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励平民入学，他推出 “入学补贴制”：凡农家子弟入学，每月可领两斗米、一尺布，足够维持基本生活；学业优异者，毕业后直接进入国营工厂任技术员，薪资是普通工人的两倍。
此举虽遭官员和资本家非议，却得到了新兴工业阶层的支持，首年便有三万余名平民子弟入学，远超预期。
更深远的改革，藏在 “技术引进与本土化” 的细节里。明国的工业底子薄，基本上都是靠着当年朱昭熙还在大明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根本跟不上时代，单靠自身积和洪州共和国的技术支持，也难以追赶上其他国家。
一方面朱祁钧派遣留学生赴其他大国学习，要求 “学技术更要学方法”；另一方面，允许虞国的技术专利在明国使用，但附加条件，必须与明国的工厂合作生产，且需培养至少五名明国工匠掌握核心技术，就算有些技术已经是其他国家比较落后的，那也能够补足明国底蕴。
这些改革，表面看与政治体制无关，实则在悄然改变明国的权力结构。工部的官员多出身平民或新兴工匠阶层，他们凭借技术与效率获得话语权，逐渐制衡着传统士绅和资本家。
技艺学堂的毕业生进入工厂、矿山，成为新的社会力量，对 “劳心者治人” 的旧观念产生冲击。
朱祁钧对此心知肚明，却不点破。毕竟他也清楚，国家要强大，得有人种地、有人打铁、有人读书。种好地、管好家，技术跟上时代，这国自然就稳了。 这种 “各司其职” 的论调，既安抚了士族，又为新阶层的崛起留出空间。
他的改革，没有响亮的口号，没有激进的举措，却在封建制度的框架内，悄然注入了工业化的基因。
明国的钢铁产量，在改革推行的第三年便突破每年十万吨，虽仍不及虞国，却已是三年前的五倍；技艺学堂培养的技术员，开始进入军队、官府，参与武器改良与河道治理。
这个从废墟中重建的国家，正沿着一条独特的路径前行，它保留着宗室的尊荣，却用工业标准瓦解着世袭的特权；它维持着封建的外壳，却借教育普及孕育着新的生产力。
扬国的改革进程，自始至终带着一种与时代节奏微妙错位的从容。这种从容的根源，在于其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国君朱瞻壕自大明联邦二十年起便常驻玄中城，担任联邦事务总理，主持联邦层面的协调工作，扬国本土政务已全权移交太子朱祁铸打理。
这种 “国君在外、太子主内” 的格局，使得扬国的制度调整既无法像越国那般由君主亲自主导、雷厉风行，也难以如宁国般借疆域扩张的契机倒逼变革，只能在既定框架内缓步推进。
朱祁铸的成长轨迹，与越国太子朱祁锂形成了鲜明对比。若说朱祁锂的历练是 “在实践中破局”，朱祁铸的培养则是 “在传统中扎根”。
作为朱高燧的嫡长孙，他自五岁起便遵循大明皇室教养的规范接受系统训练：每日卯时诵读《论语》《中庸》，辰时学习《皇明祖训》与历代典章，午时旁听内阁议事，未时练习骑射与算学，酉时复盘当日政务得失。
这种近乎复刻明国太子朱高炽的培养模式，虽让他对封建官僚体系的运转逻辑烂熟于心，却也使其对基层实际问题的认知多源于奏章汇总，而非亲身体验。
朱高燧为扬国奠定的制度根基，深刻影响着朱祁铸的改革选择。这位朱棣的第三子，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政治定位，既不同于大哥朱高炽的仁厚守成，也异于二哥朱高煦的刚愎激进。
就藩满剌加后，他创造性地将大明的科举制度与南洋的贸易环境结合：保留 “四书五经” 的考试核心，却增设 “算学”“海商法”“异域风物” 三科；沿用 “秀才、举人、进士” 的功名体系，却规定 “凡考中进士者，需先在商栈、港口历练三年，方可入仕”。
这种 “以文统商、以商养文” 的模式，让扬国在立国初期便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本，其都城的 “崇文馆” 藏书量居联邦各国之首，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外交、贸易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但文化优势的另一面，是工业体系的滞后。扬国的钢铁产量长期停留在联邦六大强国末位，其最大的国营钢铁厂仍采用传统的冶炼方式，效率不足虞国同规模工厂的三成。
纺织业虽依托满剌加的港口优势远销南洋，却因缺乏蒸汽动力技术，布匹质量与产量始终落后于越国。
朱瞻壕主政期间，曾三次试图引入虞国的工业技术，均因保守派官员 的反对而搁置。这种 “重文轻技” 的倾向，使得扬国虽凭借文化影响力与贸易网络稳居大国之列，却在工业实力上与虞国、越国逐渐拉开差距。
朱祁铸接手政务时，扬国的核心矛盾已清晰可见：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工业技术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对行政效率的掌控，与新兴商人阶层对技术革新的需求产生冲突。
他在东宫议事时多次强调：“扬国若仅恃文名，迟早沦为他国附庸。” 但他也知道，直接触碰工业体系的改革，必然引发文官集团与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弹 ，那些依靠传统手工业作坊获利的官员，绝不会轻易放弃对技术引进的阻挠。
经过半年的幕僚会议推演，朱祁铸确定了 “先立后破” 的改革路径：以文化产业为支点，积累改革资本与社会共识，再逐步向工业领域渗透。这一策略既符合扬国的资源禀赋，也契合他 “稳健为先” 的执政风格。
改革的第一步，是将文化产业系统化、规模化。朱祁铸颁布《扬国文化振兴令》，明确将 “崇文馆” 改组为 “国家研究院”，下设经学、史学、文学、译学、工艺五所，其中 “译学所” 专门负责翻译世界上除了大明联邦之外其他国家的典籍着作。
并规定 “凡译着需附扬国学者的批注，阐明其与华夏传统的异同”。这一举措打破了此前 “仅许翻译科技类书籍” 的限制，让各类思想得以在扬国合法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