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宇站在牡丹花园门口，抬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这个举动，在几个月前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原因很简单，甚至有些可笑——他在单位拿着几乎是倒数第二档的工资，却开着一辆黑色大众辉腾。
那辆辉腾，低调而昂贵，浑厚的车身线条和沉静的质感，在懂行的人眼里，是比奔驰S级、宝马7系更显山露水的存在。它安静地停在研究院那略显破败的停车场里，像一只误入麻雀窝的鹰隼，扎眼得厉害。全院上下，除了几位主要领导的座驾，就数他的车最“豪”。
起初他不以为意，但很快，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从他第一次开车进单位大门，门卫老张那探究、诧异，随即迅速垂下眼皮、例行公事般抬杆的眼神；到他把车停好，走向后勤保障中心那排平房时，背后隐约感受到的、来自各科室窗户后压抑的打量；再到路过某个办公室，偶尔能听到身后压低的议论——“后勤那小宋，开辉腾来的？”“嘿，真没看出来……”——那些目光和低语，像无数细小的针，密麻麻地刺在他背上。
即使他是个傻子，也能感觉到那种无声的审判。那目光里混杂着好奇、审视，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和鄙夷，仿佛在问：你一个刚来的、在后勤打杂的年轻人，何德何能开这样的车？这车与你那两千二的工资，与你那签派车单的工作，是何等的不相称！
这种无处不在的尴尬，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紧紧地裹着他，让他浑身不自在。他宋明宇二十多年来阳光大方，光明磊落，何时受到过这成为焦点的、被反复掂量和质疑的感觉。
于是，没过多久，那辆辉腾就很少再出现在单位停车场了。他宁愿每天多花几十块钱打车，钻进任何一辆普通的、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出租车里，在早高峰的车流中，把自己“运”到那个与他格格不入的地方。
研究院隐匿于市中心一条名为“建设路”的主干道旁。说它“隐匿”，是因为即使你日日从它门前经过，也极易忽略那两扇终日紧闭、漆色斑驳的铸铁大门。门口没有显眼的招牌，只有门柱上一块白底黑字的竖牌，镌刻着“北方地质矿产研究院”几个遒劲的宋体字，字体庄重，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牌子因年岁久远，边缘已有些许剥落，但这无损它的唬人气势——能挂这种牌子、用这种字体的单位，注定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有着一层隔膜，神秘且难以企及。
推开那扇需要费些力气的小侧门，顺着一条数百米长的林荫道往单位里边走，仿佛瞬间走进了九十年代。道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枝叶繁密，将阳光切割得支离破碎，洒下满地晃动的光斑。道路尽头，是一片开阔的院子，和三幢呈“回”字形布局的苏式老楼。红砖墙面爬满了岁月侵蚀的痕迹，窗户多是老旧的木质框，漆色暗淡。但莫名的，这种陈旧并不显得破败，反而沉淀出一种历史的、正经的、难以攀附的庄严感。每天踏进那个大门，宋明宇都忍不住在心底默问一遍：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来这里？这地方，这气质、这氛围无论从八字还是前世今生上琢磨，他想破了脑袋，都觉得跟自己几乎没有半毛钱关系。可他就是这么鬼使神差地，被父亲宋黎民一手安排进了这里。
研究院在册职工近五百人，但在这个三回字形的院子里，每天能见到的，宋明宇感觉怎么也不超过一百八。单位大体分为行政科室和技术科室。通过半年的观察，他能明显感觉到技术科室对行政科室那种若有若无的不屑，仿佛在说：“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都是一群我们出去跑活养着的臭闲人！哼！”
这里的人员气质也分裂得厉害。各部门的处长，既有老狐狸般眉眼低垂、言笑间滴水不漏的官员；也有戴着厚重眼镜，脊背微弯，怀里总是抱着泛黄地图或厚重图纸，步履匆匆如老科学家般的地质专家，令人肃然起敬。年轻人的构成更是复杂：一部分是部队转业安置来的，带着行伍的刻板与直接；一部分是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分配来的年轻大学生，眼神里有技术人员的清高与抱负；同样还有一批顶替父辈岗位的老地质员子弟，大多中专毕业，早早熟稔了单位里的人情世故。这几种成分混杂在一起，让整个研究院的空气都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停滞又暗流涌动的粘稠感。
