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扫荡的硝烟终于散去，留给根据地的却是一片满目疮痍的焦土。
昔日充满生机的村庄，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被焚烧后的屋梁像黑色的枯骨，倔强地指向天空。
田野里，尚未成熟的庄稼被日军马蹄和皮靴肆意践踏，混着泥泞和污血，散发着一股腐败的气息。
空气中弥漫的，不再是炊烟的温暖，而是混合了火烟、血腥和淡淡尸臭的难言味道。
独立团主力在平安县取得辉煌胜利后，并未停留，迅速撤回根据地核心区。胜利的喜悦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就被眼前的惨状冲淡了。
赵大勇骑着马，行走在熟悉的道路上，目光所及，一片荒凉。
他的拳头紧紧攥着缰绳，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胸腔里仿佛堵着一块冰冷的巨石。
冈村宁次的“梳篦清剿”，虽然最终被粉碎，但其破坏力是空前的。
“团长，统计数字初步出来了……”周锐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将一份写在粗糙纸张上的报告递给赵大勇，
“被焚毁村庄十七个，遇难群众……初步估计超过八百人，大部分是没能及时进入地道的老弱妇孺。粮食……被抢走、烧毁的粮食，占我们秋收前存粮的七成以上。还有……牲畜几乎被劫掠一空。”
赵大勇没有立刻去看那份沉甸甸的报告，他只是沉默地看着路边一片被烧毁的玉米地，焦黑的秸秆在风中发出细微的断裂声。
一个老大娘正跪在田埂边，用双手徒劳地扒拉着焦土，肩膀无声地耸动着。那背影，像一把钝刀，割在赵大勇的心上。
“通知各营、连，收拢部队后第一要务，不是休整，是帮助群众清理废墟，掩埋遇难者遗体，搭建临时窝棚！”
赵大勇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告诉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群众是我们的根。根断了，我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就是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把这条根重新接上的时候！”
命令迅速传达下去。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甚至来不及洗去征尘，便拿起铁锹、镐头，投入到帮助乡亲重建家园的工作中。
他们清理瓦砾，平整土地，砍伐树木搭建简易住所。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在他们身边，是失去亲人的悲痛，是家园被毁的绝望，他们能做的，就是用汗水和行动，给这片饱受摧残的土地注入一丝生机和希望。
团指挥部暂时设在一个半塌的祠堂里。赵大勇、周锐以及几位营级干部围坐在一张用门板临时搭成的桌子旁，气氛凝重。
“团长，最严峻的问题还是粮食。”
周锐指着地图上几个标注的区域，继续说道：
“鬼子这次扫荡，目的之一就是摧毁我们的生存基础。抢走的、烧掉的粮食，让我们原本可以支撑到秋收的储备见了底。按照现在的消耗，即便加上之前坚壁清野时藏起来的那部分，全团加上根据地的群众，粮食最多也只能维持一个多月。而距离秋收，至少还有三个多月。”
一个营长叹了口气：“这青黄不接的时候，上哪儿去弄粮食？周边敌占区的粮食都被鬼子严格控制，购买困难，而且我们经费也紧张。”
王二牛捶了一下桌子，恨恨道：
“狗日的小鬼子，打不过我们就玩这种断子绝孙的招！”
赵大勇一直沉默地听着，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地图上划过，那上面不仅有敌我态势，还有山川、河流和村庄。
他脑海中浮现的，不仅仅是当前的困境，还有一份来自现代的记忆。
在他的记忆里，1942年河南遭遇百年一遇大旱，继而爆发蝗灾，夏秋两季粮食颗粒无收。国民党政府救灾不力，不仅未及时调拨粮食，反而继续强征军粮（全年征收3.4亿斤小麦，仅发放约2000万斤救济粮），导致3000万人受灾，超300万人因饥饿死亡，灾民被迫沿陇海铁路向西逃荒。
根据地在遭遇严重的破坏后，曾经历过可怕的饥荒，树皮、草根都被吃光，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群众大量逃亡。他绝不能让那样的景象再重演。
赵大勇没办法和众人分享历史的情况。再有他也没办法告知大家信息的来源。思索了好一会开口说道：
“等、靠、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上级同样困难，兄弟部队也在苦撑。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外界。粮食，必须我们自己种出来！”
“自己种？”周锐愣了一下，“团长，现在播种也来不及了啊？而且，适合耕种的土地，大多在相对平坦的区域，鬼子伪军时不时过来骚扰，我们很难进行大规模、稳定的农业生产。”
众人也认同周锐的说法，也纷纷点头附和。同时目光灼灼地望向赵大勇，都在期待他有什么好办法。毕竟谁也不想饿着肚子打仗。
“你说得对，但也说得不全对。”赵大勇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大规模、集中的耕种不行，我们就化整为零，就像我们反扫荡时打的‘麻雀战’一样，把农田也‘化整为零’！”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向那些连绵的山区：
“你们看，这些山坳里，溪流边，甚至是一些坡度较缓的山坡，能不能开垦出来？还有，被烧毁的村庄周围，废墟之间，能不能见缝插针地种上东西？我们不追求连片的沃土，我们要的是星星点点，积少成多！”
“可是……种什么？这个季节，常规的庄稼都来不及了。”孙德胜提出疑问。
