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拒绝在敌军尚未列阵时发起进攻，他认为此举违背了战争的礼法，也不符合仁义之道。
楚军渡河完成布阵后，宋军才发动攻击，结果因兵力悬殊而惨败。
宋襄公对仁义与礼法的坚持，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宋国的小霸地位随之瓦解，国力大为削弱。
他因此被后人视为迂腐，但在春秋时期，他仍被看作一位值得敬重的仁义贵族，只是更适合成为一位贵族侠士，而非真正的君王。
扶苏提到司马穰苴，春秋初期礼法盛行，但至末期礼崩乐坏，军法逐渐取代礼法。
司马穰苴治军严格，曾率军抵御燕、晋联军，甚至依法处决了延误军机的君王宠臣庄贾，展现出军法的威严。
此事激励了齐国将士，晋军未战先退，司马穰苴乘胜追击，收复失地，声望大增。
尽管司马穰苴名声不显，但他象征着春秋战争从礼法向兵家军法的转变。
他的侄孙孙武在吴国治军时也曾在演练中依法斩杀宠妃，继承了其风范。
司马穰苴还着有兵书《司马法》，主张用兵需谨慎，最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武，继司马穰苴之后，辅佐吴王阖闾攻破郢都，成就非凡，其着作《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经典。
《孙子兵法》开篇即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必须慎重对待。
由此可见，孙武的军事思想深受司马穰苴慎战理念的影响。
兵家学问代代传承，孙武被尊为兵圣，离不开司马穰苴的奠基。
同时，他也受到姜子牙等前人的启发，但司马穰苴的影响更为深远。
孙武所着《孙子兵法》，堪称兵学巅峰之作。
继孙武之后，战神吴起崭露头角。
尽管吴起私德有瑕疵，但他文武兼备，治国安邦，着有兵书《吴子》。
吴起一生战功卓着，曾以老弱之兵击败强齐，训练魏武卒令诸侯畏惧，西压秦国，东扩疆土，变法强楚。
尤其是阴晋之战，五万魏武卒大败五十万秦军，令人震惊。
吴起不同于司马穰苴和孙武，他主张军功至上，强调实战能力。
同时，他也是兵家从慎战转向主战的关键人物。
他推行募兵制，魏武卒成为职业军人，凭借战功晋升，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从战争礼法到兵法慎战，再到军功精兵主义的主战，兵家思想不断演进。
商鞅借鉴吴起的兵法，创立军功爵位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转变。
尹尚深吸一口气，说道：“军功爵位制度保障了晋升的渠道，斩杀敌人记功确保了晋升的公平，再加上全国实行的什伍连坐与乡里制度，秦国逐渐走向了古典军国主义的道路。
在商鞅的推动下，兵家从主战转向求战，甚至开始依赖战争。
尤其是白起的崛起……”
“依老夫之见，秦国的古典军国主义本不该如此激进！
但白起一生征战，杀敌百万，被称作‘杀神’，也助长了秦国的战争欲望！
幸好有吕不韦出现，稍稍压制了秦国的战意，虽然他不幸死去，却也减缓了秦国的杀戮之势。
否则，始皇帝清除军中功臣时，影响恐怕会更深远！”
至此，尹尚得出结论：兵家最初对战争持谨慎态度，但随着时代发展，战争变得难以控制，兵家迅速走向了古典军国主义。
兵家的发展经历了六次变化：司马穰苴从礼法转为军法；孙武将兵法推向极致；吴起由慎战转为精兵；商鞅由精兵转为军国；白起让军国主义如火上浇油；嬴政统一六国，霸道达到顶峰，但也埋下了隐患。
尹尚的军武改革，正是为了消除这些隐患。
“如今天下已定，老夫希望兵家将领能有所退让。”尹尚问扶苏：“你觉得应退到哪一步？”
扶苏沉思后回答：“老师想要减缓秦国战车的速度，应先回到军功精兵主义，再重新恢复兵家的慎战思想。”
尹尚点头同意：“北边的大月氏和东胡仍在，待初冬时节，李信便可再次发动闪电战。”
闪电战需选好时机，北方边境的寒冬前最为合适。
李信扫荡草原部落，即使斩敌不多，也能摧毁其生存资源，使其在寒冬中饿死。
自古以来，天寒地冻都是残酷的灾难，对草原部落尤为致命。
物资受损，他们只能等死于严冬之中。
至于百越之地，应以精兵配合 ** 逐步渗透。
尹尚沉思片刻后说道：“拓展疆土势在必行，但不可因百越之战而使秦国国力耗尽。”
