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预见未来，将粮食增产与裁军结合，才能推动商业的发展。
否则，百姓只能被土地束缚，终日劳作。
在古代的军国体制下，生产力受限，战事频繁，粮食匮乏，统治者自然会压制商业。
商鞅手段严厉，一到秦国便致力于打击商人。
吕不韦执政时，则强化了秦国商业的法理基础，核心策略是“远交近攻”。
商鞅之法与范雎的“远交近攻”都是国家大计。
因此，秦国通过与齐国建立商贸联盟，适度发展商业，避免走得太偏。
秦始皇继位后，继续推行吕不韦的商贸政策，效果显着，商业逐渐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
与此同时，武成侯王翦专注于粮食增产与军魂建设，信心十足，认为通过粮食翻倍、军事改革、裁军优化以及重塑军魂，秦国军队将无敌于天下。
然而，在面对重塑军魂和改革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王翦感到困惑，自叹不如尹公的高明，尽管他是军中之神，却也难以找到具体的实施方法。
王翦试图理解尹公的思路，却发现两者之间仿佛隔着深渊，难以触及。
某处树荫下，尹尚向扶苏询问如何重塑大秦军魂，扶苏沉默不语，内心苦恼。
连王翦都难以达到尹尚的境界，身为深受儒学影响的帝国长子，扶苏更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扶苏举着鹿腿说：“夫子，我对于如何重塑军魂和改变大秦军武观念感到困惑。
但我知道，如果粮食能够翻倍增产，子孙后代便可以无忧无虑。”
扶苏所说的无忧无虑，是指百姓不再受困苦之苦。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复杂。
仅仅增加粮食产量，并不能永远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
尹尚只能保证自己每天都能比前一天更进一步，至于更长远的未来，他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他忽然问扶苏：“你可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盛世？”
扶苏微微一怔，答道：“回夫子，或许是没有天灾，百姓年年丰收，生活安稳。”
尹尚笑了笑：“天灾确实是一个方面，但更准确的说法是，盛世的关键在于人口数量。”
扶苏惊讶地问：“人口？”
“没错，就是人口！”尹尚解释道，“如今粮食产量高的地方，大多集中在长江、黄河、郑国渠、都江堰以及渭水沿岸。
这说明无论是中原还是关中的百姓，都依靠国家的大规模水利工程来维持生计。
而这些工程需要不断修缮，尤其是黄河，一旦治理不善，便会带来严重灾难。”
“这说明普通农民几乎没有应对风险的能力，一旦遭遇天灾或战乱，成千上万的家庭便可能家破人亡。”
尹尚认为，周朝分封诸侯的时代，诸侯的经济基础是贵族国有制，以井田制和青铜农具为主，百姓无法开垦私田。
到了大秦推行郡县制之后，官僚士族门阀的经济基础变成了大型庄园经济，以土地兼并为特点，百姓虽然有了铁制农具可以开垦私田，但仍难以抵御风险。
遇到灾荒，他们只能卖地求生，沦为佃农，受士族剥削。
不过，这种经济演变涉及的内容太广，尹尚今天主要想讲的是军事，对经济问题只能简要提及。
他继续说道：“我强调的重点是，九州之地的人口是有极限的。”
“黄河、长江沿岸的肥沃土地有限，现在养活几百万人口绰绰有余，但如果人口增长到千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即便粮食产量翻倍，也难以支撑。”
尹尚纠正了年轻学者过于乐观的看法。
回顾历史，盛世时期的人口通常只有几百万，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就容易引发动乱，比如安史之乱等事件便是典型例子。
人口过多会导致社会制度失衡，引发不满情绪，进而演变为地区冲突，甚至王朝覆灭。
然而，王朝的灭亡往往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人口过剩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扶苏听后略显失落：“先生所言极是，世间并无永远稳固的办法。”
尹尚笑道：“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困扰，小时候被父母管束，长大后为生活奔波，有了孩子又得为他们操心。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任何时候都要不断努力。”
扶苏恭敬地答道：“先生的教诲，学生定会铭记在心。”
