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在虹溪广占良田，高额地租，还能控制住局势，没有闹得民怨沸腾。嗯，个把抗捐抗税在这个年头实在是比后世马路上的机动车剐蹭还要常见。其实就是要靠中国传统乡绅说沽名钓誉也好，说回报乡梓也好，建了个乡校。而且这个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塾或者家学，而是聘了洋教习，学费全免，衣食无缺甚至好于平常百姓水准的大善人学校。当地子弟，除了那些大户人家吃不得苦的孩子，谁不是削尖脑袋要往里钻。
而且除了当地子弟可以上学，还有惠泽乡里的校卫生所。也不知道卫生是啥玩意。
王月生是采用了后世的一些概念，参照前世的社会接受水平，自己设想的一种在农村的乡一级、今后在城市的街道一级，建立的最底层的国民基础医疗服务体系。再往下就是驻村的卫生员了。
这个校医院兼虹溪乡卫生所的核心定位是以西医基础诊疗为核心，整合中医草药、针灸等传统疗法，承担疾病预防、基本医疗、妇幼保健、公共卫生服务职能。服务半径覆盖虹溪坝区及周边彝族、哈尼族村寨，设计最大服务人口1.2万。
功能上，仿照后世建立了四大模块：
基本医疗模块，后世门诊、急诊、慢性病管理这部分，设立“中西医联合诊室”，处理常见病（疟疾、痢疾、外伤）及慢性咳喘、风湿病；
公共卫生模块，后世预防接种、传染病监测这部分，此时重点防控鼠疫（滇越铁路输入风险）、天花，推广牛痘接种。
妇幼保健模块，后世产前检查、新生儿护理这部分，设立“接生婆培训站”，推广新法接生，降低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
健康教育模块，后世慢性病宣教、卫生习惯普及这部分，通过庙会宣讲、木刻版画宣传饮水消毒、粪便无害化处理。
人员编制上，参考现代标准，聘请了1名法国传教士医生做全科医生兼学堂教习，还有1名从香港请来的华人医学生当助理医师兼助教，同时带几名学员中本地中医的子弟；香港聘请的受过西方医护培训的护士2名\/千人，和若干本地招收的女性学徒，学习基础护理（消毒、包扎、助产）。
此外，还用补助的形式与地方的传统医师进行合作，一方面负责疫情上报、疫苗接种登记，一方面负责记录民间验方。
培训机制上，一方面通过短期培训，每季度邀请各村寨的中医、瑶医、彝医等聚餐，兼学习根据后世《赤脚医生手册》编制的简化版木刻教材；一方面通过师徒制招募本地青年入学进入专向班，重点培训消毒、注射、常见病诊断。
学堂，也就是老营的外围专门建了一栋两层木楼，一层设诊室、药房、隔离病房，二层为培训教室。然后在逢五逢十的旬日大集上设立义诊点，还有对各村寨的每月一次的流动巡诊，配合当地的乡村土医服务。
没有后世乡卫生院普遍装备的心电监护仪、除颤仪、血常规、尿常规分析仪、抗生素、疫苗等，王月生只给这个卫生所装备了后世仿制的铜制听诊器、血压计、酒精温度计、脉诊垫、简易针灸包、止血绷带、草药解毒罐、人工镜检（培训学徒用显微镜观察疟原虫）三七粉、草果汤和少量奎宁、阿托品。
即便如此简陋的卫生所，那在当地都是首屈一指的公益设施。既然是公益，那就不能做好事不留名。这个卫生所是独立于实务学堂的。学堂无偿拨付了土地，其他费用都由所谓虹溪八大家捐赠，而且账目公开，专门给县里递了底档备查。光创建成本就达4300两白银，其中建那二层楼就用了3000两，然后招标设备采购500两，药品采购800两。而且招标绝对公开公平公正，虽然最后都是王家的马甲中标，可没办法，月生少爷的后世金手指实在不是此间的商家能抗衡的。
须知，当时，英国或德国进口的普通光学显微镜价格约为300-500两白银，按汇率约合420-700银元；单耳木质听诊器（法国产）售价约8-15银元，双耳金属听诊器（英国产）则需20-30银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收入；水银血压计（意大利或德国产）约150-200银元，仅少数西医院配置；玻璃水银体温计（法国进口）单价约2-5银元，但易损且需从香港转运，实际使用较少。至于奎宁单价1.5-8两，是同期广州米价（0.05两\/石）的30-160倍；阿托品单价1.2-8两，与清代县令月俸（8两）相当。
建设费用其实只是小头。所谓的虹溪八大家自己产业众多，哪里不知道其中关窍，早早地捐了一笔钱，在善行碑上刻上一笔后，就功成身退，装聋作哑了。当然，这几家的代表，连同县尊的私人代表共同审核通过的年度决算还是要的。去年的整个运营支出是9700两白银，其中人员工资是大头，达到7800两。法国大夫的月薪是300两，中国医助的月薪是120两，法国护士的月薪是150两，中国护士的月薪是80两。这几位的月薪都是在香港的标准，来到云南这么个内地山乡要大幅度提高。但跟其他洋教习一样，这边王月生提供的来自后世的从食材到饮品到卫浴到被褥，简直超过了当时香港顶级酒店的水平，而且还允许这些外聘人员用薪水限量采购各种花样翻新的来自后世的日常用品和奢侈品。甚至这些人的外国朋友知道价格后，都委托他们代为采购。否则，光这外籍员工的人工成本这一项，就得把王月生外面几个工厂的利润给吞噬。