“这就是关键。”赵大勇目光扫过众人，“我们不能只盯着小麦、玉米这些主粮。我们要种生长周期短、耐贫瘠、对田地要求不高的作物。例如土豆、红薯、南瓜，还有萝卜、蔓菁这些，有些品种两三个月就能有收成，而且产量不低。特别是土豆和红薯，既能当粮又能当菜，还好储存。”
他顿了顿，加强语气：“另外，我们不能只靠自己。要立刻发动根据地的所有群众！告诉乡亲们，八路军和他们一起生产自救！种子的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一部分，动员群众互相调剂，把各家各户留的种粮都拿出来。我们部队拿出部分经费，通过地下渠道，从敌占区尽量购买一些速生作物的种子。”
这个计划大胆而务实，像一道光，驱散了众人心头的部分阴霾。但实施起来，困难依然巨大。
“团长，开荒和种植需要大量人力，我们的战士既要警戒、训练，还要帮助群众重建，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
李大牛挠着头说道，他刚带领部队帮助一个村子清理完废墟，浑身沾满泥灰。
“所以，我们要实行军民一体化生产。”赵大勇早有考虑，“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划分责任区，包片开荒种植。同时，帮助和指导群众在自家房前屋后、村子周围的空闲地种植。民兵队伍一边训练，一边担负起保卫生产的任务，在耕种区域外围设置警戒哨，发现敌情，立即掩护群众转移。我们要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做到敌人来了能打，打不了能走，走了还能继续种！”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根据地的废墟上展开了。这无疑是一场新的战斗，对手是饥饿，是时间，是贫瘠的土地，以及虎视眈眈的敌人。
赵大勇身先士卒，挽起裤腿，扛起锄头，和战士们一起走向荒坡。他选择了一块向阳、相对平整的山坡作为团部的“示范田”。
开挖第一块草皮时，他感到手臂一阵酸麻，重伤初愈的身体还在抗议，但他咬紧牙关，一锄一锄地刨下去。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军装，顺着额角流下，滴落在新翻的、带着草根清香的泥土里。
荷花的身体在后勤队伍的精心照料下，逐渐好转。她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便组织起妇女和儿童，负责收集野菜、辨识可食用的植物，并利用战斗间隙，教战士们辨认哪些野菜无毒且富有营养。
她还带着几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将战士们磨破的军服收集起来，仔细缝补，甚至拆东补西，尽量让每个人都能穿得整齐一些。
她默默做着这一切，目光时常追随着赵大勇在开荒队伍中忙碌、最坚定的身影，担忧与敬佩交织在心底。
李大牛带领的战斗小组，在担任生产警戒任务时，成功击溃了一股试图骚扰耕种区的伪军，还缴获了几匹驮马，正好用来拉犁。
周锐则发挥他细致的特点，精心计算着种子的分配，记录着开垦的亩数，协调着各部队之间的生产进度。
消息也传到了军区。对于独立团在反扫荡后不等不靠，立即投入大规模生产自救的行为，军区首长在惊讶之余，更多的是赞赏和肯定。
一份嘉奖电报送到了赵大勇手中，同时送来的，还有军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一些粮食和药品种子。这份支持虽然有限，却极大地鼓舞了独立团和根据地群众的士气。
日子在汗水和期盼中一天天过去。荒芜的山坡上，一片片新开垦的土地被整理出来，像是给大地打上了深色的补丁。土豆块茎和红薯藤被小心翼翼地埋进土里，南瓜籽和萝卜籽被撒在平整好的畦垄上。
战士们用缴获的日军的铁皮桶、破水壶改造浇水，甚至想办法引来山泉水灌溉。
然而，困难接踵而至。首先是天气，接连的干燥天气，让刚刚发芽的幼苗蔫头耷脑。军民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到更远的山涧挑水抗旱，肩膀磨破了，脚底起了泡，没有人退缩。
赵大勇看着焦灼的太阳，眉头紧锁，他组织老农和干部们开会，商讨保墒抗旱的办法，覆盖干草、松土保水……所有能想到的土办法都被用了上来。
再有就是病虫害，缺乏农药，战士们和群众就只能用手捉，用草木灰水喷洒。
有时候，辛苦种下的菜苗一夜之间被地里的野兔、山鼠祸害一片，让人心疼不已。
李大牛气得直跳脚，带着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专门去打兔子，既除了害，还能给伤病员和孩子们改善伙食。
其实更危险的，是敌人的破坏。虽然大规模的扫荡停止了，但小股日伪军的骚扰从未间断。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八路军在搞生产，时常派出小部队偷袭耕种区。
一次，一队日军化装成农民，企图破坏一片长势良好的红薯地，被高度警惕的民兵发现，双方发生激烈交火。负责保卫该区域的二营一个排闻讯赶到，依托地形顽强阻击，最终击退了敌人，保住了那片希望的田野。
战斗中，三名战士牺牲，他们的鲜血，洒在了他们亲手开垦的土地旁。牺牲没有吓倒根据地的军民，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活下去、战斗下去的信念。
赵大勇在牺牲战士的追悼会上，沉痛而坚定地说：“同志们用生命守护的，不仅仅是几棵苗，是我们根据地的命根子！我们一定要让这片土地，长出粮食，吃饱肚子，更有力气打鬼子！这才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
夜幕降临，赵大勇常常独自一人走到山坡上，看着在月光下泛着微光的片片田垄。虽然幼苗还弱小，土地也远称不上肥沃，但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藤蔓蔓延、瓜果累累的景象。
他知道，这条路充满艰辛，甚至可能失败，但这是唯一的生路。他必须带领大家，在这片被战火灼烧过的土地上，耕耘出希望，耕耘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