宋明宇来报到时，接待他的是人事处的副处长，一位姓王的中年男人。王处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身子微微后仰，手指随意地拨弄着宋明宇交上来的档案和那份他自己都觉脸红的简历——那份简历上，他那“懂的都懂”的本科证书和胡编乱造、与地质研究八竿子打不着的实习经历，像一个个无声的笑话。王处长的目光并不过分锐利，却透着一股洞穿一切的了然，他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来历，那把来自最高层的“尚方宝剑”。
“小宋啊，”王处长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体制内特有的、经过调试的温和与疏离。他几乎没看那份简历，仿佛那上面的字句毫无意义。“你的情况，我们大致了解了。你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他顿了顿，像下棋般不紧不慢地布局，“咱们单位的行政部门，现在人事科人手是足够的；办公室呢，编制还富裕出一个，但最好是党员；财务科专业性太强，专业不对口很难上手，也要求有会计师证。。。其他的技术科室嘛……”他拖长了音调，目光在宋明宇脸上短暂停留，似乎在评估他的反应，“哦，也不是说那些内容就学不会。院里也有老师傅愿意带新人，出野外，学学cAd制图，慢慢来也是可以的。就是辛苦，而且周期长。”
宋明宇光是听到“出野外”、“cAd制图”这几个词，就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他自诩是个活泼开朗、毫无社交包袱的人，在任何场面都能应付两句，可在这个又严肃又破旧的办公室里，面对着王处长那看似给你选择、实则步步为营的话语，他居然怂了，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王处长似乎早预料到他的反应，从容地抛出了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看似合理的选项：“嗯，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事务后勤保障中心。这地方，倒是一直缺一些年轻的管理人才……”
结果不言而喻。学过“酒店管理”的宋明宇，“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后勤保障中心。这地方，说好听点是个肥差，单位的采购、车队、仓库、物资发放都经手，油水不少；说不好听点，这里的职工，在那些技术骨干和行政官员眼里，几乎是全院最底层的人了。
保障中心位于一楼靠近库房的东南角，被单独辟出来几间大屋。一间是车队司机们聚集抽烟吹牛的地方；一间是所谓的“管理人员”办公室；还有一间小屋，是保洁、门卫、食堂人员的休息处。宋明宇被安排在了“中屋”。
他的工作内容极其简单：单位用车，派车单送到他这里，他签字、留存底单；平时打打杂，帮领导跑个腿，开个库房门取点东西。没干三天，他就彻底坐不住了。
这工作对他而言是一种侮辱。几个月前，他还是拥有独立办公室、有人端茶递水的“宋经理”，签字是签在会议纪要的决策栏上。现在呢？他感觉自己一下子退化成了小时候在街上看到的、穿着蓝色中山装、胸前挂着帆布包的工厂工人或汽车售票员。
他满腔怨气地给父亲宋黎民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宋黎民，语调波澜不惊，仿佛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
“有什么好抱怨的？”他打断儿子的诉苦，“路不是你自己选的？办公室、技术科室，领导都给过你机会。你可以去学cAd，你高中不就买了电脑，说自己鼓捣电脑挺在行？学门真技术，有老师傅带，不好吗？办公室写材料、跟在领导身边，不锻炼人吗？好几条路摆在你面前，你选了看似最轻松的那条，现在倒怨天尤人了？”
宋明宇憋着一口气：“爸，这不是轻松不轻松的问题！是我觉得在这里纯粹是浪费生命！而且一点自由都没有！”
“自由？”父亲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后勤保障中心已经是全院管得最松的地方了。你可以稍微迟到早退，但你必须去。你可以没事干，但领导找的时候你不能不在。这点约束都受不了？你想干什么？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那是社会闲散人员，不是在单位工作！”
