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盟军在印缅战线折戟沉沙，英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连带着中国远征军也在野人山里吃尽苦头。眼看着日军就要顺势挥军西进，把东南亚这盘棋下到英属印度的门口，把大英帝国的脸面一口吞下去——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件让所有日本人都懵了的事，突然发生了。
1942年4月18日，东京上空，一阵突如其来的轰鸣打破了“神国”上空的寂静——16架美国b-25米切尔中型轰炸机，编队掠过皇居上空，丢下了几十枚炸弹。带队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飞天复仇者”的杜立特上校。
这下可好，那帮还沉浸在‘大东亚共荣圈’迷梦里的陆军、海军大员们，脸都绿了。东京不是号称‘绝对防御圈’的核心吗？不是说敌人连靠近都做不到吗？怎么美国鬼子的炸弹就这么轻松地飞进来了？这哪是空袭，分明就是当众打脸，一耳光扇得整个军部脸颊发烫！
那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群美军飞行员，是怎么从浩瀚太平洋上起飞，又一路飞越数千公里，冒着几乎必死的风险，把炸弹扔到天皇老爷子头顶上？今天这一回，咱们就来说说这桩让全世界都震惊的——“杜立特突袭”
话说1941年底到1942年初那几个月，对美国人民来说，日子可真不好过。珍珠港的硝烟尚未散尽，从太平洋战场上传来的消息，几乎就没一个是好消息：
菲律宾危急！麦克阿瑟和他手下的美菲联军，被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只能困守在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那弹丸之地，眼瞅着就要全军覆没了。
关岛，威克岛沦陷，就连英国人的“东方堡垒”香港，也在日军的猛攻之下，苦苦支撑了十几天后，于圣诞节那天宣告投降。
东南亚更是兵败如山倒，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一个个战略要地相继被日本人插上了膏药旗。
这一连串的失败，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美国人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脸面”上。国内的报纸广播，虽然也在拼命地宣传英雄事迹，鼓舞民心士气，但那种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焦虑、沮丧和对战争前景的担忧，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
很多美国老百姓，尤其是住在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等地的居民，更是开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他们开始担心：“日本人连珍珠港都敢炸，下一步会不会直接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会不会也派飞机来轰炸洛杉矶、旧金山？”一时间，各种关于日本间谍、第五纵队、甚至日本潜艇在美国西海岸出没的谣言四起，社会上弥漫着一种“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
就连远道而来、坐镇白宫与罗斯福共商抗战大计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那会还在开“彩虹会议”），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那种“慌乱”和整个社会“士气低迷”的状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意是）：“那段时间，华盛顿的气氛非常压抑。珍珠港的失败，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对于如何才能打赢这场看似没有希望的战争，很多人都感到迷茫和无助。”
作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更是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和焦虑。他知道，面对这一连串的军事失利和国内日益低迷的士气，美国不仅需要尽快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更迫切需要一场胜利，哪怕只是一场象征性的胜利，来重新点燃人民的希望。
就在这种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急需一场“胜利”来冲冲喜、提提气的背景下，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甚至有点“疯狂”的作战计划，开始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和海军高层之间，悄悄地酝酿成型。
这个“疯狂”的点子，最初源自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洛的海军上校。他在参观海军训练基地时，偶然看到几架陆军的b-25中型轰炸机在航母甲板上演练起飞，灵光一闪：“为什么不把真正的轰炸机放到航母上，然后直接飞去炸东京？”
