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亮，田埂上的露水还没散，我提着竹篮走到试验田边。木板上的农事卡已经换了一张，昨夜风大，绳子松了半截，我重新绑紧，把今日的卡片贴上去：“今日不松土，浇水一次，量至土湿四成半。”
那两个后生站在坡下，脚尖蹭着泥，没敢再往前。我也没看他们，只把炭笔和粗纸放在石墩上，声音抬高了些：“水要慢浇，从垄沟一头起，走到另一头正好完。浇太快，土吃不进，根也喝不饱。”
话音落，一人低头快步上来，抓起纸和笔就走。另一个迟疑几息，也跟了上去。他们在远处蹲下，对着木板抄写，手抖得厉害，字歪歪扭扭。
我转身去检查苗情。试验田的叶色青亮，系统提示生长进度已达同类作物的百分之四十。我蹲下，指尖轻触一片叶子，露水滚落，滴在卡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傍晚收工时，我故意把灯笼挂得高些，火光照着木板和石墩。走前，我在篮子里多放了一叠纸，轻轻搁在石墩边，然后提灯下坡，脚步声渐远。
夜深了，月光斜照在田头。我藏在田埂后，见人影晃动。林婶领着老陶叔，后头跟着那两个后生，悄悄摸到木板前。灯笼火苗被风吹得晃，他们就着光低头抄录，一个念，一个写，写错了就用指甲刮去重画。
老陶叔掏出一张纸，展开，是自己手写的记录表，上面画了两栏：一栏是他家试验田的苗高，一栏是隔壁亲戚家传统种法的。他指着数据，声音压得极低：“你看，才七天，差了整整半掌。根也粗一圈。”
林婶点头：“我家那块地，按卡上说的浇了三次水，松了两回土，苗出得齐，也没黄叶。昨儿我男人还骂我瞎折腾，今早他自己蹲田头看了半晌，没吭声。”
一人问：“要是族老查出来……”
“怕啥？”林婶低喝，“咱们又没偷没抢，种的是自家地。云姐从没逼过谁，是咱们自己想学。她连笔都备好了，就摆在那儿，谁要谁拿。”
老陶叔把纸小心折好，塞进怀里：“明天……我还来。”
我仍没出声，只悄悄把篮子里剩下的纸又推了推，让边缘露出一角。
第二天辰时，我准时到田头。木板上的新卡刚贴好：“今日松土三寸，不浇水，防湿烂根。”石墩上的纸少了一半，炭笔也只剩一支。
我正要开口讲解，林婶从坡上走来，手里提着水桶，路过时停了一下，看了眼木板，又看了眼我，没说话，径直去她家田里松土。她翻得极认真，一锄一锄，深浅均匀。
老陶叔拄着拐，慢悠悠过来，在试验田边站定。他从袖里摸出那张粘好的记录卡，轻轻放在木签旁，说：“我……还能看苗吗？”
“能。”我说，“当然能。”
他蹲下，眯眼盯着根系，嘴里念叨：“土松，根深，苗不倒……这法子，真不骗人。”
那两个后生也来了，远远站着，抄完卡就走。其中一个临走时，把一张叠好的纸塞进石缝里。我等人都散了，才拿出来看，是他们自己画的农事流程图，歪歪扭扭写着“先松土，再浇水，三日后看苗”。
夜里，我坐在灯下整理记录本。顾柏舟端了碗热汤进来，放桌上，看我一眼，又看篮子里堆着的旧卡和新纸。
“今天又有五个人来抄卡。”我说。
他没应声，只坐下来，拿起我缝了一半的布条，手指粗糙，针脚却稳。
“你累不？”他问。
“不累。”我说，“他们开始信了。”
他低头缝了几针，声音低下来：“可族老还在盯着。林婶昨儿被她男人骂了一顿，孩子都吓哭了。老陶叔也不敢在人前说话。你这样撑着……若太难，便歇一歇。”
我望着窗外田头那盏未熄的灯，火苗在风里晃，却一直没灭。
“我不是为了争对错。”我说，“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地可以这么种，日子可以这么过。有人愿意看，我就讲；有人愿意学，我就教。我不争，也不退。”
他沉默许久，把最后一针缝完，剪断线头，举起布条给我看：“写什么？”
我接过，看那粗布上歪歪扭扭的字，笑了：“写‘一起种地’。”
他点头：“好。明天我给你挂田头。”
第三天清晨，我到田头时，那面新旗已经插在试验田中央。布是旧衣改的，边角还有补丁，但四个字写得端正。风一吹，布条哗啦作响。
我贴上今日农事卡：“今日不松土，浇水一次，量至土湿四成半。”
林婶来了，老陶叔来了，两个后生也来了。他们不再躲远，就站在木板前，低头抄录。抄完，一人问：“云姐，我们……能不能也做个记录卡？像你那样？”
“能。”我从篮子里取出一叠粗纸，“每人一张，自己记。记错了不要紧，改就是了。”
林婶忽然抬头：“咱们不叫组，也不立名。就叫……‘想把地种好的人’。”
众人低声应和。
老陶叔掏出他的对比记录，递过去：“我两家田，一用卡一不用，苗高差半掌。你们自己看。”
纸在众人手里传了一圈。有人低头不语，有人反复摩挲那行数据，有人悄悄把纸角折了个角，打算带回家抄。
我正要把卡片收进篮子，坡下又来了人。
三个妇人，一人提灯，两人手里攥着纸笔，脚步急，裤脚沾满泥点。到了田头，其中一人喘着气问：“云姐，我们……还能记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