作为自己的私房钱。皇帝曾经问侍中杨奇：“我和桓帝相比怎么样？”杨奇回答说：“陛下和桓帝相比，就好像虞舜和唐尧比品德。”皇帝不高兴地说：“你真强硬，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肯定又会有大鸟飞来。”杨奇是杨震的曾孙。
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去世，他的儿子呼征继位。
评论
光和元年的史事，堪称东汉王朝加速坠入深渊的标志性一年。从政治荒诞到社会失序，从权力腐败到人心离散，这一年的种种事件，清晰展现了统治体系的全面溃败。
政治伦理的彻底崩塌
鸿都门学的设立与卖官鬻爵的制度化：灵帝置鸿都门学，将一批擅长辞赋、书法的“群小”破格提拔为刺史、太守甚至封侯，与传统士大夫阶层形成尖锐对立。这不仅是对选官制度的践踏，更标志着“重才艺轻德能”的畸形价值观成为官方导向。而“初开西邸卖官”更是将腐败推向极致——二千石官价二千万，公卿明码标价，甚至允许“到官后倍输”，连皇帝都公然将卖官收入据为私藏。这种赤裸裸的权力变现，彻底摧毁了官僚体系的公信力，也让“为官”沦为纯粹的逐利工具。当朝廷将“卖官”视为常态，士大夫的廉耻心与民众的期望便一同崩塌。
宦官专权与忠良遭陷：蔡邕因直言灾异根源（斥责宦官、外戚专权），被曹节等宦官泄露奏言，遭仇家构陷流放。即便有吕强营救，仍被阳球多次追杀，幸得义士相助才免于一死。这一事件暴露了宦官集团对话语权的垄断——忠臣进言不仅无效，反而招来杀身之祸。而宋皇后因宦官王甫构陷“祝诅”被废杀，家属连坐，连死后都不得收敛，更显皇权在宦官操控下的昏聩与残忍。此时的朝廷，已无公正可言，只剩下权力的倾轧与报复。
天灾异象与统治合法性的丧失
这一年频发的灾异（日食、地震、雌鸡化雄、黑气堕殿、青虹出现），在古代被视为“上天示警”。杨赐、蔡邕等大臣借灾异进言，直指“妾媵、阉尹专权”“冠履倒易”，试图唤醒灵帝。但灵帝要么漠视，要么在宦官干预下反噬进言者。这种对“天意”的无视，本质上是统治阶层自我放逐的体现——当朝廷既无力解决现实问题，又拒绝反思纠错时，灾异便不再是“警示”，而成为民众心中“天弃汉室”的印证。尚书卢植请求赦免党人、收敛宋后家属、规范官员任期，均被置之不理，可见统治集团已陷入“拒绝改革”的偏执。
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
边疆与内部的双重动荡：乌浒蛮联合九真、日南民众攻陷郡县，鲜卑寇掠酒泉，边疆危机持续恶化；而内地因卖官导致的吏治腐败，必然加剧对百姓的搜刮，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当“富者买官、贫者被剥”成为常态，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殆尽，反抗只是时间问题。
价值观的撕裂与士庶对立：鸿都门学的诸生与士大夫的对立，本质是“皇权偏好”与“传统伦理”的冲突。灵帝重用“无行趣势之徒”，而将“搢绅之徒”弃之沟壑，导致精英阶层与朝廷彻底离心。阳球劝谏废除鸿都门学，指出其“使有识掩口，天下嗟叹”，却不被采纳，说明统治阶层已完全丧失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只能依靠少数亲信维持统治。
个体悲剧与时代困境
蔡邕的流放、宋皇后的冤死、卢植的忠言被拒，甚至灵帝与杨奇的对话（因杨奇敢言而嘲讽其“强项”），都折射出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尤其是灵帝那句“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暴露了其治国理念的扭曲——将皇帝的“私藏”置于国家安危之上，这样的统治者，早已背离了“君父”的责任。
光和元年的种种乱象，已远超“危机”范畴，而是“系统性崩溃”的开端。当卖官成为制度、宦官掌控朝政、忠良遭贬、灾异被漠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已被彻底掏空。这一年的荒诞与黑暗，为六年后的黄巾起义埋下了最直接的伏笔——当民众在绝望中看不到任何希望，唯有以暴力打破这腐朽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