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光三年（公元124年，甲子年），这一年的东汉王朝，在边疆局势、朝廷纷争以及天灾人祸的多重交织下，艰难地前行着，发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事件。
西域局势的转折与发展
春天正月，班勇抵达楼兰。由于鄯善主动归附，朝廷特别给鄯善王加授了三条印绶。然而龟兹王白英却犹豫不决，对是否归附举棋不定。班勇以恩义开导他，白英最终被打动，率领姑墨、温宿的首领，自行捆绑前来拜见班勇。随后，班勇征发他们的步骑兵一万多人，进军到车师前王庭，在伊和谷赶走了匈奴的伊蠡王，收复了车师前部五千多人，车师前部至此重新恢复与汉朝的联系。之后，班勇回师在柳中屯田。这一系列行动，为稳定西域局势迈出了重要一步。
皇帝东巡与朝廷乱象
二月丙子，皇帝向东巡游。辛卯，到达泰山。三月戊戌，前往鲁地，返程途中又到了东平，之后经过魏郡、河内回到京城。
与此同时，樊丰、周广、谢恽等人见杨震多次进谏都不被皇帝采纳，便越发肆无忌惮。他们竟敢伪造诏书，调用司农的钱粮、大匠的现有木材和徒役，各自大兴土木建造自家的房舍、园林池塘以及亭台楼阁，耗费的人力财力不计其数。杨震再次上疏进谏：“我身为三公之一，却没能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发生地震，当天是戊辰日；土对应数字三，且位居中央，这正是朝中大臣、皇帝近臣把持权力、肆意行事的征兆啊。陛下因边境不安宁，一直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宫殿房屋倾斜了，也只是简单支撑一下。然而这些皇帝亲近宠信的大臣，却不能与陛下同心同德，他们骄横奢侈，逾越法律，大量征调役夫，大肆修建府邸，作威作福，百姓们对此议论纷纷。此次地震的变故，恐怕就是因此而发。再者，冬天没有积雪，春季也没有降雨，百官都心急如焚，可这些人却仍在不停地修缮建筑，这实在是导致旱灾的征兆啊。希望陛下彰显阳刚之德，摒弃那些骄奢的大臣，以顺应上天的告诫！”杨震前后的进谏言辞愈发激烈，皇帝心中本就不满，樊丰等人更是对他怒目而视，心怀怨恨。但因为杨震是名儒，他们暂时还不敢加害于他。
这时，河间有个叫赵腾的男子上书，直言朝廷的得失。皇帝大怒，将赵腾逮捕入狱，以欺君犯上、大逆不道的罪名论处。杨震上疏营救赵腾：“我听说殷商和周朝的圣明君主，面对小人的抱怨和咒骂，反而会更加注重自身品德修养。如今赵腾所犯之罪，只是激烈指责、诽谤性的言论，与持刀杀人的罪行有很大差别。恳请陛下减免他的罪行，保全他的性命，以此鼓励百姓进言。”皇帝不听，赵腾最终被斩首于闹市。
等到皇帝东巡之时，樊丰等人趁皇帝在外，竞相修建府邸。太尉部掾高舒召来大匠令史进行核查，发现了樊丰等人伪造的诏书，详细上奏，打算等皇帝回来就呈上。樊丰等人得知后惊恐万分。恰好此时太史报告说出现星变逆行的情况，他们便一同诬陷杨震：“自从赵腾死后，杨震心中就充满怨恨；况且他本是邓氏旧吏，一直心怀不满。”壬戌，皇帝回到京师，在太学休息。当晚，皇帝就派使者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杨震从此闭门谢客。樊丰等人仍不善罢甘休，又指使大鸿胪耿宝上奏：“杨震身为大臣，不服罪，心怀怨恨。”于是皇帝下诏，将杨震遣返回本郡。杨震行至城西几阳亭时，感慨地对儿子和门生们说：“死亡，是士人的本分。我承蒙皇恩位居高位，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诛杀，厌恶宠女祸乱却不能禁止，又有何面目再见日月！我死之后，用杂木做棺材，用单布做被单，只要能盖住身体就行，不要归葬祖坟，也不要设祭祀！”说罢便饮鸩自尽。弘农太守移良秉承樊丰等人的旨意，派官吏在陕县阻拦杨震的灵车，将棺材暴露在道路旁，还责令杨震的儿子们代替邮差传递文书，路人见此情景，无不落泪。
太仆征羌侯来历感慨道：“耿宝凭借国舅的身份，荣宠太过深厚，却不考虑报答国家的恩情，反而依附奸臣，伤害忠良，他的灾祸也快要降临了。”来历是来歙的曾孙。