这个想法迅速上报到海军作战部长恩尼·金，再被呈给总统罗斯福。
这计划，风险有多大？简直是九死一生！b-25这种双引擎的中型轰炸机，从来就不是为航母起降设计的，它的体型和重量，对于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来说，都太大了！能不能在航母那短得可怜的甲板上安全起飞，谁心里都没底。就算侥幸起飞了，超远的航程、恶劣的天气、简陋的导航设备、以及降落在中国境内可能遇到的各种未知风险……成功的几率，低得令人发指！
但罗斯福总统，在听取了军方将领的汇报和风险评估之后，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大手一挥，用他那特有的、不容置疑的语气，给出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答复：“告诉他们——干！”
总统拍了板，这事儿就得有人去干。这个光荣而又九死一生的任务，落到了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中校军官肩上——吉米·杜立特。
杜立特这个人，在美国航空史上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不仅是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还得过飞行竞速赛的冠军，更是个拥有航空工程学博士学位的技术大牛，对飞机的性能和飞行技术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胆大心细，敢于冒险，富有创新精神，是个天生的“领头羊”和“战术天才”。由他来亲自参与计划的拟定，并指挥这支“敢死队”，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命令一下，杜立特立刻就开始在陆军航空队的各个轰炸机部队中，秘密招募执行这次特殊任务的志愿飞行员。他对前来报名的飞行员们，通常只有一句简短而又直截了当的开场白：“我们将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甚至可能回不来。有谁不愿意参加的，现在就可以退出，绝不勉强。”
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警告，那些年轻的美国小伙子们，不仅没有一个退缩，反而争先恐后，踊跃报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因为珍珠港的国耻而义愤填膺，渴望能有机会亲自驾机去轰炸日本本土，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经过严格的筛选，杜立特最终从数百名志愿者中，挑选出了80名（16个机组，每组5人，包括正副驾驶、投弹手、领航员和机枪手）最顶尖、最精锐的飞行员和机组成员。
紧接着，这支特殊的“轰炸东京特遣队”，就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和附近海域的航空母舰上，进行起了极其严格和艰苦的秘密特训。训练内容，完全是针对这次任务的特殊要求而量身定做的：
航母甲板超短距起飞：b-25轰炸机要在航空母舰那晃晃悠悠、而且长度只有几百英尺的飞行甲板上安全起飞，那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跳舞”！飞行员们必须在最短的距离内，将沉重的轰炸机拉起来，稍有不慎，就可能连人带机一起掉进海里喂鱼。为此，他们进行了无数次的模拟起飞训练，把每一米跑道都利用到了极致。
低空突防：为了躲避日军的雷达和防空炮火，轰炸机群在进入日本近海和本土上空时，必须采取超低空飞行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要贴着海面或者屋顶飞行！这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验。
超远航程油量计算与简易导航：这次任务的航程，远远超过了b-25轰炸机的正常作战半径。为了尽可能地多携带燃油，飞机上所有不必要的设备（比如自卫机枪的尾炮塔、无线电通讯设备等）都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加装的副油箱。飞行员们必须学会精确地计算油耗，利用最经济的飞行方式，并且在缺乏精确导航设备（为了减轻重量和保密，很多先进的导航设备也被拆了）的情况下，依靠简单的罗盘、地图和天文导航，在茫茫的大海上和陌生的中国大陆上空，找到正确的航向。
紧急野外生存训练：考虑到在中国境内迫降或跳伞的可能性极大，一部分飞行员还接受了紧急的野外生存训练，学习如何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熟记中国机场与迫降点坐标：杜立特和他的部下们，也反复研究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地图，试图熟悉那些由中方提供的、可供b-25轰炸机降落的临时机场（比如浙江衢州机场）或备用迫降点的坐标和地形特征。
经过几个月紧张而又艰苦的秘密训练，一切准备就绪。
1942年4月2日，美国海军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 ，在旧金山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悄悄地搭载上了杜立特和他的16架b-25中型轰炸机。这些陆基轰炸机被小心翼翼地用吊车吊上航母甲板，然后首尾相接地排列在飞行甲板的后部。那场面，看起来相当壮观，但也透着一股子悲壮和孤注一掷的味道。
