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
“为了新房子，拼了！”
“听掌柜的和刘先生的！”
在赵大锤等人的带动下，在看得见的新居诱惑下，绝大部分疑虑和恐惧被暂时压下，一种被“工分”和“新家”点燃的集体亢奋席卷了议事棚。拆墙建楼的决议，在一种混合着狂热憧憬、现实压力和对权威惯性服从的氛围中，被迅速通过。
决议落定，城寨这口巨大的坩埚，瞬间转换了沸腾的模式。
工务组成了寨子里最核心、也最忙碌的机构。灯火通明的工务棚里，赵大锤等代表和几个略通文墨的账房先生，几乎不眠不休。厚厚的名册被反复翻阅，每一户的成年劳力数量、性别、主要技能（铁匠、木匠、泥瓦匠、力工、妇人…）被详细登记造册。维持寨子日常运转的最低限度人员被艰难核定：学堂先生、安养棚的八名妇人、负责防疫洒药的老吴和他的助手、巡夜队、伙房、工务组本身的协调人员、以及负责看管新到物资的仓管…名单确定时，被留下的人松了口气，旋即又为即将加倍的劳作感到压力；被划入建楼名单的，则摩拳擦掌又心怀忐忑。
“派工单”如同雪片般分发到各户。壮劳力去拆墙、搬运沉重的建材、学习绑扎钢筋；有泥瓦经验的去准备沙浆；木匠集中起来研究模板；手脚麻利的妇人和半大孩子，则被安排去筛沙、搬运小块物料、烧水送饭…整个寨子如同一架被强行注入燃料的庞大机器，每一个齿轮都被迫高速运转起来。白日里，寨内除了必要的区域，几乎空了一半，所有人都被驱赶到东墙豁口内外那片巨大的工地上。号子声、铁器碰撞声、监工（陈掌柜重金请来的两个有营建经验的华人工程师，带着几个会说粤语的印度助手）生硬的指令声、以及水泥沙浆搅拌时刺耳的摩擦声，取代了往日的劳作喧嚣，构成一种紧张而单调的背景噪音。
工分簿被郑重其事地挂在工务棚最显眼的位置。每一个名字后面，都预留了长长的空白格子。每天收工，各小队领队会将当日的工分记录交到账房处登记。赵大锤几乎每天都要去工务棚转一圈，看着自己名字后面不断增加的、用朱砂笔划下的“正”字，眼里闪烁着炽热的光芒，仿佛那不是符号，而是一块块垒向新家的砖石。他算过了，只要全家拼命干，三个月，一定能攒够换十二平户型的工分！
拆墙当天，寨子里飘着艾草香。陈启沅请了省城的地理先生，用红布系住寨墙中间的“镇石”，念了段“拆旧迎新”的吉利话。
“一锤定音！”阿强举着八斤重的铁锤，朝寨墙最薄弱处砸去。
“咔嚓——”
碎砖飞溅，露出里面腐烂的木梁。人群里爆发出欢呼。阿玲拽着阿芳的手往前挤，鼻尖沾了灰：“阿娘，看！墙里面是空的！”
“那是老墙的‘夹层’，”阿芳摸着女儿的头，“以前藏粮食用的，现在要换新东西啦！”
拆墙队分成三组：木匠组拆木梁，泥瓦匠组清砖块，青壮年组搬石头。妇女们带着孩子捡碎砖，往竹筐里装——这些碎砖将用来铺新楼的地基。
“小心！”阿珍抱着阿玲后退，一辆板车“吱呀”驶过，车上堆着从香港运来的水泥袋，印着“皇家牌”三个大字。
“这是刘先生托人从英国洋行买的！”陈启沅拍了拍水泥袋，“比本地石灰结实十倍！”
拆寨墙的锤声惊飞了老榕树上的麻雀。陈启沅站在寨墙缺口处，举着铁皮喇叭喊：“各位乡亲！拆墙的队伍排好队——木匠组在前，泥瓦匠组在后，青壮年扛撬棍，妇女儿童搬碎砖！”
人群里，阿芳攥着纺锤的手微微发颤。她的小女儿阿玲拽着她衣角：“阿娘，墙拆了，咱家还能住这儿吗？”
“傻囡，”阿芳蹲下来，指着不远处新立的木牌，“看——‘新建住宅楼’！你阿爹说，等楼盖好，咱家能住二楼，有自来水管子，还有蹲便器！”
阿玲的眼睛亮了：“像刘先生画的图上那样？”
“可不！”阿芳笑，“刘先生说，这楼叫‘钢筋混凝土’，比石头还结实，不怕台风，不怕老鼠！”
西寨墙外，靠近预定豁口的地方，迅速被划为禁区。工务组挑选的数十名最精壮的力工和石匠，在几个懂爆破的汉子（曾是矿工）指挥下，小心翼翼地从墙顶开始，用撬棍、铁锤，一点点剥离夯土。尘土飞扬，巨大的土块轰然坠地，发出沉闷的巨响。每一声巨响，都让寨墙内的人心头一颤，尤其是像李老蔫这样的人，总觉得那响声砸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壳上。
豁口在尘土弥漫中一天天扩大，凛冽的穿堂风毫无遮挡地灌入寨内，卷起枯叶和沙尘，也卷走了最后一丝封闭的安全感。豁口外，那条通往九龙塘的土路清晰可见，远处模糊的村落轮廓和更远处海港的桅杆，都提醒着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也从未如此令人不安。
