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联邦二十八年六月，玄中城的联邦议事大厅里，各国皇帝的座次仍按旧例排列，但空气中的张力已截然不同。
韩国与代国的席位上，新派来的代表穿着统一的灰色制服，胸前别着镰刀锤头徽章——这个月前还只在虞国的席位上才见得到的标志，如今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韩国和代国的席位上。
议事桌每个皇帝的面前都放着三份文件，关于第八任大明联邦事务总理选举方案的研究，关于第一任联邦事务总理到第三任联邦事务总理功绩评定草案，关于韩代两国政权变更的处理议案。各国代表认真的看着这三份文件，特别是第三份文件。
这场会议的召集比原计划提前了三个月。按联邦宪章，总理选举本应在九月末举行，但韩国与代国的变天让一切程序都失了节奏。
从三月中旬政变爆发到五月中旬新政权稳固，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所有制变革，这种速度超出了所有情报机构的预判。
宁国皇帝朱奠培的手指在文件上敲出规律的声响。他面前的情报显示，韩国新政府上台后，已将境内所有外资工厂收归国有，其中宁国占股的三家造船厂被直接接管，赔偿方案至今未提。
代国则更彻底，不仅重新分配了土地，还宣布废除与明国签订的五年粮食供应协议，导致明国江北地区的粮价应声上涨。
“六十天。”朱奠培突然开口，声音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清晰，“从罢工到掌权，正好六十天。诸位不觉得太快了吗？”
朱祁钧立刻接话：“奠培说得是。韩国的军械库守卫有三千人，代国的北疆驻军距都城不过三日路程，这种速度绝不可能是自发形成。”
他顿了顿，目光扫向朱昭熙，“这段时间从韩国、代国和虞国之间往返的鸽子可谓是密密麻麻啊，这还请虞皇解释解释吧。”
朱昭熙翻开面前的记录册：“通讯社的稿件都是公开的理论文章，讨论‘劳动者权益保障’‘土地合理分配’等议题，这在联邦宪章允许的言论自由范围内。倒是明国的情报部门，在韩国政变期间试图联系旧皇室，这有违‘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吧？”
争论很快陷入僵局。各国都清楚，追究责任已无意义。韩国的军械库守卫中有近半数是工会成员，代国的北疆驻军里超过三成士兵来自佃农家庭，这些基层的自发倒戈，才是旧政权垮台的关键。情报机构的行动最多算催化剂，绝非主因。
扬国皇帝朱祁铸的发言打破了沉默。这位三十六岁的君主是参会者中最年轻的，他面前的文件上画满了批注，其中“制度弹性”四个字被圈了三次。
“与其争论谁的责任，不如想想规则。”朱祁铸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联邦宪章只规定了‘国家领导人需为朱氏宗亲’，没说必须是嫡长子，没说不能改制度，更没说政变违法。韩国和代国的新领导人，都是正经的皇室血脉，符合最核心的条款。”
他摊开数据报表：“韩国新政府上台后，工厂出勤率提高了23%，代国的耕地开发程度比去年高17%。如果民众支持，制度有效，我们凭什么否定？”
这番话让大厅安静下来。扬国近年来一直在效仿虞国的企业管理制度，在港口引入“工人参与分红”的模式，成效显着。朱祁铸的立场虽出人意料，却有实际治理经验支撑。
宁国皇帝朱奠培适时转移了话题。作为六大强国中资历最深的君主，他很清楚当前的焦点应放在权力平衡上。
“先解决总理选举。”朱奠培的手指点向第一份文件，“六大强国中，明国、越国、洪州共和国均表示暂不提名，扬国支持宁国，虞国无异议。按惯例，下届总理由宁国出任。”
没人反对。朱奠培在任期间，宁国的海军吨位增长了40%，在太平洋的地盘扩张到足以支持一个大国的程度，实力足以服众。他的当选，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第二项议程关于三位前总理的盖棺定论。工作人员分发的评定草案早已过各国幕僚审定，措辞严谨：朱权“奠定联邦框架，首倡成员国平等”，朱高燧“推动度量衡统一，便利贸易流通”，朱有墩“完善外交礼仪，稳定联邦秩序”。
这些评价避开了争议，只聚焦公认的功绩。各国代表依次念诵，流程性的表决一致通过，气氛暂时缓和。
但真正的较量在第三项议程。朱祁钧率先抛出提案：“应在宪章中补充条款，明确‘嫡长子优先继承’‘禁止以暴力变更政权’‘成员国政变时，联邦有权介入调解’。”
这个提案直指韩国与代国的软肋。若通过，两国的新政权将失去合法性，联邦甚至可授权干预。
朱昭熙立刻反驳：“嫡长子继承制不符合‘能者居之’的原则，明国自己也在让皇子去苏州历练；暴力变更政权的界定过于模糊，当年联邦成立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颠覆；所谓‘介入调解’，本质是干涉内政，违反宪章精神。”
朱祁铨提出折中方案：“可规定‘政权变更需经联邦议会备案’，但不干涉具体过程；继承制度由各国自主决定，联邦不做统一要求。”
越国代表附议：“备案制既能保障联邦知情权，又不侵犯主权。至于继承制度，越国的实践证明，有能者居之更有利于发展，但没必要强行统一。”
宁国皇帝朱奠培的态度至关重要。他沉吟片刻，提出修改意见：“备案制可以采纳，但需明确‘备案不代表认可或否定’；继承制度加入‘各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但需保障基本人权’。”
这个方案平衡了各方诉求。明国的“介入权”被否决，但获得了“知情权”；虞国保住了“不干涉内政”的核心原则，同时接受了“备案”的程序；越国和洪州的中间立场得到体现。
扬国皇帝朱祁铸补充道：“还应加入‘评判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标准是是否维护民众利益’，用实际治理成效代替血统论。”
最终的表决结果是五票赞成（宁、虞、越、洪州、扬），一票反对（明国）。补充条款被写入宪章，韩国与代国的新政权获得了合法存在的空间，只需履行备案程序即可。
这场看似平静的讨论，实则划定了新的规则：联邦不再强求制度统一，只要求基本秩序与治理成效；朱氏宗亲的底线被保留，但继承方式与政权变更途径被放宽；社会主义的红色浪潮，在规则层面获得了合法生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