紧接着，“大黄蜂”号在海军中将威廉·哈尔西指挥的第16特混舰队（包括航空母舰“企业”号、数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航下，悄然驶离旧金山，向着茫茫的西太平洋，开始了这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远征。哈尔西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大黄蜂”号及其搭载的“复仇天使”们，安全地护送到距离日本本土尽可能近的攻击发起位置。
这些b-25轰炸机，虽然是陆基飞机，但为了这次特殊的航母起飞任务，也进行了一些改装。比如，拆除了不必要的设备以减轻重量，加装了额外的油箱以增加航程。但它们毕竟不是为航母设计的，起飞滑跑距离长，对飞行甲板的要求极高。而“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对于b-25这种“大家伙”来说，实在是太短了！
原计划，哈尔西的舰队将搭载着杜立特的轰炸机，秘密航行到距离日本本土约400至500海里（约740至926公里）的海域，然后b-25机群再起飞，执行轰炸任务。这样，飞机在完成轰炸后，才有可能凭借剩余的油料，勉强飞抵中国境内的机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1942年4月18日清晨，当哈尔西的舰队还在距离日本本土约650至700海里（约1200至1300公里，不同史料记载略有出入，但肯定比原计划远了不少）的海域时，舰队的雷达突然发现了一艘正在附近游弋的日本特设哨戒艇（可能是改装的渔船）“日东丸23号”！
情况万分紧急！虽然美军驱逐舰迅速上前，将这艘日本哨艇击沉，但谁也无法保证，它在被击沉之前，有没有通过无线电，将发现美国航母编队的情报发回日本本土。如果情报泄露，那么杜立特的整个轰炸计划就将功亏一篑，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特混舰队都面临被日本海军反击的危险！
时间不等人！哈尔西和杜立特在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商议之后，当机立断——提前起飞！立刻起飞！尽管此时的起飞位置，比原计划提前了近十个小时，也远了至少两百多海里！这意味着，b-25轰炸机在完成轰炸任务后，能够安全飞抵中国机场的希望，将变得更加渺茫！
“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海面上风浪不小，航母在波涛中剧烈地颠簸摇晃。第一架b-25轰炸机的驾驶员，正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官，杜立特中校本人！他要亲自为他的弟兄们，飞出这“第一条血路”！
他驾驶着沉重的轰炸机，在长度不足150米的飞行甲板上，迎着刺骨的海风，开足马力，奋力滑跑！飞机像一头笨拙的巨鸟，在甲板的尽头，惊险地、几乎是擦着浪花，顽强地抬起了机头，摇摇晃晃地飞向了阴云密布的天空！
紧接着，第二架、第三架……一架又一架的b-25轰炸机，在飞行员们高超的驾驶技术和九死一生的勇气之下，奇迹般地从“大黄蜂”号那短促而又颠簸的甲板上，成功起飞！
每一架b-25轰炸机上，都携带着4枚500磅（约227公斤）的炸弹，其中包括一枚燃烧弹。他们的目标，是日本的首都东京，以及横滨、名古屋、神户、大阪等几座重要的工业城市。
在起飞前，为了应对在中国境内迫降或跳伞后可能遇到的语言不通的困境，杜立特还特意教给每一个机组成员一句简单的中文：“我是一个美国人。”希望这句简单的表明身份的话，能在关键时刻，帮助他们获得中国人民的帮助。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杜立特本人，还在自己的军装口袋里，揣着一枚特殊的“纪念品”——那是他早年访问日本时，日本方面授予他的“日美亲善勋章”。他打算在把炸弹扔到东京之后，顺便把这些代表着虚伪“友谊”的勋章，也一并“还”给日本人！
16架b-25轰炸机，在杜立特的带领下，排着松散的编队，在低垂的云层掩护下，向着西方，向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即将为它的狂妄付出代价的“太阳帝国”，义无反顾地飞去！
经过数小时的超低空远程飞行，克服了导航的困难和对油料耗尽的担忧，杜立特的16架b-25轰炸机，终于在1942年4月18日中午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飞临了日本本土的上空！
当天日本本土的防空体系，可以说是形同虚设！高射炮兵还在打瞌睡，战斗机也没有进入戒备状态，雷达系统（如果有的话）似乎也成了摆设。
杜立特的机群，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就顺利地飞抵了各自预定的目标城市上空。
具体的轰炸目标和战果（虽然当时难以精确评估，很多是基于飞行员返航后的回忆和日方后来的间接资料），大致如下：
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和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东京自然是杜立特机群的首要攻击目标。杜立特本人驾驶的1号机，以及后续10架飞机都将炸弹投向了东京市区及其周边的军事和工业目标。
被命中的目标包括：位于东京北区的一家大型兵工厂（可能包括枪炮制造厂或弹药库）、东京湾沿岸的一些造船厂和码头设施、几处发电厂和变电站、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和桥梁、以及一些军政办公区域。
