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州共和国的改革，自鄅皇朱祁铨接任总裁以来，便带着一种与其他大国截然不同的底色。这个诞生于危局的国家，其制度基因里本就刻着“整合”与“创新”的印记，而朱祁铨的改革，更像是对这种基因的深度激活。
洪州共和国的立国根基，远比其他大国脆弱。洪熙十年万寿节之变中，朱瞻基对宗室的屠戮几乎斩断了洪州地区的统治血脉，那些被留在国内的只剩下邓王世子朱瞻墺、郕王世子朱瞻埈这些襁褓婴儿，连同他们的母妃，构成了这个岌岌可危的政权的全部核心。
当时的洪州（澳洲），总人口仅两百万，其中近半是蒙古互市中赎买的牧民，既无农耕基础，也无工业雏形，粮食储备仅够支撑几个月，连维持基本统治都属奢望。
朱祁钧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这位曾被朱高炽亲自培养的皇太孙，带着大明帝国和东虞国的治理经验与制度蓝图，在洪州推行了一系列整合措施：将五个藩国的残余力量重组为统一的行政体系。
以“军事屯田”解决粮食危机，用“技能授业”将牧民转化为工匠，更关键的是，他确立了“五年竞选制”
以邓王、郕王、鄅王、邾王、鄫王五脉后裔为核心，形成五个相互制衡的政治团体，通过定期竞选产生国家元首，即洪州共和国总裁。这种模式在朱祁钧摄政的那些年里不断完善，使洪州从一个松散的五国联盟，逐渐凝聚为制度清晰的共和政体。
伪明覆灭后，朱祁钧返回明国，邓王朱祁镛、郕王朱祁锳、鄅王朱祁铨等五人正式接手政务。
此时的洪州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人口增至千万，依托优质铁矿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地中海气候区的农业产出足以支撑全国供给，广袤的草原更提供了充足的畜牧业资源。
而朱祁钧留下的“竞争-制衡”机制，让洪州的政治生态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五脉后裔虽然是竞争关系，却在“洪州利益优先”的共识下，从未出现过动摇国本的内斗。
朱祁铨在三十三岁时以鄅王身份当选总裁，其任期内的改革，本质上是对朱祁钧制度框架的深化。他的执政理念清晰而务实：“洪州的优势在资源，短板在整合，改革需让资源流动起来。”
这一判断源于他对洪州现状的精准把握：经过两代人的积累，洪州的铁矿储量已探明占联邦总量的三成，优质煤矿分布于五个行政区。
草原面积足以支撑百万头牲畜的养殖，但这些资源长期分散在各行政区手中，缺乏统一调配，导致钢铁厂因缺煤停产、牧民因缺粮宰杀牲畜的现象时有发生。
改革的第一步，是重构行政区划。朱祁钧时代的“五区自治”模式，已难以适应资源整合的需求。朱祁铨在联邦议会提出《洪州行政区重划法案》，将原有的五个行政区拆解重组为十二个省，每个省按“资源互补”原则划定边界。
如将铁矿丰富的西区与煤矿集中的南区合并为“乌金省”，将草原牧区与粮食产区合并为“丰收省”。各省不再隶属于五脉后裔的传统势力范围，而是由联邦直接任命省长，省长需从五个政治团体中遴选，且任期不得超过两届，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割据。
为确保法案通过，朱祁铨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跨团体协商。他逐一与邓皇朱祁镛、郕皇朱祁锳等会面，用数据阐明弊端：“去年因资源调配不畅，洪州的钢铁产量损失了一成，若维持现状，五年后我们将被越国超越。”
同时承诺“各省税收的三成返还原行政区，用于地方发展”。最终法案以四比一的投票结果通过，十二个新省在半年内完成组建，资源调配效率首月便提升四成，钢铁厂的停产时间减少了七成。
第二步是强化议会职能。朱祁钧时代的议会虽有立法权，但实际运行中常被五脉后裔的协商机制架空。
朱祁铨推动修订《洪州议会法》，明确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立法、监督、预算三个委员会，其中“预算委员会”掌握联邦财政的最终审批权，任何行政部门的开支计划需经其审议通过方可执行，包括五脉后裔控制的传统产业。
为提升议会效率，他引入“代议制”改革：将全国划分为三百个选区，每个选区按人口比例选举一名议员，议员需专职办公，不得兼任行政职务，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
议员的薪资由联邦财政统一发放，且高于同级行政官员，避免其受利益集团操控。议会还设立“公众提案通道”，任何公民均可通过书面形式提交议案，若获得一万人以上联名支持，议会必须召开听证会讨论。
这些调整让议会真正成为制衡行政权力的力量，在审议《钢铁产业发展规划》时，预算委员会以“过度倾斜某省”为由驳回了政府提交的方案，要求重新分配资金。
针对牧民提出的“草原生态保护”提案，议会召开专场听证会，最终通过《草原轮牧法案》，规定“每片草原放牧三年后需休牧一年”，由政府补贴休牧期间的牧民损失。
第三步是推行教育普及与科技整合，洪州的科技底子本就深厚，朱瞻墺等人早年从朱昭熙处带回的书籍与技术手册，经朱祁钧时代的整理，已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朱祁铨在此基础上，颁布《洪州教育法》，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规定“凡六至十二岁儿童，必须入学接受基础教育，学费、书本费由联邦财政承担，地方政府负责校舍建设”。
义务教育的课程设置完全对标虞国，以“基础知识+实用技能”为核心：语文、数学、科学为必修课，占课时的七成；农业技术、机械原理、草原管理为选修课，根据各省特点设置。
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朱祁铨在洪州大学设立“师范学院”，免费培养教师，毕业生需在基层学校服务五年，期间薪资由联邦财政发放。
科技整合则通过“国家实验室”实现。朱祁铨下令整合分散在各行政区的科研力量，组建五个国家级实验室，分别聚焦钢铁冶炼、农业育种、畜牧改良、机械制造、矿产勘探，实验室的经费由议会专项拨款，不受行政部门干预。
实验室实行“课题负责制”，科研人员可自主申报研究项目，经专家评审通过后获得资金支持，成果归联邦所有，研究者可获得专利收益的三成作为奖励。
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让洪州的科技实力迅速提升。钢铁实验室研发的“低温炼钢法”，使钢铁韧性提升两成，成本降低一成五；农业实验室培育的“耐旱小麦”，在草原边缘地区的亩产突破三百斤，解决了牧民的粮食自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