然后还有1200两用于中药年消耗（100担）、西药补充（奎宁等）等。其中中药当地采购占60%，西药依赖进口。
500两用于木楼修缮、器具更新，这还是抽调佃农义务劳役折抵部分费用后的支出。
200两用于疫苗进口、防疫宣传等。
如果不知道上面那些银两的含义的话，只要知道一点，去年虹溪镇年税收约1.2万两。也就是说，如果让官府来办这个诊所，不但整个虹溪的所有税收要填给诊所，官家还要贴4000两银子。也亏得王家用少爷不知道从哪舶来的那么多好东西，允许给这个诊所盖楼的、供货的商家和工人优先兑换，再加上那几个高薪的医生和护士搞起了代购，才让王家在整个诊所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嗯，那个，没怎么挣钱。
至于效果嘛，按照诊所和分散在各个村寨的土医的不完全统计：
婴儿死亡率从300‰降至150‰（通过消毒接生、破伤风疫苗）；
疟疾发病率降低30%；
传染病爆发周期从2-3年\/次延长至5-8年\/次；
因为允许以工代费，农民和山民肯来看病吃药的多了，因病卖地破产的农民少了。而且，因为除了药品按照公布的进价平进平出，小手术也只收直接的耗材费，所以看病的费用跟蒙自的法国医院，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然，这种便宜可不能让外人占了去，只给有虹溪户籍的人才这样。
王月生看完诊所的工作汇报和去年的年报，合上账册，沉思起来。因为这个诊所被法国人盯上了，准确点说，是被法国教会盯上了。
依托《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和《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1895年），法国获得在华保教权，传教士可自由购地建堂，地方官须保护教堂。云南属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管辖，1896年成立云南代牧区，总堂设于昆明，逐步向蒙自、昭通等地扩张。
所谓保教权，是指法国政府有权代表在华所有天主教传教士（包括非法国籍）与中国官方交涉，甚至直接施压清政府处理涉及教会的事务。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首次允许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中国官方需保护传教士安全。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明确赋予法国“保教权”，规定清政府不得迫害天主教徒，传教士可自由传教、购地建堂。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进一步允许传教士在内地购置土地，甚至条约中文版被法国传教士私自添加“还堂条款”，要求清政府归还历史上没收的教会财产。法国领事直接介入地方教案（如1870年天津教案），以武力威胁迫使清政府惩办“肇事者”、赔偿教会损失。法国驻华公使成为天主教在华利益的最高代言人，其他国籍传教士（如意大利、西班牙）也需向法国寻求保护。
从此，传教士可在全中国（包括内地）自由活动，不受清政府限制；可以个人或教会名义购买土地，建造教堂、学校、医院；涉及传教士的诉讼案件，法国领事有权参与审判，甚至要求轻判或释放。中国天主教徒受法国“保护”，可拒绝参与传统祭祀（如祭祖、拜孔），引发与地方习俗的冲突；教徒涉讼时，教会常介入司法，导致对“教民横行乡里”的普遍不满。
后世历史上，尽管1905年法国政教分离，法国国内废除天主教国教地位，保教权法理基础动摇，但仍然要到1946年《中法新约》，国民政府才与法国正式废除保教权，天主教改由梵蒂冈直接管理。
而天主教在中国的推广，一直采取“教育+医疗+宗教“三位一体模式：教堂必配套学校或诊所，如法国天主教在蒙自建立的育才女子小学、宏仁医院等。王月生在后世，原本也以为信啥不是信啊，外国人还怪好咧，免费给咱们建医院、学校。等来到前世才知道，原来，教会让你入教，可不是像后世老头老太太跑到教堂去领免费的食物和鸡蛋，不发就不去。而是把世俗政府的税，换成了教会的税。而且到了中国，还入乡随俗地成了大地主，并且广泛参与到各种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去。
令人头疼的是，它平时穿件宗教甚至慈善的外衣，但一旦跟你发生纠纷，马上就是法国的领事甚至军队出面来跟你打官司。然后教会等法军杀人立威、法国领事向中国政府索赔几万至几十万两银子的赔偿后，教会出来给领事和军队的行为做道义上的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