炸弹落下后，东京市区的多个地点燃起了大火，浓烟滚滚，爆炸声此起彼伏。很多正在街头巷尾享受周末午后阳光的东京市民，被这突如其来的空袭吓得是魂飞魄散，四散奔逃。日本的防空警报，直到美军飞机已经开始投弹之后，才手忙脚乱地拉响。
横滨：由7号机（驾驶员特德·劳森，他后来写了着名的回忆录《东京上空三十秒》）等飞机负责攻击。目标主要是横滨港的码头、仓库、炼油厂以及一些飞机零部件制造厂。劳森的飞机在投弹时，遭到了地面高射炮火的攻击，飞机受损，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投弹任务。
名古屋：由10号机和11号机等负责攻击。目标主要是三菱重工等飞机制造厂和航空发动机厂。这些工厂为日本海军和陆军生产了大量的“零式”战斗机和各种军用飞机。
神户与大阪：由12号机、13号机、14号机等负责攻击。目标主要是这两座重要港口城市的造船厂、钢铁厂、机械厂以及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
其他目标：还有一些飞机，可能因为导航偏差或者目标临时改变，轰炸了像横须贺（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川崎等地的其他一些工业或军事目标。
虽然从纯军事角度看，杜立特空袭对日本造成的实际物质损失，其实非常有限。总共也就投下了十几吨炸弹，炸毁或炸伤的工厂、仓库、建筑物数量也不算太多，对日本整体的战争能力，并没有造成伤筋动骨的打击。
但是！这次空袭的心理和政治冲击，却是空前巨大，甚至是难以估量的！
它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那些一直沉浸在“皇军不可战胜”、“日本本土绝对安全”的狂热迷梦中的日本军政高层和普通民众的脸上！它以一种最直接、也最残酷的方式，向他们宣告：战争，已经打到了你们的家门口！你们所谓的“铜墙铁壁”，并非牢不可破！
完成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任务之后，杜立特的16架b-25轰炸机，立刻调转机头，向着西南方向，也就是他们预定的降落和避难地点——中国。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段更加艰难、也更加充满了未知和危险的航程。
燃油不足，各自为战：由于起飞位置比原计划远了数百海里，大部分b-25轰炸机在飞抵日本本土上空并完成投弹后，机内的燃油都已经所剩无几，根本不可能再坚持飞到原先预定的、位于中国浙江衢州等地的正规机场了。飞行员们只能依靠最后的燃油，尽可能地向中国大陆方向飞行，然后自求多福，在燃油耗尽前选择迫降或跳伞。
16架飞机，最终的命运各不相同：
15架飞往中国：这15架飞机，在燃油耗尽后，其机组成员大多在中国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份的沿海或内陆山区，选择了跳伞或迫降。由于当时正值黑夜，天气恶劣（很多地区下着大雨），再加上地形复杂，很多飞机在迫降时都发生了坠毁，或者机组成员在跳伞后失散。
1架迫降苏联：只有一架b-25轰炸机（由约克上尉驾驶的8号机），因为在轰炸东京时油耗过大，实在无法飞抵中国，被迫改变航向，向北飞往了苏联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并在那里安全迫降。但由于当时苏联与日本签有《苏日中立条约》，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苏联方面将这架飞机的机组成员“软禁”了起来，一年多以后，他们才在一次精心策划的“集体越狱”中，通过伊朗（当时是盟国的势力范围）辗转返回了美国。
通信失误，机场无备：更要命的是，由于担心泄露行动机密，美方在空袭行动之前，并没有告诉中国有这么个行动，那些原先预定作为降落点的中国机场（比如浙江衢州机场），并没有做好迎接美军飞机的准备，机场上甚至没有灯光指引，这就使得那些原本还有希望能够在中国机场安全降落的美军飞机，最终也只能在绝望中选择迫降或跳伞。
尽管困难重重，但当那些跳伞或迫降的美军飞行员，落入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山区之后，他们却得到了当地中国军民（包括国民党地方部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以及无数普通的农民、渔民、商人、教师、学生等）奋不顾身的、感人至深的营救和帮助！
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中国人民自己尚且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他们却把那些素不相识的、长着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朋友”（他们知道这些美国人是来帮中国打日本鬼子的），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他们冒着被日军发现和报复的巨大危险，将受伤的美军飞行员从深山老林里抬出来，藏在自己家里，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药品给他们吃，为他们疗伤，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躲避日军的搜捕，并最终将他们安全地护送到后方的国民政府控制区或者游击队根据地。
