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初二年（公元77年，丁丑年）
春天，三月甲辰日，东汉朝廷撤走了伊吾卢的屯兵，匈奴又派兵守住了这个地方。
永昌、越巂、益州三郡的军队，以及昆明夷的卤承等人，在博南攻打哀牢王类牢，大获全胜，把类牢给斩杀了。
夏天，四月戊子日，章帝下诏让因楚王刘英、淮阳王刘延案件而被流放的四百多家返回原籍。
章帝想要给几位舅舅封爵，太后不同意。正好赶上大旱，有些谈论政事的人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封外戚的缘故，有关部门就请求按照旧例封爵。太后下诏说：“凡是谈论这事的人，都是想讨好我来求福罢了。以前王氏五侯在同一天被封，结果黄雾弥漫四方，也没听说有及时雨来回应。外戚地位尊贵显赫，很少有不覆灭的；所以先帝谨慎防范舅舅们，不让他们处在关键重要的位置，还说‘我的儿子不应当和先帝的儿子一样’，现在有关部门为什么要把马氏和阴氏相比呢！况且阴卫尉，受到天下人的称赞，宫中的侍从到他家门口，他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出门迎接，这就像蘧伯玉一样恭敬；新阳侯虽然性格刚强，稍微有点不讲道理，但他有谋略，能据理谈论，在朝堂上一时无人能比；原鹿贞侯，勇猛又诚信；这三个人，是天下少有的大臣，谁能比得上啊！马氏比阴氏差远了。我没什么才能，从早到晚都忧心忡忡，常常担心违背了先后的规矩，有一点小过错我都不放过，日夜不停地说，可亲属们还是不停地犯错，办丧事、修坟墓，又不能及时察觉，这说明我说话没人听，耳朵眼睛也不灵通啊。
我身为天下人的母亲，自己穿着粗布衣服，吃饭不追求美味，身边的人也只穿帛布，没有香料、美玉之类的装饰，就是想以身作则。我以为外戚们看到会伤心并自我约束，结果他们只是笑着说‘太后向来喜欢节俭’。之前我经过濯龙门，看到外戚家来问安的人，车多得像流水，马多得像游龙，奴仆穿着绿色的套袖，衣领和袖口洁白干净，再看看为我驾车的人，差得太远了。所以我没有斥责发怒，只是削减了他们一年的费用，希望能默默地让他们内心感到羞愧，可他们还是懈怠，没有为国忘家的忧虑。了解臣子的莫过于君主，更何况是亲属呢！我怎么能对上辜负先帝的旨意，对下损害先人的德行，重蹈西京外戚败亡的灾祸呢！”太后坚决不同意封爵。章帝看了诏书后悲伤叹息，又再次请求说：“汉朝建立以来，舅舅们封侯，就像皇子封王一样。太后确实心怀谦虚，可为什么唯独不让我给三位舅舅加恩呢！况且卫尉舅舅年纪大了，两位校尉舅舅又身患重病，如果有个万一，会让我永远心怀刻骨的遗憾。应该趁着现在的好时机，不能耽搁了。”太后回复说：“我反复考虑这件事，是想让两方面都好，难道只是想获得谦让的名声，却让皇帝遭受不对外戚施恩的嫌疑吗！以前窦太后想封王皇后的哥哥，丞相条侯说：‘高祖约定，没有军功不能封侯。’现在马氏对国家没有功劳，怎么能和阴氏、郭氏这些中兴之后相比呢！我常常看到富贵人家，禄位重叠，就像一年结两次果实的树木，它的根一定会受到损伤。而且人们希望封侯，不过是想对上能供奉祭祀，对下能求得温饱罢了；现在祭祀有太官赏赐，衣食有御府多余的物资，这难道还不满足，非要得到一个县的封地吗！我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你不要有疑虑。说到尽孝的行为，让父母安心是最重要的。现在多次出现异常现象，谷价涨了好几倍，我日夜忧虑惶恐，坐卧不安，你却想先给外戚封爵，这不是违背了慈母的殷切期望吗！我向来性格刚强急躁，心里有想法，不能不顺从。儿子没成年时，听从父母的；成年之后，就可以按自己的志向行事。你是君主啊；因为还没过三年服丧期，我作为家族长辈，所以能做主。要是阴阳调和，边境安宁，之后你再按自己的志向行事；那时我就只管含着饴糖逗弄孙子，不再过问政事了。”章帝这才作罢。
太后曾经下诏给三辅地区：马氏家族的亲戚有嘱托郡县办事、干扰吏治的，要依法处理并上报。太后母亲的坟墓修建得稍微高了些，太后提了意见，她的哥哥卫尉马廖等人马上把坟墓降低。马氏外戚中有谦虚朴素、符合道义的，太后就和颜悦色地表扬，赏赐财物和职位；如果有一点小过错，太后就先露出严厉的神色，然后加以责备。那些车马服饰华美、不遵守法度的，就会被开除族籍，遣送回乡下。广平王、巨鹿王、乐成王，他们的车骑朴素，没有金银装饰，章帝把这事告诉太后，太后马上给他们每人赏赐五百万钱。于是朝廷内外都受到感化，穿着打扮都很一致；各家族都很惶恐，比永平年间还要厉害。太后设置了织室，在濯龙园中养蚕，还多次去观看，以此为乐。太后常常和章帝从早到晚谈论政事，还教小王们《论语》等经书，讲述生平往事，一整天都和睦融洽。