寨子中央最大的晒场被彻底清空。一袋袋印着英文、沉重无比的灰色粉末（水泥），如同小山般堆积起来，散发着一种陌生的、略带碱性的气味。粗长的、锈迹斑斑的钢筋被牛车艰难地运入，卸在另一边，像一堆冰冷的巨蟒。成堆的河沙、碎石（骨料）占据了剩余的空间。这些来自“西洋秘法”的冰冷材料，以其庞大的体积和陌生的质感，宣告着一个迥异于木头、泥土和竹篾的新时代粗暴地降临。老石匠们围着这些“洋灰”和钢筋，小心翼翼地敲打、嗅闻，满脸的不可思议和深深的怀疑。木匠们则对着运来的复杂木模板构件图纸发愁，上面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标注，比最复杂的榫卯结构图还要令人头疼。
拆墙后的第七天，寨子的空地上堆成了小山：香港运来的钢筋粗得像儿臂、水泥用油纸包着防潮、从新安县城烧的红砖、从维多利亚港挖的沙子。
“钢筋要弯成‘箍’，” 佛山木匠老陈蹲在地上画图纸，“每根柱子用四根钢筋，上下用‘箍’捆紧——这样才经得住地震！”
“水泥要按‘一比三’配沙子，” 铁匠阿强挽起袖子，“我试过了，太稀会塌，太稠不好抹！”
泥瓦匠组的李伯（原20户）捏着水泥块：“刘先生说，这叫‘混凝土’，凝固后比石头还硬。咱得先把地基夯实——用夯土机！”
人群里突然响起惊呼。只见两个戴瓜皮帽的男人推着香港租来的“蒸汽夯土机”冲进空地，“突突”响着喷出白雾。
“这是‘西洋机器’！”刘辉举着说明书，“能夯实地基，比人工打夯快三倍！”
阿珍7岁的儿子小宝扒着机器看：“阿娘，这机器会‘打呼噜’！”
“那是蒸汽声，”阿珍笑，“等楼盖好，咱家也能用上这机器——打米、磨面，都省力气！”
然而，在工地边缘，老染匠吴师傅看着那些在尘土中奋力搅拌灰浆、汗流浃背却动作生疏的工匠，再看看堆积如山的“洋灰”，眼中的忧虑一日深过一日。他悄悄捻起一点水泥粉末，在指尖搓揉，那粗糙的质感让他连连摇头。不远处，李老蔫佝偻着背，机械地搬运着碎石，每一次经过那日益扩大的寨墙豁口，被那穿堂风吹得一个趔趄时，他眼中的迷茫和恐惧就加深一分。这用“西洋秘法”和众人血汗浇筑的新楼，究竟会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还是埋葬希望的坟冢？那豁口灌入的风，呜咽着，没有答案。只有冰冷的钢筋、灰色的水泥和朱砂记录的工分，在夏末的阳光下，沉默地指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尽管多数人支持，仍有少数人犹豫。
“阿婆，您咋还不搬行李？”阿芳扶着增城来的王阿婆。
王阿婆攥着祖传的铜锁：“我这把老骨头，住不惯高楼。万一楼板塌了，摔断腿咋办？”
“阿婆，”刘辉蹲下来，“楼板用钢筋混凝土，能承重五百斤！您看——”他指了指工地上的试验板，“刘先生让人从香港运了块样品，用大石头砸都没裂！”
王阿婆摸了摸试验板，叹了口气：“也罢……等我死了，这楼留给重孙，也算给咱王家留个‘洋楼’名儿。”
另一边，城寨中少有的香港原住民、阿强的爹（原20户的老木匠）蹲在废墟里，摸着拆下来的老木梁：“这梁是我20岁时砍的树，陪了寨子四十年……”
“爹，”阿强拍他后背，“等楼盖好，咱在二楼挂您刻的‘福’字——比挂在老墙上显眼！”
第八天，新楼的奠基仪式在拆墙处举行。陈启沅点燃三柱香，刘辉念了段《开工吉语》，人群里放起了鞭炮，是香港买来的“大地红”。
“第一铲土！”阿强举着铁锹，铲起混着碎砖的土，“夯土机，上！”
蒸汽夯土机“突突”响着，将地基砸得结结实实。泥瓦匠们跟着用模板支起墙基，钢筋组的老陈指挥着绑钢筋：“这里要弯成‘L’形！那里要加‘箍’！”
阿珍带着妇女们搬水泥，小宝跟在后面，用小铲子帮着撒沙子：“阿娘，我在帮楼‘吃饭’呢！”
夕阳把工地染成金色。阿玲趴在新楼的奠基石上，用树枝画了只小鸟：“等楼盖好，小鸟就飞进窗户啦！”
陈启沅望着忙碌的人群，对刘辉轻声道：“刘先生，你说这楼能撑过五十年吗？”
刘辉望着正在绑钢筋的老陈、推夯土机的阿强、搬水泥的阿珍，笑了：“不止五十年——等咱的娃长大，他们的娃，还会在这儿生儿育女。”
风卷着木棉花的香气掠过工地。远处，英军的炮艇鸣了声汽笛，但寨子里的人没抬头——他们在忙着和水泥、搬钢筋、画图纸，忙着把“废墟”变成“家”。
这是1900年的九龙寨城，没有共和，没有革命，只有320户人家，在枪炮声里攒的米粮，在规矩与血泪中，活着的盼头——而此刻，这盼头正化作一砖一瓦，垒成一座能遮风挡雨的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