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泽城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期延长了足足一个月，最终就继承人候选人名单达成共识。经过资格审查与多轮投票，22名入籍虞国的宗室子弟与15名民间候选人脱颖而出，共同进入考察序列。
宗室子弟中，明国皇子朱见泽、越国皇子朱祁钾、扬国皇子朱祁钥因母国实力与个人表现，位列候选名单前列。
他们均已按规定加入虞国国籍，签署了“遵守虞国法律、接受虞国社会主义理念”的承诺书。民间候选人则以李明远、宋友仁、唐松为代表，涵盖工业、农业、教育等多个领域，均具备扎实的基层工作经验与显着的专业成就。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随后公布《候选人基层历练方案》，明确将37名候选人分派至虞国两州十二省的府县基层岗位，任期三年。
历练岗位包括县工业局技术员、乡农业站指导员、区民政干事等，要求候选人需完整参与至少一项基层专项工作，如农田水利改造、工厂技术革新或社区治理优化。
历练期间，候选人需每月提交两份报告：一份为岗位工作报告，详述工作进展与实际成效；另一份为政治学习报告，结合《虞国社会主义纲要》与基层实践，阐述对“人民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等理念的理解。
考核委员会将定期赴各地巡查，通过群众评议、工作验收、理论测试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就算最终不能成为继承人，这段经历也会留下印记。”朱昭熙在常委会上强调，“他们回到母国后，或许会反对我们的制度，但亲手参与过的农田规划、工厂管理，总会让他们重新审视旧有模式。”
蒋谦补充道，“当他们在虞国乡县主持村民议事会时，这种‘让劳动者说话’的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冲击。”
基层历练启动后，候选人分散至各地。朱见泽被派往景川省临江府，担任府工业局副局长，负责协调辖区内三家纺织厂的技术升级。
他需将明国的纺织经验与虞国的蒸汽动力技术结合，解决织布机效率不足的问题。李明远则回到云陇省，以省工业厅特派员身份指导矿区安全改造，推动矿工参与安全制度制定。
在此期间，虞国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模式。朱昭熙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方向：“基础建设与战略产业必须由国家统筹，小商品流通可放开市场调节。”
计划经济的推行首先聚焦基建领域。通过代表大会，在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国家计委（计划委员会）编制《五年基建规划》，将铁路干线延伸、跨流域调水、钢铁基地扩建等重大项目纳入国家预算，统一调配人力、物资与技术资源。
比如在计划委员会在未来，如果为了打通北熙洲与熙洲的铁路通道，计委可以直接协调同泽城钢铁厂增产钢轨，调动五省工程队轮班作业，规定“每月铺轨不得少于100公里”，所需资金由国库专项拨款，不依赖地方自筹。
在战略产业领域，计委对煤炭、机械制造等行业实行“生产指标指令制”。各工厂需按季度上报产能，国家根据需求下达生产计划，产品由物资总局统一调拨。
如坤泽城重型机械厂接到指令，三年内需完成500台蒸汽机车的生产任务，原料由国家按定额供应，产品直接交付铁道部，价格由成本核算局核定，不允许自主定价。
市场经济的保留则体现在轻工业与服务业。计委明确，棉布、陶瓷、食品等日用品生产，允许私营作坊与国营工厂并存，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
虞国各地涌现出大量私营商铺，坤泽城的“民生市场”聚集了近千家商户，从针头线脑到家具器皿，均可自由交易。国家仅通过工商登记、质量抽检进行监管，不干预具体经营。
为平衡两种体制，虞国设立“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物资（如基建用钢、发电用煤）按国家定价调拨，计划外余量可进入市场流通，价格由供需决定。
这一制度既保障了重大项目的低成本推进，又为企业留出了盈利空间。例如，同泽城钢铁厂完成国家下达的钢轨生产任务后，可将剩余钢坯按市场价出售给私营机械厂，所得利润用于工人福利改善。
计划经济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景川省在执行水渠修建计划时，因忽视地方实际地形，强行按图纸施工，导致部分河段坍塌。
朱昭熙在收到消息之后立即批示“计划不是死命令，必须结合基层反馈调整。”随后，计委建立“计划修订机制”，允许地方政府与施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修改建议，经专家论证后调整方案。
市场经济领域则出现了投机现象。部分商贩囤积棉布哄抬价格，导致民生市场价格波动。国家随即出台《反投机倒把条例》，设立物价监督站，对哄抬物价者处以罚款并没收库存，同时组织国营商店投放储备物资平抑价格。
“计划与市场的边界，要在实践中磨合。”朱昭熙在总结改革经验时指出，“比如农机生产，国家需计划生产大型拖拉机保障农田需求，但小型农具可由市场调节，让工匠根据农民偏好改进样式。”
这种思路逐渐形成共识：凡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领域，如能源、交通、粮食，由国家计划主导；而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轻工业品、服务业，则交给市场灵活调节。
随着改革深入，虞国经济呈现出“双轨并行”的特征：铁路里程以每年500公里的速度延伸，钢铁产量三年翻番，这些计划指标的完成支撑了工业化骨架；同时，私营作坊生产的自行车、肥皂等日用品丰富了市场，个体商贩的活跃带动了城市就业。
基层历练与经济改革的同步推进，使候选人对虞国体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朱祁钥在扬国时习惯了“朝廷发令、地方执行”的模式，在翠南省参与农田规划时，却需反复召开村民会议协调地块分配。
这让他在报告中写道：“虞国的‘计划’，似乎比扬国的‘命令’更费力气，却少了许多反抗。”
李明远则在矿区改造中发现，当矿工参与安全条例制定后，事故率下降幅度远超单纯的行政规定，这让他对“群众路线”有了更深的实践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