马廖担心美好的事业难以长久维持，就上疏劝太后成就德政，他说：“以前汉元帝撤销负责制作皇帝服饰的官员，汉成帝穿洗过的衣服，汉哀帝撤销乐府，然而奢侈浪费的风气并没有停止，以至于国家走向衰败混乱，这是因为百姓跟从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语。改变政治风气，一定要抓住根本。《传》里说：‘吴王喜欢剑客，百姓身上就多有伤疤；楚王喜欢细腰的人，宫中就有很多人饿死。’长安有俗话说：‘城里喜欢梳高髻，四方的发髻就高一尺；城里喜欢画宽眉，四方的眉毛就将近半个额头那么宽；城里喜欢大袖子，四方做袖子就用整匹布。’这话看似玩笑，却切中事实。之前颁布的制度没多久，后来就渐渐不执行了，虽然有些官吏不遵守法令，但主要还是因为京城带头懈怠。现在陛下崇尚简约，这是发自您的天性，如果能把这件事坚持到底，那么四海之内都会传颂您的美德，名声能感动天地，连神明都能相通，更何况是推行政令呢！”太后很认可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当初，安夷县的一个官吏强占了卑湳种羌人的妻子，这个官吏被她丈夫杀了，安夷县长宗延追击凶手出了边塞。这个部落的人害怕被诛杀，就一起杀了宗延，然后和勒姐、吾良两个部落联合起来作乱。于是烧当羌的首领滇吾的儿子迷吾率领各个部落一起反叛，打败了金城太守郝崇。朝廷下诏任命武威太守北地人傅育为护羌校尉，把治所从安夷迁到临羌。迷吾又和封养种的首领布桥等五万多人一起侵犯陇西、汉阳。秋天，八月，朝廷派代理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率领北军五校的士兵以及各郡的弓箭手三万人去攻打他们。第五伦上疏说：“我认为贵戚可以封侯让他们富贵，但不应该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为什么呢？用法律来约束他们就会伤害亲情，以亲私相待就会违反法令。我听说马防现在要西征，我因为太后仁爱，陛下至孝，担心万一有什么小差错，会让陛下左右为难。”章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马防等人的军队到达冀地，布桥等人在临洮围攻南部都尉，马防进军攻打，打败了他们，斩杀和俘虏了四千多人，于是解除了临洮之围；他们的部众都投降了，只有布桥等两万多人驻守在望曲谷不肯投降。
十二月戊寅日，有彗星出现在紫宫星座。
章帝把窦勋的女儿纳为贵人，很是宠爱。这位贵人的母亲，就是东海恭王的女儿沘公主。
第五伦上疏说：“光武帝承接王莽之后，为政比较严厉刚猛，后代沿袭下来，就形成了风气；各郡国举荐的人才，大多是能处理具体事务的普通官吏，很少有宽宏博学的人来满足朝廷的需求。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都为人刻薄，一心追求严苛，官吏和百姓都忧愁怨恨，没有不厌恶他们的。可现在议论的人反而认为他们有能力，这违背了天心，不符合经义；不仅刘豫、驷协应该被治罪，举荐他们的人也应该受到谴责。一定要推举仁爱贤能的人来处理政务，不过几个人，风俗自然就会改变。我曾经读书，知道秦朝因为严酷急躁而亡国，又亲眼看到王莽也因为苛刻的法令而自取灭亡，所以才这么恳切地说这些。我还听说诸王、公主、贵戚，骄横奢侈超越礼制，京城尚且如此，又怎么能给远方的人做表率呢！所以说：‘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命令也没人听从。’用自身行动来教导，别人就会跟从；只用言语来教导，就会引发争议。”章帝觉得他说得很好。第五伦虽然天性严厉刚直，但常常厌恶普通官吏的苛刻，议论事情往往主张宽厚。
评论
这段记载展现了汉章帝建初二年的政治生活，尤其是马太后主导下的宫廷与社会风貌，用现代视角看有不少耐人寻味的点：
马太后堪称“古代清醒外戚天花板”。面对皇帝想给舅舅们封爵的提议，她直接拒绝，还把历史教训摆得明明白白——用王氏五侯的例子警告“外戚太盛容易翻车”，拿阴氏三杰的功绩对比自家“无功不配受封”，逻辑清晰到让人无法反驳。更绝的是她的自我要求：穿粗布衣服、反对奢华，外亲敢干预吏治就依法处理，亲妈坟头修高了都逼着哥哥们削平。这种“严于律己+严于律亲”的操作，简直是把“反特权”刻在了dNA里，难怪能让内外风气为之一变。
“政策落地看执行”的真理自古就有。马廖上疏点破的问题特别戳中要害：元帝、成帝嘴上喊着节俭，实际奢靡没断，因为“百姓看行动不看口号”。这就像现在说的“形式主义害死人”——改风气不能只靠文件，得从顶层做起，从身边人管起。马太后自己养蚕、教经书、抓吏治，用实际行动带节奏，比单纯发诏令管用多了。
朝堂争论藏着“权力平衡”的智慧。第五伦反对让马防带兵，担心外戚掌兵权出问题，虽然没被采纳，但反映了古代“防外戚干政”的警惕性。而马防西征能打胜仗，又说明“任人唯亲”未必全错，关键看有没有真本事。这种“制度约束”与“实际能力”的博弈，放到今天的职场也能找到影子。
边疆治理的“老难题”从未消失。安夷县小吏抢羌人妻子引发叛乱，本质上是“基层治理失当激化民族矛盾”。这就像现在说的“细节决定成败”——边疆稳定靠的不是硬打硬拼，而是日常的公平对待。傅育调任护羌校尉，其实就是在给之前的失误“补漏洞”。
总的来说，建初二年的核心剧情是“马太后主导的反奢反腐运动”，她用自己的强势和智慧，暂时按住了外戚专权的苗头，也给章帝时期打下了“宽厚务实”的基调。这种“领导人以身作则+制度严格执行”的组合拳，即便放在今天，依然是治理者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