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意外的变化发生在社会行为层面。报告中专列的“性别角色认知”章节显示，过去这些年里因为特殊人口结构形成的“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倾向，正在通过集体讨论得到重塑。
松风省的伐木工人中，过去有45%的男性因长期与女性协作而模仿“温和、细致”的行为模式，甚至被嘲笑“不像男人”。
而该省的女性伐木工为适应高强度劳动，普遍养成“强硬、粗放”的作风，被称为“假小子”。这种模糊的性别认知，在此次行动的理论学习中被反复讨论。
松风省林业委员会收集的127份讨论记录显示，工人对性别行为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
初期争论集中在“是否应该回归传统分工”，有28%的男性主张“男人应承担重体力劳动，女人负责辅助工作”，31%的女性则坚持“既然能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就不该被区别对待”。
随着学习深入，讨论转向“能力与性别无关”，有工人举例：“三队的李桂英能扛着五十斤工具爬陡坡，而张大力连斧头都挥不利索，难道要让李桂英让着张大力？”
最终形成的共识体现在第七次讨论记录中：“劳动需要的是力量、技巧和责任心，这些都不是某个性别专属的。”
这种认知转变直接影响了生产安排。松风省的伐木作业组过去按性别分组，男性组负责伐木，女性组负责搬运。
调整后改为按体能测试结果分组，17个作业组中，有6个组的组长是女性，3个组的伐木主力是女性，7个组的搬运队包含男性成员。省林业厅的统计显示，重组后的工作效率提升19%，工伤率下降34%，因分工引发的纠纷从每月平均9起降至1起。
“翠南省的案例很典型。”朱昭熙念出报告中的记录，“那里的农民和工人们在学习班辩论‘男女分工’时，最终达成共识。
‘女人能种地，男人能织布，这是能力问题；但不能因为女人会种地，就不让她参与决策；不能因为男人会织布，就嘲笑他不像男人。’这种认识，比任何条文都管用。”
翠南省的农业合作社在讨论中，重点剖析了三个典型案例。石头庄过去规定“妇女不得参加秋收分配会议”，导致连续三年出现“妇女多劳少得”的情况，此次行动中，村民大会直接罢免了坚持这一规定的合作社主任，选举两名女性进入分配委员会。
熊瞎子村的男性村民因“男人做针线活丢人”，拒绝参与棉衣缝制，导致冬季救灾物资筹备滞后，在学习班上，村民们通过计算“请外村妇女缝制的成本比自己做高30%”，最终成立了男女混合的缝纫组。
白毛屯的集体织布坊过去只招收女性，男性学徒常被嘲笑“娘娘腔”，此次清理中，织布坊公开招聘，三名男性通过技能考核入职，其生产的细棉布质量评分超过女性织工的平均水平，彻底扭转了村民的偏见。
最让朱昭熙欣慰的，是民间对婚姻制度的反思已形成规模。报告末尾附上的请愿书统计显示，全国范围内已有12万份要求废除一夫多妻制的签名，其中男性签名占38%。
沃垦省的一名娶了两个妻子的农庄主任，在学习班中主动提出：“一夫多妻看似占便宜，实则埋下矛盾。我家的地由两个妻子耕种，收成交集体后，分红却要经我手分配，她们心里能服气吗？”这种自我反思，比任何强制规定都更有说服力。
沃垦省的婚姻状况调查提供了详实数据：该省实行一夫多妻的家庭中，73%存在财产分配纠纷，61%的妻子表示“劳动与收益不匹配”，49%的家庭子女因“母亲地位不同”产生矛盾。
这些数据在学习班上被反复引用，促使不少男性主动提出“自愿改为一夫一妻”。该省民政厅的数据显示，行动开展一个月内，有127名男性申请解除多妻婚姻关系，其中89%的理由是“为了集体和谐”。
女性的诉求则更具体。海晏省的渔民妻子们联合提出“三同原则”：劳动同量、分配同权、决策同席。
她们列举的事实极具说服力：在近海捕鱼中，女性承担着整理渔网、腌制渔获的工作，劳动时长与男性相当，但在分红时仅能获得男性的60%。
在渔船改造会议上，男性渔民常以“女人不懂风浪”为由拒绝女性参与，导致多项改良方案因忽视实际操作（多由女性完成）而失败。这些诉求被纳入地方议事日程，部分乡镇已试点“夫妻共同签署劳动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群众已经替我们做好了铺垫。”朱昭熙合上报告，目光扫过常委们，“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将修改《婚姻法》提上议程。废除一夫多妻制，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好的问题。”
她的话得到了一致认同。组织部长当即提议：“新的婚姻法肯定是要推行的，但是我们要承认过去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一刀切的否认过去。”
宣传部长则补充：“的确如此，我们需要通过中央统计局搜集各年龄段的男女比例，讨论出一个年龄范围，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后，只能一夫一妻，而之前结婚的人口，我们在法律上予以承认，不然法律颁布之后，又是一场社会动荡。”
具体方案的讨论随即展开。试点的核心内容包括：婚姻登记时需双方签字确认，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婚姻；夫妻共同劳动所得归双方共有，离婚时按实际贡献分割财产；子女抚养权以“有利于成长”为原则，不再默认归父亲所有。
为平稳过渡，对现有一夫多妻家庭采取“自愿选择”原则：可维持现状但需重新签订财产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也可协议解除婚姻关系，女方可获得与男方同等的集体分配份额。
配套措施同样重要。司法部门需制定《婚姻纠纷处理细则》，培训专门调解员；妇联组织要建立“女性权益热线”，接受投诉与咨询；教育部门需在学校开设“家庭关系”课程，讲解平等相处的原则。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制造对立，而是建立“基于平等的协作”。
会议结束时，朱昭熙让秘书把报告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抄在黑板上：“社会主义的平等，首先是人的平等。如果一半人还受另一半人压迫，所谓的集体利益就是空谈。”让宣传部门把这句话传到虞国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