南匈奴变故与边境冲突
夏天四月乙丑，皇帝回宫。
戊辰，任命光禄勋冯石为太尉。
南单于檀去世，他的弟弟拔继位，成为乌稽侯尸逐鞮单于。当时鲜卑多次侵犯边境，度辽将军耿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率领新归降的部众连年出塞攻打鲜卑，回师后让他们屯驻在交通要道。耿夔征调频繁，新归降的人都心怀怨恨，大人阿族等人于是反叛，胁迫呼尤徽想一起离开。呼尤徽说：“我老了，受汉朝的恩情，宁愿死也不跟你们走！”众人要杀他，有人相救才得以幸免。阿族等人便率领部众逃走。中郎将马翼率领胡骑追击，将其几乎全部歼灭。
日南边境以外的蛮夷前来归附。
六月，鲜卑侵犯玄菟。
庚午，阆中发生山崩。
朝廷权力更迭与太子废立风波
秋天八月辛巳，任命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
王圣、江京、樊丰等人诬陷太子的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人，将他们杀害，家属被流放到比景。太子思念王男和邴吉，多次为此叹息。江京、樊丰害怕日后遭报复，便与阎后凭空捏造罪名，诬陷太子及东宫的官员。皇帝大怒，召集公卿以下官员，商议废黜太子。耿宝等人迎合皇帝旨意，都认为应当废黜。太仆来历与太常桓焉、廷尉犍为人张皓商议后说：“经书上说，年龄未满十五岁，即使有过错，责任也不在他自身；况且王男、邴吉的阴谋，皇太子可能并不知晓；应该挑选忠诚贤良的人担任太子的老师，用礼义加以教导。废立太子是重大之事，陛下确实应该慎重考虑！”皇帝不听。桓焉是桓郁的儿子。张皓退朝后，又上书说：“从前奸臣江充制造谗言，导致戾园被倾覆，孝武皇帝很久之后才醒悟过来，虽然后来追悔先前的过失，但又怎么来得及呢。如今皇太子才十岁，还没有接受老师的教导，怎么能仓促地责备他呢！”奏书呈上，皇帝不予理会。
九月丁酉，皇太子刘保被废为济阴王，居住在德阳殿西钟楼下。来历联合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人朱伥等十多人，一同到鸿都门为太子申诉，证明太子没有过错。皇帝和身边的人对此十分担忧，于是派中常侍奉诏威胁群臣说：“父子本为一体，这是天性。出于大义割舍亲情，是为了天下。来历、祋讽等人不懂国家大典，却与一些小人一起喧哗闹事，表面上看似忠诚正直，实则内心希望日后能得到好处，这种掩饰邪恶、违背大义的行为，岂是侍奉君主的礼节！朝廷广开言路，所以暂且对你们宽容；如果执迷不悟，就会明正典刑。”进谏的大臣们听后都大惊失色。薛皓率先叩头说：“确实应该听从陛下的诏令。”来历愤怒地当庭质问薛皓：“刚才一起商议进谏时说的什么话，现在却又反悔？大臣乘坐朝廷的车马，处理国家大事，难道可以如此反复无常吗！”于是其他人渐渐各自起身离开。只有来历独自守在宫阙下，连续几天不肯离去。皇帝十分恼怒，尚书令陈忠与各位尚书一同弹劾来历等人，皇帝便罢免了来历兄弟的官职，削减他们的封国租税，还禁止来历的母亲武安公主进宫朝见。
其他地区变动与自然灾害
陇西郡治所重新迁回狄道。
烧当羌首领麻奴去世，他的弟弟犀苦继位。
庚申晦日，发生日食。
冬天十月，皇帝前往长安；十一月乙丑，返回洛阳。
这一年，京师及二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三十六个郡国遭遇洪水、雨雹灾害。
评论
延光三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加速坠落的缩影。这一年，朝堂的黑暗达到顶峰，忠良遭害，奸佞当道，边疆动荡与宫廷内斗相互交织，尽显末世的混乱与悲凉。
忠臣之死：正义在权力碾压下的破碎
杨震之死是本年度最震撼的事件，它标志着朝堂最后一点良知的湮灭：
以死相谏的徒劳：作为“关西孔子”，杨震始终坚守儒家士大夫的底线，从弹劾王圣、樊丰的奢靡，到揭露伪造诏书的恶行，再到为赵腾鸣冤，他的每一次上疏都直指要害。但在安帝眼中，这些忠言成了“怨怼”，在樊丰等奸佞看来，更是必须铲除的障碍。杨震最终饮鸩自尽前的遗言——“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道尽了正直大臣在黑暗现实中的无力。