“我跟那里的人也格格不入！那些领导，一个个跟人精似的，话里有话，道道极多。同事不是中专生就是部队转业的，我……”
“你忘了你自己也就是个高中毕业生了？”宋黎民一针见血，“出去晃荡了几年，就真当自己是天之骄子了？我告诉你，能在那种环境里混出来的，哪个不是人精？你正好跟着学学，看看人家是怎么待人接物、怎么办事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车队队长，看着像个大老粗吧？他就能把院里十几个司机、几十台车安排得明明白白，哪个领导喜欢用什么车，什么时候该保养，哪条路最近，他心里一本清账！领导用车，从来不出岔子。这就是本事！你看不起的采买，里面门道更深，怎么在预算内买到合乎规格的东西，怎么跟供应商打交道，怎么平衡各方关系，哪一样是简单的？你以为就是签个字那么简单？”
斗不过嘴的宋明宇挂了电话，气鼓鼓的咬牙强撑。
然而第一个月的工资条还是把他瞬间打到了。
“我不干了！爸，你知道他们发多少钱吗？两千二！我炒股三天都不止这个数！这一天来回四趟，八个小时我是在干嘛？！！”
“两千二？你刚去半个月，没给你弄个试用期打八折就不错了。再说了，宋明宇，你扪心自问，你干的那些工作内容，值不值两千二？这两千二，就是让你知道知道，大部分普通人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该收敛点了！如果实在不够花，我这儿有，我的工资卡可以给你，我跟你妈花不了多少钱。”
他顿了顿，语气深沉起来：“我把你放到那里，不是让你去挣钱去的。你是要去那里占一个编制，有一个正经的身份！你打听打听你们院的专家、领导，科级干部，他们现在拿多少钱？他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不过拿的是九块、十块、三十、五十的工资！哪个人不是熬出来的？如果你想进步，就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单位里那些受人尊敬、工资高的人是怎么做的，跟着学！而不是在这里怨天尤人，只想着一步登天！”
电话这头，宋明宇握着手机，听着父亲那套他无法反驳却又全然无法认同的道理，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冰冷的窝囊和委屈将他淹没。他理解不了父亲口中的“编制”为何如此重要，体会不到“下沉基层了解人民”的必要性，更无法接受这种需要靠“熬”和“等机会”来定义的未来。他追求的是现世的自由、即时的价值和自我的实现，而父亲信奉的则是秩序、忍耐和长远的布局。
这个矛盾，无关对错，却横亘在两代人之间，如同研究院那堵沉默而斑驳的旧墙，坚实，且似乎难以逾越。他觉得自己像一颗被错嵌进巨大机器里的螺丝，别扭，无力，且格格不入。
他知道，自己绝不会就此认命，长久地待在这个东南角的屋子里，与派车单和仓库钥匙为伍。那股想要挣脱的冲动，时常在他胸中左冲右突，寻找着一个出口。然而，每当他萌生去意，脑海中便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入职时那些繁琐到令人窒息的步骤——人事处厚厚的表格，需要层层盖章的调档函，组织谈话时那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以及“编制”这两个字背后所代表的、一整套严密而沉重的运行逻辑。这一切构成了一张无形却极具韧性的网，它不激烈，却无处不在；不阻止你离开，却让“放弃”这个动作本身，显得那么轻率、不负责任，甚至带着点触犯某种隐形规则的冒险意味。它用一套成熟的沉默语系，告诫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稳定压倒一切，忍耐是美德，个人的不适在集体的齿轮面前无足轻重。
于是，那股冲动便被这沉甸甸的束缚压了回去，化作一种焦灼的等待。他像是在一条漫长而昏暗的隧道里，明知前方不属于自己，却暂时找不到岔路，只能被身后某种庞大的惯性推着往前走。他不知道自己具体在等待什么，是一个契机？一次爆发？还是父亲口中那虚无缥缈的“时机”？他只是在混沌中模糊地感觉，眼下这一切必须被打破，迟早。
各种纷乱的情绪在他心里搅拌——不甘、委屈、迷茫，还有一丝对未知破局方式的隐约期待。所有这些感觉混杂在一起，模糊不清，难以名状。
只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像钢钉一样楔入他的感知：他不快乐。每一天，从踏进这条林荫道开始，那种沉甸甸的、无处可逃的不快乐，便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