尹尚不仅教授学问，也教导扶苏如何为人处世，视他为可塑之才，不愿他走上歪路。
话题回到军事改革上，尹尚说道：“重塑军队的精神必须从根源开始。
我的‘四功新法’提高了基层将领的战术水平，再配合裁减冗员，将使军队迅速变得精锐。
未来新兵的门槛会更高，老兵尚且要不断努力，新兵更需全面发展。
因此，设立关中军校，从入伍之初就强化军事理念，至关重要。”
成年人的思想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所以必须从小抓起，大秦锐士的教育也是如此。
尹尚能及时纠正那些小儒生的偏差。
“关中军校？”扶苏闻言感到惊讶。
他很快明白，军校类似于私塾，就像稷下学宫一样。
然而，大秦已有既定的流程来培养精锐士兵。
关中的百姓自幼遵循什五连乡制度，入伍也不例外，这种制度早已根深蒂固。
在军国主义的背景下，国家致力于打造战争机器，法律与教育皆围绕此展开。
而大秦所谓的“教育”，其实便是兵役。
秦律规定，男子成年后便会被征召，前往县乡接受训练。
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设立关中军校，原有的兵役制度该如何处理？
“夫子，您是想彻底改变商君的全民耕战制度吗？”扶苏觉得此事极为复杂，因为这触及了军功爵位制度的根本。
尹尚平静地回答：“全民耕战制度迟早需要调整，但必须逐步推进。”
目前，大秦中层以下的将领大多渴望战争。
底层民众虽然也渴望军功封赏，但商鞅设立的民爵上限限制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粮食产量翻倍之后，勤劳的百姓便能过上安稳日子，求战的欲望自然会减弱。
百姓真正想要的，不过是温饱和家庭的和睦。
稻麦一年两熟推广后，无论是关中还是中原的百姓，都将倾向于休养生息，而不是冒险求取荣华。
至于社会地位的提升，关中的士族屡遭淘汰，底层百姓也懂得审时度势。
因此，大秦的军国主义或将逐渐转向军功精兵主义。
对于中下层将领而言，末位淘汰与裁军迫使他们不断优中选优，落选之人难免心生怨愤。
关中军校则为关中士族提供了一个再次竞争的机会，允许其子弟入学，其中表现突出者将被选拔为武魁。
同时，通过教育来改变新一代关中士族的军事观念，赋予他们军人的精神。
武魁应直接授予大夫爵位，战时负责调度军队，可参与中军大帐的决策。
在皇帝祭天、祭地、祭祖之时，武魁皆陪侍于皇帝身旁，享受皇帝赐宴与封赏，必然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唯有赏赐和荣誉足够丰厚，关中士族的第二代才会有进取之心，而非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
尹尚对关中军校寄予厚望，希望借此重塑大秦的军魂，为新一代将领注入军魂理念。
同时，军校配合末位淘汰与裁军，使好战的关中士族各得其所，上下齐心协力，奋发图强。
如此一来，既定目标自然可以逐步实现。
至于军魂的具体内容，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关中军校除教授骑射技艺外，还需考核尹尚所创的“四兵战法”。
确立秦军军魂并非易事，但“四兵战法”的考核已胸有成竹。
未来的秦将，必须文武兼备，精通兵法。
第八十章
“选拔武魁，学习战法，传承大秦军魂！”扶苏兴奋地说道，“明白夫子的意思，有了荣誉与赏赐，自然能激励关中士族将领寄望于子孙。”
“通过军校重塑军魂，需要时间。
古代少年易受父亲影响，第一代关中军武之人尚武好战，第二代也难逃这种习惯。
再加上商君之法不可轻易更改，军校的作用有限。”
扶苏深知，军校的教化远不如家庭长久，父辈的影响极为深远。
尹尚点头赞许：“仅靠教育难以速成，必须在荣誉上多下功夫。”至于具体细节，暂且不议。
尹尚打算向扶苏详细说明关中军校考核所需的“四兵战法”。
他自知武艺并非所长，但对兵法战术略知一二。
扶苏拱手倾听，尹尚继续说道：“四兵战法，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者！”
“兵权谋之术，是以正道稳固国家，以奇计取胜于战场，先有谋划再出战，融合局势、阴阳变化与技巧。
此非仅凭战场胜负论英雄，更注重情报渗透、离间敌方、商业外交与民心掌控，全面压制对手。
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舆论等皆可为我所用，这是大国综合实力的体现。
大秦武成侯王翦，正是兵权谋的典范，因此关中军校的兵权谋导师，非王翦不可！”
战国时期，肩负兵家传承的将领，多专注于战场较量。
兵法之道讲究诡诈，战场上不择手段，只为取得胜利。
然而若能通过战场之外的手段获胜，可能会动摇武将心中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