在这场遍及中国东南数省的大营救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也最能体现中美两国人民在患难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在浙江沿海的一个小村庄，一对名叫赵小宝的新婚夫妇，在自家的阁楼里，冒着生命危险，藏匿并照料了一名在迫降中受伤的美军飞行员（据说是3号机的投弹手罗伯特·格雷中尉）。他们每天偷偷地给飞行员送饭送水，为他清洗伤口，躲避日军的搜查。后来，在这对善良夫妇和当地村民的帮助下，这名飞行员最终得以安全脱险，回到了美国。1992年，受美国方面邀请，赵小宝及其他帮助过美军飞行员的人们受到当时美国国防部长亲自接见，并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并感谢他们英勇事迹。
最终，参加空袭东京的80名机组成员中：
3人殉职：其中1人在跳伞时因降落伞未能打开而摔死，另外2人在飞机迫降坠毁时牺牲。
8人被俘：这8名被俘的飞行员，遭到了日军的严刑拷打和虐待。其中，3人被日军以“轰炸平民”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并被处决（另有一人在狱中病故），其余4人则在战俘营里度过了漫长而屈辱的囚禁生涯，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解救出来。
64人获救：绝大多数（包括杜立特本人在内）的飞行员，都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成功地摆脱了日军的追捕，安全抵达了重庆或延安等后方根据地，并最终返回了美国。
至于那架迫降在苏联的飞机上的5名机组成员，则在被苏联方面“软禁”了一年多之后，也通过一次精心策划的“集体越狱”（实际上是苏联方面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而采取的一种默许放行的方式），经由伊朗（当时是盟国的势力范围）辗转返回了美国。
战后，每年的4月18号，这些参与杜立特轰炸的机组人员都会举行一次聚会，直到2019年最后一名人员逝世为止。
杜立特空袭，虽然在军事上造成的实际破坏有限，但其战略意义和政治影响，却是空前巨大，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太平洋战争初期乃至整个二战进程的关键节点之一。
日本反应：天皇震怒，陆海军互掐，屠刀挥向无辜百姓
杜立特空袭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恐慌！
天皇震怒：裕仁天皇在得知首都东京竟然遭到美国飞机轰炸之后，龙颜大怒！他严厉斥责军方（特别是海军）防卫不力，居然让敌人如此轻易地就飞到了“皇居”上空（虽然美军飞机并没有轰炸皇宫），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陆海军互相推责：日本陆军和海军，这对向来就矛盾重重的“冤家”，更是借此机会，开始互相指责，推卸责任。陆军骂海军：“你们不是说联合舰队天下无敌吗？怎么连自家门口都看不住，让美国人的飞机飞进来了？”海军则反唇相讥：“要不是你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拖拖拉拉，把战线拉得那么长，我们海军至于把那么多兵力都调到南边去吗？本土防空自然就空虚了！”一时间，东京的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里，吵得是不可开交。
东条英机震怒下令屠杀中国援助杜立特的百姓：首相东条英机更是气得暴跳如雷！他觉得，杜立特空袭，不仅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公然挑衅，更是对他本人和军部威信的沉重打击！为了报复和泄愤，也为了“惩罚”那些帮助过美国飞行员的中国军民，东条英机丧心病狂地下令，在中国浙江、江西等杜立特机组主要迫降和获救的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极其残酷的“扫荡”和报复性屠杀行动！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浙赣会战”或“浙江江西大屠杀”的惨案。
当时有很多飞行员为了感谢，会把随身物品送给当地老百姓留作纪念，但万万没想到，这无形之中却害惨了当地百姓，日军对于搜出有美国纪念品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甚至还使用了细菌武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持续数月的“大扫荡”中，有超过25万无辜的中国百姓惨遭杀害，无数村庄被夷为平地，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又一笔血债！无形之中是中国为这场空袭付出了代价！
与日本国内的恐慌和愤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内空前高涨的喜悦和振奋！
全国振奋，媒体狂欢：杜立特空袭东京的消息，通过广播和报纸迅速传遍了美国的大街小巷。在经历了珍珠港的耻辱和菲律宾的溃败之后，美国人民太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了！虽然这次空袭的战果可能并不算特别辉煌，但它毕竟是美国对日本本土的第一次直接打击！是“耻辱之后的第一声复仇的怒吼”！一时间，美国各大媒体都在头版头条，用最醒目的标题，报道着这次“伟大的胜利”，“杜立特轰炸队”也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罗斯福总统“巧妙”放话，混淆视听：为了保护“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安全（毕竟它还在返航途中，万一被日本人发现就麻烦了），也为了进一步迷惑日本人，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杜立特机群是从哪里起飞的时候，他故作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了一句：“哦，他们是从我们的一个秘密基地——‘香格里拉’起飞的！”