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汉朝军队已然出征，尚未越过南岭，闽越王郢便调遣军队凭借险要地势进行抵御。郢的弟弟馀善于是与丞相及宗族成员谋划道：“大王因擅自发兵攻打南越且未请示天子，所以天子派兵前来问罪。汉朝军队人多势强，即便侥幸战胜他们，后续汉朝必定会增派更多兵力，最终会导致我国灭亡。如今若杀掉大王向天子谢罪，天子若接受，便会撤兵，我国就能得以保全；若天子不接受，我们便全力作战；若战败，就逃亡至海上。” 众人皆称：“好！” 于是当即将郢刺杀，派使者捧着郢的首级送至大行令处。大行令表示：“我们此番前来，目的便是诛杀闽越王。如今闽越王的首级已至，又前来谢罪；不通过战争而使闽越王丧命，这是再好不过的事。” 于是便根据实际情况，命令军队暂停行动，并告知大农令所率的军队，同时派使者捧着闽越王的首级快马疾驰向天子禀报。天子下诏撤回两位将军所率的军队，并说道：“郢等人是主谋作恶，唯有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未参与谋划。” 于是派中郎将前往立丑为越繇王，让他主持闽越祖先的祭祀。馀善杀了郢之后，在国内威望日盛，许多百姓都归附于他，他便私自自立为王，繇王无力加以控制。天子听闻此事后，认为不值得为了馀善再次兴兵，说道：“馀善多次与郢谋划叛乱，后来又率先诛杀郢，使得朝廷军队无需劳师动众。” 于是封馀善为东越王，让他与繇王共同治理闽越。
这期间，天子派遣庄助向南越王传达旨意。南粤王胡叩头说道：“天子竟为臣下兴兵讨伐闽越，臣下即便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这份恩德！” 于是派遣太子婴齐入朝担任宿卫，并对庄助说：“我国刚刚遭受敌寇侵扰，使者您先行回去吧，我正日夜筹备行装，准备入朝拜见天子。” 庄助返回途中，经过淮南国，天子又让庄助把讨伐闽越之事告知淮南王刘安，并嘉奖他的心意，刘安表示深感惭愧，自叹不及。庄助离开南越后，南越的大臣们纷纷劝谏南越王：“汉朝兴兵诛杀郢，实则也是借此震慑南越。况且先王从前曾说：‘侍奉天子务必做到不失礼。’总之，不能因天子几句好话便入朝拜见，否则一旦入朝便无法返回，这是亡国的征兆啊。” 于是胡便称病，最终没有入朝拜见天子。
这一年，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
东海太守濮阳人汲黯被任命为主爵都尉。起初，汲黯担任谒者，因其严厉的作风而令人敬畏。东越地区发生相互攻伐事件，天子派汲黯前去视察；汲黯尚未抵达东越，行至吴地便折返，回禀道：“越人相互攻伐，本就是他们的习俗，不值得让天子的使者为此奔波。”
河内郡发生火灾，火势蔓延烧毁了一千多家。天子派汲黯前去视察；汲黯回来后禀报说：“普通人家失火，因房屋相连而蔓延燃烧，无需担忧。我途经河南郡时，见河南郡有一万多家贫苦百姓遭受水旱灾害，甚至出现父子相食的惨状，我便根据实际情况，秉持符节，下令打开河南郡的粮仓赈济贫苦百姓。现在我请求归还符节，并甘愿承担假传圣旨的罪责。” 天子认为他贤能，便赦免了他。汲黯在东海郡时，治理官府与百姓事务，喜好清静无为，挑选郡丞和属吏，将事务交付给他们，只关注大事要点，不苛求细枝末节。汲黯时常生病，常躺在内室不出门。一年多后，东海郡治理得极为出色，受到人们称赞。天子听闻后，征召他担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治理政务追求无为而治，注重整体规划，不拘泥于法律条文。
汲黯为人性情傲慢，缺少礼仪，常常当面指责他人过错，无法容忍他人的过失。当时天子正招揽文学之士与儒生，天子说：“我打算如何如何……” 汲黯回应道：“陛下内心欲望繁多，却在表面施行仁义，又怎能效仿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呢！” 天子沉默不语，面露怒色，随即罢朝，公卿大臣们都为汲黯感到担忧。天子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汲黯实在是太过憨直鲁莽了！” 群臣中有人责备汲黯，汲黯说道：“天子设置公卿等辅佐大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迎合天子心意，使君主陷入不义之地吗？况且我既已身处此位，纵使爱惜自身性命，可又怎能让朝廷蒙羞呢！” 汲黯时常生病，病假即将满三个月；天子多次赐予他休假，但其病始终未能痊愈。最后一次生病时，庄助替他向天子请假。天子问：“汲黯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庄助说：“让汲黯担任官职，他并无超越常人之处；然而当他辅佐年幼的君主时，能够坚守城池，坚定不移，别人招他不来，挥他不去，即便自认为如孟贲、夏育那般勇猛之人，也无法改变他的意志。” 天子说：“的确，古代有所谓的社稷之臣，像汲黯这样的，便接近这种标准了。”
