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朱祁锂采取了“有限接纳”的态度。他允许虞国的《劳动日报》在越国发行，但要求每篇文章需附“国情说明”，注明“内容仅作参考，不适用于越国现状”。
他参观了越国的国营工厂，借鉴虞国的“工人参与管理”模式，在三家试点工厂设立“劳资协商委员会”，由工人代表与管理层共同决定工作时长、安全标准等事务，事故率下降18%，但明确拒绝“公有制”，强调“保护私人财产是立国基础”。
宁国的改革，始于朱奠培在接管夏国疆域后的第三个月。作为大明联邦中唯一全域位于南洋的大国，宁国的政治根基与越国和虞国截然不同 ，其制度框架完全承袭自上一代皇帝朱权，核心架构脱胎于明太祖朱元璋。
仅在细节处做了适配南洋环境的调整。朱权在位时，虽提升了工部地位以适应航海需求，将五军都督府的前中后左右军都督府，改组为海军、陆军、空军、禁军、锦衣五都督府，由皇帝亲任大都督掌控全国兵权，但本质上仍未脱离封建地主阶级的治理逻辑。
接管夏国疆域后，宁国的版图扩大近一倍，涵盖几乎整个太平洋地区。新纳入的夏国旧地多为工商业发达区域，士绅、商人、矿工等新兴阶层的人口占比达三成，远超宁国本土的传统农业人口结构。
原有的制度体系开始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夏国旧地的商税征管仍沿用宁国本土的 “按亩计征” 模式，与实际的商品流通规模脱节；南洋群岛的矿产资源开发因缺乏统一规划，导致五都督府下辖的军队各自为战。
甚至为争夺矿脉爆发小规模冲突；更关键的是，朱权时代确立的 “皇帝直管六部” 体制，在疆域扩大后效率骤降，一份从太平洋南端的奏报送到京城，需经七道审批流程，耗时往往超过一个月。
此时，已在明国退位荣养的太上皇朱权，通过锦衣都督府传回了长达万字的《宁政革新策》。朱权在策中直言：“疆土倍增而制度不变，犹以小舟载重物，倾覆必矣。”
他建议朱奠培 “借思想浪潮之势，行制度转型之实”，核心是在保留皇室财产与象征地位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权力架构的现代化。这份策论成为宁国改革的总纲，朱奠培随即成立由七位心腹大臣组成的 “革新筹备处”，开始推动具体措施落地。
宁国改革的第一步，是在六部之上设立内阁。与虞国的计划经济主导、越国的君主立宪不同，宁国内阁的设置带有明确的过渡性质。按《宁政革新策》的设计，内阁总理为实际行政首脑，统管六部及五都督府事务。
其任免需经 “国务会议” 半数以上成员同意，国务会议由各省督抚、军方将领及士绅代表共五十人组成，取代了原有的 “廷议” 制度。朱奠培在首次国务会议上明确：“内阁总理需对全国政务负总责，朕仅保留礼仪性职权。”
为确保过渡平稳，首位内阁总理由跟随朱奠培多年的老臣徐有责担任。徐有责曾主持夏国旧地的接收工作，熟悉跨区域治理，且在军方与士绅阶层中均有较高威望。
其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内阁与六部权责划分细则》，明确：六部仅负责具体执行，政策制定与资源调配权收归内阁。
原属皇帝直管的 “密折奏事” 制度被废除，所有政务需通过内阁统一流转；五都督府的军事行动，需提前七日向内阁提交预案，经总理签字后方可执行，但战时紧急调动除外。
这一调整直接解决了效率问题，以矿脉纠纷为例，原流程中需皇帝亲自裁定，如今改由内阁下设的 “资源统筹司” 协调，五都督府需按司内制定的《矿脉开发优先级表》。
行事表中明确 “军用矿产优先于民用，大宗矿产优先于稀有矿产”，并规定 “冲突地区由内阁总理派遣专员仲裁”。实施首月，南洋群岛的矿脉冲突便减少了 60%，矿产运输效率提升近四成。
第二步是重构军事体系，朱权时代的五都督府制度，虽将兵权集中于皇帝，但在实际运行中，各都督府为争夺军费与资源，常出现 “各自为政” 的现象。
朱奠培按朱权的建议，在五都督府之上设立 “军事委员会”，由内阁总理兼任委员长，成员包括五都督府大都督及三名非军方背景的战略顾问。
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是 “制定五年军事规划”，明确各都督府的职能边界：海军都督府专注于太平洋舰队的建设与维护，陆军都督府负责陆地防务及边疆治理，空军都督府承担侦察与通讯任务。
禁军都督府负责都城及皇室安全，锦衣都督府则保留情报收集与反间谍职能，但需定期向内阁提交工作报告。
军费分配机制的改革尤为关键，朱权在《宁政革新策》中指出：“军费若由皇帝随性拨付，必致军队私化。” 宁国因此建立 “军费预算制度”，每年由军事委员会根据五年规划，制定详细的军费开支方案，经内阁审议后提交国务会议表决。
通过后方可纳入国家财政预算。预算中明确 “人员薪资占比不低于 40%，装备采购不超过 35%，训练经费不低于 20%”，避免了以往 “重装备轻人员” 的弊端。改革首年，陆军士兵的月饷平均提升 15%。
第三步是调整经济治理模式。朱权时代的经济政策，以 “重农抑商” 为基调，虽提升了工部地位，但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较多，商人需经 “市舶司” 与 “工部” 双重审批方可开业，且需缴纳高达 20% 的 “经营税”。
接管夏国疆域后，夏国旧地的工商业基础与宁国的传统政策产生冲突，多地出现 “商人罢市” 现象。
朱奠培按朱权 “农商并重” 的指示，颁布《工商条例》，废除双重审批制，改由 “商务部” 统一管理；将经营税降至 10%，但新增 “累进所得税”—— 年利润超过万两白银的商户，需额外缴纳 5% 的税款，用于补贴中小商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