（香格里拉，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虚构的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罗斯福总统用这个名字来指代航母起飞地点，既充满了幽默感，又成功地保守了军事机密，还顺便调侃了一下那些想打探消息的记者。）这个“来自香格里拉的轰炸机”的说法，后来也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典故。
杜立特晋升准将，英雄凯旋受勋：吉米·杜立特本人，在成功轰炸东京并安全返回美国之后（他是通过中国后方辗转回到美国的），立刻成为了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罗斯福总统亲自在白宫接见了他，并当场将他的军衔从中校破格提升为准将，还授予了他代表美国军人最高荣誉的“荣誉勋章”。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们，用他们的勇气和牺牲，为处在战争阴影下的美国人民，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杜立特空袭，虽然在军事层面上，对日本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有限，但其引发的“蝴蝶效应”，却对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都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要的影响。
日本加速本土防空，分散兵力：这次空袭，彻底打破了“日本本土不可侵犯”的神话，使得日本军部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本土防空的问题。他们被迫从其他战场（比如中国战场和太平洋前线）抽调一部分战斗机部队和高射炮兵，用于加强本土（特别是东京等重要城市）的防空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日本的军事资源，也减轻了盟军在其他战场上所面临的空中压力。
刺激日军南进，战略误判：更重要的是，杜立特空袭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使得日本海军内部那些原本就急于寻求与美国海军主力进行“舰队决战”的强硬派，更加坚定了要尽快摧毁美国在太平洋上剩余海军力量（特别是航空母舰）的决心！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消灭了美国海军，才能确保日本本土的绝对安全，才能巩固其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霸权。这种急躁和焦虑的情绪，直接导致了日本海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仓促地策划和发动了旨在诱歼美国航母编队的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而在这两次关键性的海战中，日本海军都因为情报失误、指挥不当和兵力分散等原因，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损失了多艘宝贵的航空母舰和大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从而彻底丧失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可以说，杜立特空袭，就像一根导火索，间接引爆了中途岛那场决定命运的大海战。
为中国抗战赢得国际同情，但也招致残酷报复：杜立特空袭的成功，以及中国军民在营救美国飞行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巨大牺牲，也在国际上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赞誉，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但也正如前面所说，它也招致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浙江、江西等地区更加疯狂和残暴的报复性“扫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东京上空那短暂的爆炸声和燃烧的火焰，从纯军事角度看，或许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规模不大的空袭。但它所产生的战略和心理影响，却远远超出了那十几吨炸弹本身的威力。
它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不仅在日本国内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更重要的是，它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悄然改变了太平洋战场上空的“气压”和“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