帝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
茂陵需要修建，驰道亟待修筑，长城还需连接。
南北征战可以展开，但不能倾尽全国之力。
对北方速战速决，难以大幅提升军备生产。
因此，南征百越，实为军功勋贵晋升的阶梯。
换句话说，古典军国主义不能突然刹车，否则容易引发内乱。
秦国中层将领是军队的骨干，若损失过重，战斗力必将衰退。
因此，尹尚认为征伐百越应如战车般缓行，以防急停导致翻覆。
扶苏恍然大悟：“先生，我明白了。
那先登、斩将、夺旗、陷阵四种方法，正是为军功精兵而设！”
尹尚点头：“秦国以往大军出动的情形，应该停止。
必须让秦军内部竞争，优中选优，才能赢得锐士之名！”
战国四大强军：齐国的技击之士，魏国的武卒，赵国的边骑，秦国的锐士。
秦锐士的标准极为严苛，上马可对抗赵国骑兵，下马则胜过魏国步卒。
尤其是铁鹰锐士，二十万秦军中，仅能选出三迁。
铁鹰锐士，乃战国最强！
扶苏提起秦国昔日的先登锐士，尹尚笑道：“老夫所说的四法，正是源自先登制度！”
秦国先登锐士，如同精英敢死队，攻城拔寨，冲锋在前，难度极高。
军法制度需有依据，才能赢得将士的信服。
尹尚并非空谈之人，他传授的道理都有出处，并非凭空捏造。
据说，秦国攻城时步骤严谨，先登锐士扮演关键角色，但在此之前——
尹尚稍作停顿后继续说道：攻城方往往伤亡惨重，墨家长期占据中原，促使各国守城准备与器械大幅升级。
因此，秦军先锋大将常驱使敌国民众、奴隶和俘虏作为前锋，消耗守城器械与箭矢。
待守城方力量减弱，且大将确信必胜之时，才派遣先登锐士，一举攻城。
此法虽减少己方伤亡，却损害了秦军的威名。
墨家也有兵法，但与《司马法》《孙子兵法》等宏观战略不同，墨家兵法注重实际，细致入微，能够精确落实到基层。
以《墨子·备城篇》为例，详细记载了守城的方法：城门需设置悬门、沟堑和机关，门长二丈，宽八尺，左右门扇紧贴，缝隙仅三寸，门上覆盖的土不超过二寸。
沟堑深一丈五，宽度与门扇相同，长度根据人力而定，末端设悬门，仅容一人通过。
敌人到来时，各门凿孔并覆盖幕布，每孔系绳，绳长四尺。
城楼四角建高楼，守城子弟居于其上，监视敌情，包括敌人的进退左右动向，失职者处死。
由此可见，墨家兵法注重具体实践，而非《孙子兵法》中的抽象战略理念，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或“以正合，以奇胜”等。
这种宏大的战略兵法，若没有指挥万人的能力，研读也是徒劳。
再观墨家兵法，即便最底层的士兵，也能依照详尽的守城手册行动，各司其职，秩序井然。
这也正是中原城池难以被攻破的关键。
昔日，通武侯王贲攻打魏国都城大梁时，不惜引黄河水灌城，只因大梁城防固若金汤。
“漠视中原百姓的性命，将他们当作弃子，其后果极为严重，导致秦军前线的中下层将领心态逐渐变化，秦军的思想体系悄然失控。”尹尚语气略带沉重，“如今大秦各地的官员多出身军旅，他们自然不会将中原普通百姓当作同类。”
“这些人，曾是他们眼中的攻城器械，消耗品。”
“他们对生命的冷酷，加上军国主义将领对战争的依赖，形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
他们甚至故意挑动某些地区的民众反抗，以此榨取大量财富，并在叛乱中获取战功。”
“从头到尾，他们只在乎利益……这种影响，太过深远！”
反抗，已不可避免。
大秦的军功爵制决定了，秦吏不怕百姓反抗，只怕无功可立、无路可升。
因此，军事改革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战斗力。
扶苏震惊地问：“如此说来，中原底层百姓即使被压榨至死，被迫造反，最终也会成为秦吏功劳簿上的一页？”
扶苏深感这种连锁反应之可怕。
的确，任谁身为秦吏，恐怕都难以抗拒这样的 **：既能剥削百姓，又能在逼反之后立下功劳，形成一个完美的利益循环。
至于朝廷想要出台政策限制秦吏逼迫百姓造反……新朝初建，中原偶有小规模动乱，本就正常。
若因百姓反抗而严惩官员，大秦官僚系统恐怕会迅速崩溃。
因为乱民与盗匪往往难以分辨，全面 ** 也并不现实。
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实现，至少眼下大秦还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