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处理完相关事宜的桑原青根中将，正在考虑如何处理岛城袭击事件的后续事宜，上报肯定是要上报的，但是是否减低损失程度，以掩盖自己的责任。情报科就上报了，华夏、高丽等多地多处受到袭击，倭国的损失惨重。
这反而使得桑原青根中将放下心来，这可解决自己的难题，叫来情报课的负责人西田胜武，以自己的名字上报岛城情况。
西田胜武情报能力有限，但擅于察言观色，就将设施设备、弹药等扩大了近一倍，上报给倭国内阁海军部。
更是给自己的家人发报，联络了倭国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海军部痛快的补充了岛城的损失。
桑原青根中将通过此次袭击，将原有的损失补上，还和西田胜武从中赚了一笔。
但是华夏、高丽多地多处的袭击，不仅是经济的损失，更是引起来倭国的震动。
此时的倭国， 倭国军部（尤其是关东军和统制派）已通过策划华北事变、扶植傀儡政权等方式扩大影响力。
如在内蒙古，日军持续扩张，占领赤峰、多伦等地，并扶植傀儡机构；在华北，通过“自治运动”和军事威胁逐步蚕食主权，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并控制交通网络。
倭寇在华北展开全面侵略行动，试图将华北变为殖民地，同时关东军要求满铁修建连接伪满与华北的公路线，为后续资源掠夺铺路。
这些行动反映了军部对内外政策的实际控制，这也促成了1936年倭国“二?二六”兵变后皇道派才正式掌权。
同时，倭国加紧对华北经济的控制，例如1935年下半年开始筹建华北汽车公司（1936年4月成立），以公路运输辅助铁路，强化对华北资源的掠夺能力。
这一举措与军事行动同步，体现了“以战养战”的战略，加紧对华夏的经济统制与资源掠夺，造成了华夏与倭国矛盾激化。
而倭国国内军部独裁强化，内阁与政党弱化，对华策略分化，军部主张武力吞并华北，而部分政客倾向“渐进殖民”，通过扶植汉奸政权（如冀东自治政府）实现控制。
经济上倭国为摆脱1929年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进行危机转嫁与资源掠夺。
因侵略行径遭国际社会谴责，倭国加速“经济自立”政策，但资源短缺问题未解决，进一步刺激了对华侵略的急迫性，也造成了国际孤立与自给化，形成了恶性循环，倭国的全面侵华已经敲了锣鼓。
这次的“4.1袭击事件“，无论是经济损失，还是政治影响，都造成了倭国内阁将目标转移到了侵略目标华夏。
不管倭国内阁、军方，都通过各种形式对华进行施压，将此次袭击事件压在了华夏政府身上。
华夏蓝党政府正在全力围剿红党的军队，红党也寻找到了自己的领导人，正在执行正确的“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黔省、直插滇省“的军事方针。
常校长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遇到了倭国内阁的强迫，妥协的性子又出来了，又以谈判来拖延时间，好全力进剿红党军队。
4月3日夜，倭国包括倭国首都、横滨、京都、熊本、名古屋、仙台、福冈、金泽等二十多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袭扰事件，造成了多地供电供水断绝，人员损失100多人，烧毁厂矿、商社和学校100多所，经济损失500多万日元。
倭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城市贫民、农村人口都濒临温饱，倭国内阁又面临军事经济膨胀，军费开支激增，重工业（尤其是军工）占比扩大，民生经济萎缩，进一步引起倭国国内的动乱。
此次在倭国发生的动乱，也造成了十三名高丽民族抵抗阵线人员和四名暗韧组织成员，伤亡的损失。
加上国内北国江城被俘的一名高丽民族抵抗阵线人员，引起了倭国内阁的关注。
将华夏、高丽、倭国等地的高丽殖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搜查，抓捕了399多名可疑分子，激起了当地高丽侨民的全面反抗。
倭国内阁还全力督促华夏蓝党政府，清剿高丽抵抗组织。也通知红色毛熊政府，取消设在远东的高丽抵抗力量训练基地。
为了泄愤，倭国关东军竟然组织流亡东北的“白俄”,武装训练，也派出多支”白俄“武装部队，对远东地区进行袭击。
而强硬的大胡子在毛熊统治，正在搞清洗活动，偶然大怒，一方面扩大对高丽抵抗组织的支持，一方面派出军队清剿边境地区，与倭国关东军进行军事对峙。
“蜂蚁行动“的开展，打击了倭国在国内、华夏、高丽等地的势力，造成了倭国重大经济和军事损失，也引起了倭国各种势力的动荡，延误了倭国在华北的各种计划的开展，基本实现了当初计划的目的。
但宋志也深深地感到，袭击行动的不足。人员专业性不足，装备不够，尤其是高丽民族抵抗阵线人员，期盼到报复倭国的机会，很多高丽抵抗人员竟然以身攻击，不仅造成了十多人的损失，更主要的是暴露了组织。
倭国内阁正在全力围剿高丽民族抵抗阵线，并已经发现了，在其后还有一个抵抗组织，只是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作为亚洲第一强国，如果全力以赴，这将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
暗韧和锋刃的伤亡倒不大，宋志最看重的就是这次袭击事件，从策划、组织、执行、掩护、后勤等方面，全面检验了手里的几股力量。
洪门的力量也发挥了作用，但是还多有不足，需要安排安远、晏新等人组织总结，多方面进行改制，完善组织结构，预估掩藏的风险，并将一些建议，发给了身在沪上的池水正夫，转告朴正熙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