此时，匈奴前来请求和亲，天子将此事交付大臣们商议。大行令王恢是燕地人，熟悉匈奴事务，提议道：“汉朝与匈奴和亲，大致不过数年，匈奴便会再次违背约定；不如不答应，发兵攻打他们。” 韩安国则说：“匈奴人如同鸟类般迁徙不定，难以制服，自上古以来就未曾真正归属于中原统治。如今汉朝要行军数千里去与他们争夺利益，人马必然疲惫不堪；而匈奴却能凭借完整的力量对付我们的疲惫之师，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不如和亲。” 参与商议的大臣们大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于是天子同意与匈奴和亲。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丁未年）
冬季，十一月，开始依照董仲舒的建议，命令各郡国举荐孝廉各一人。
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驻扎在云中郡；中尉程不识担任车骑将军，驻扎在雁门郡。六月，二人率军撤离。李广与程不识皆以边郡太守的身份统领军队，在当时颇负盛名。李广行军时不讲究部队的编制和行列阵势，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驻扎，让士兵们自由活动，夜间也不打刁斗来自我防卫，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然而他也会在远处设置侦察兵，所以从未遭遇危险。程不识则严格要求部队的编制、行列和营阵，夜间打刁斗巡逻，军中的官吏处理军事文书直至天亮，军队得不到休息；但同样未曾遭遇危险。程不识说：“李广的军队极为简易，然而一旦匈奴突然进犯，便难以进行有效抵御。但他的士兵们也都安逸快乐，都愿意为他效死力。我的军队虽然事务繁杂，但匈奴也无法侵犯我。” 然而匈奴畏惧李广的谋略，士兵们也大多乐意跟随李广而苦于跟随程不识。
臣司马光评论道：《易经》说：“军队出征必须要有纪律，否则不论成败都有凶险。” 这表明治理众人而不使用法规，没有不凶险的。李广带兵，让人人都能自由行动。以李广的才能，这样做是可行的；但却不能将此作为普遍的法则。为何呢？因为后来者很难效仿他，更何况与他同时为将的人呢！一般人的本性，乐于安逸放纵而忽视眼前的祸患，他们既然认为程不识带兵繁琐，而乐于跟随李广，并且还会怨恨上级而不服从指挥。那么，简易带兵的危害，不仅仅是李广的军队难以抵御匈奴的突然袭击而已。所以说 “军事行动要以严格要求为根本”，作为将领，也只有严格要求才可以。那么效仿程不识，即使没有战功，也不至于失败；而效仿李广，很少有不覆灭的啊！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五月，下诏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天子亲自进行策问。
秋季，七月癸未日，发生日食。
评论
这段历史展现了汉武帝初年政治生态与边疆治理的多重矛盾，凸显三大历史脉络：
边疆民族政策的务实转向：闽越之乱中，汉武帝未因馀善擅立而继续兴师，反而承认其统治，体现 “以夷制夷” 的务实策略。此举既因征伐成本高昂（如刘安所言），也因汉初 “休养生息” 政策的惯性。但南越王赵胡称病不朝，暴露了藩臣对汉廷的戒备，为后来南越反叛埋下伏笔，预示着汉廷与边疆政权的关系将从怀柔转向更强硬的整合。
官僚体系中的刚直与因循：汲黯 “矫制赈灾” 与当面直谏，展现了汉初官僚的刚正风骨。其 “无为而治” 的治政风格，既延续了黄老思想，也与武帝时期 “多欲” 的施政倾向形成张力。武帝对汲黯 “社稷之臣” 的评价，反映出皇权对直言谏臣的复杂态度 —— 既需要其制衡朝政，又忌惮其对权威的挑战。这种矛盾贯穿于武帝朝，也为后来 “酷吏政治” 的兴起提供了背景。
军事制度与战略思想的分歧：李广与程不识的治军差异，本质是 “天才型统帅” 与 “制度化治军” 的路线之争。司马光强调 “师出以律”，实则推崇军事制度化建设，这与汉武帝后期强化中央集权、建立常备军的趋势相呼应。而汉匈和亲之议中，王恢的主战与韩安国的主和，折射出汉初对匈奴战略的摇摆 —— 前者代表武帝朝开拓进取的萌芽，后者延续了文景时期的保守策略，最终和亲的决定，显示此时汉朝尚未完全具备对匈奴决战的条件。
此外，“举孝廉” 制度的推行，标志着察举制正式成为选官体系的核心，打破了汉初 “任子”“赀选” 的局限，为儒学之士进入仕途开辟道路，加速了官僚体系的儒学化。而司马光对李广、程不识的评论，暗含对北宋军事积弱的反思，借史论强调军纪的重要性，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是汉武帝从 “无为” 转向 “有为” 的过渡期，制度革新、边疆经略与人才选拔的多重探索，正为汉帝国的全面扩张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