对忠良的极致羞辱：樊丰等人不仅害死杨震，还授意弘农太守“露棺道侧”，让其子孙服苦役，这种对死者的践踏，彻底撕碎了朝廷最后的道德遮羞布。当“名儒之死”沦为奸佞立威的工具，整个官僚体系的价值观已完全崩塌。
赵腾案的连锁反应：河间男子赵腾因上书言事被处死，杨震营救未果，这一事件堵住了底层民众的言路。“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的古训被抛诸脑后，朝廷用暴力压制异议，只剩下“道路讙哗”却无人敢言的死寂。
宫廷内斗：权力游戏中的人性泯灭
太子被废事件，暴露了外戚与宦官集团为专权不择手段的狰狞面目：
构陷太子的阴谋：王圣、江京、樊丰等人先杀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再“妄造虚无”构陷太子，本质是为了清除未来的威胁。年仅十岁的太子毫无反抗之力，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朝堂的集体失节：在废太子的朝议中，耿宝等外戚宦官“承旨”附和，唯有来历、桓焉、张皓等少数人据理力争。薛皓从“通谏”到“顿首认罪”的反转，折射出大多数官员在高压下的苟且——当说真话需要付出惨痛代价，沉默与妥协便成了生存本能。
对异议者的残酷打压：来历因坚持谏争被免官、削租、隔离母亲，这种“连坐式惩罚”彻底断绝了朝臣的谏诤勇气。皇帝用“显明刑书”威胁群臣，将“广开言路”的伪装撕得粉碎，朝堂沦为一言堂。
边疆与民生：失控的恶性循环
内忧未平，外患又起，东汉的边疆与社会危机在这一年全面爆发：
匈奴降者的反叛：度辽将军耿夔的“征发烦剧”，逼反了本已归附的匈奴部落。阿族等人的叛乱虽被镇压，但“新降者皆怨恨”的现实，说明汉朝的边疆治理仍停留在“高压控制”的层面，缺乏真正的安抚与融合，民族矛盾只会越积越深。
鲜卑的持续侵扰：从玄菟到北境，鲜卑的寇掠愈发频繁，而朝廷应对乏力。边疆将领要么像耿夔那样“竭泽而渔”逼反降者，要么只能被动防御，北方防线在“镇压—反叛—再镇压”的循环中不断崩坏。
天灾与人祸的共振：二十三处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天灾的密集程度创下新高。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这无疑是“上天示警”，但朝廷的回应却是“缮修不止”（为奸佞建宅）、“构陷太子”，天灾与人祸形成恶性循环，百姓在灾荒与苛政中无以为生。
权力结构的终极腐烂
这一年的种种乱象，指向一个核心：东汉的权力结构已彻底腐烂到根里：
外戚与宦官的深度绑定：耿宝（外戚）被任为大将军，与江京、樊丰（宦官）、王圣（乳母）形成利益共同体，他们垄断朝政，肆意妄为，将国家公器变成私人谋利的工具。
皇帝的彻底失职：安帝对杨震的死无动于衷，对太子的冤屈视而不见，对天灾人祸麻木不仁，他的存在只是为奸佞提供了“借皇权作恶”的便利。当最高统治者沦为权力的傀儡，王朝便失去了自我修正的可能。
士人与朝廷的彻底决裂：杨震之死、来历被逐，让士人群体彻底心寒。周燮、冯良的“隐居不仕”不再是个体选择，而是士阶层对朝廷的集体抛弃——当朝堂容不下一个正直的人，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尽了。
延光三年的历史，像一场不断加速的崩塌。忠良的鲜血、太子的眼泪、边疆的战火、百姓的哀嚎，共同奏响了东汉王朝的挽歌。这一年发生的一切，不仅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更是制度性腐败的必然。当一个王朝失去了“赏善罚恶”的基本准则，当权力可以肆意践踏正义与良知，它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