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虞国，往日的日子是简单而沉重的。虽然虞国说起来只有一次开国之战，全国差不多也只有三十多万朱昭熙封的勋爵，但是在虞国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牧场，依旧有着一位有军功的“男爵”统辖。
这些人或曾在征服北熙洲的战火中浴血奋战，或在后勤、警戒线上有着卓越功劳。他们被授予地位，被赐予封地，从而成了村长、里长，甚至更高一级的军政长官。
朱昭熙推行的，是一种建立在军功之上的秩序，初期高效，然而随着战事渐平、边疆初定，这种制度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最常见的情形，是地方“爵爷”以功自傲，将自己所辖之地视为私产，不仅干涉百姓农事，还常以“军令”为由征派劳役、攫取收成。
在某些村子，连谁家女儿能嫁谁，都要“爵爷”点头；若有人不服，便是“不敬长官”，轻则鞭打，重则拘押。村民们口中虽称呼这些人为“统领”、“将爷”，心里却早已怨声载道，虽然相比之前的大明生活要好一点，但是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朱昭熙当然知道这些弊病。她曾任命掌书记室巡视各地，也曾亲自下令惩处过数位藉功作威之将。但根源若不动摇，整治终究只是权宜之计。
因此，在重新划分完十二省、两直辖州后，她没有如旁人期待那样立刻改组政务院，而是将目光落向了最基层。
强权政治自然有强权政治的好处，一个政治强人在强权政治的国家里，不管后果是怎么样的，但是依旧会让国家处于高速的发展状态上，可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朱昭熙之前之所以采取军功爵制，自然是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可是现在军功爵制度的隐患，在她看来实在是太大了，基层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不管之前的那些被分封出去的爵爷是怎么想的，朱昭熙这次必须要把之前的那些歪风邪气整治过来，不认账的习惯本来就是朱家的传统艺能。
至于地下那些人的意见，朱昭熙还真的不怎么担心，毕竟整个虞国都算是她一刀一枪打下来的，谁的军功都没有她大。
随着虞国中央的一纸命令，废除军功爵制，以后爵位主要是一个荣誉，而不是基层治理的依据，改设村民互助社、集体农庄与城市社区等组织，由村民、居民自行选举代表组成自治机构，管理本地事务，协调生产生活。
一时间，整个虞国哗然。各地勋爵纷纷上书或直接进京控诉。朱昭熙看都没看，这些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似乎总觉得这个世界缺了他们就转不了，如果不是虞国现在缺人，朱昭熙一直审慎杀人，他们还真的以为虞国缺了他们就不行了。
在大理寺宣判了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的死刑之后，有些原本还在试图阻止改革的中层军官这才恍然，他们所依赖的“功勋”体系，已彻底失宠了。
改革开始于东部的海川省，西部的林河省，南部的泽原省这三个省份。三地民情各异，山川地貌相差悬殊，正好作为对比的试验田。
朱昭熙亲自下令，每省挑选三十个村镇为基层改革试点，由政务院派出专员驻地辅导，确保“上情下达”，同时由总参谋部协助维持秩序，防范旧势力阻挠。
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召开“村民大会”。海川省的河东村，是最早的试点之一。这个村子有三百四十户人家，大多数是当年大明北方各省迁移过来的移民。地势平坦，水田成片，过去在男爵王崇的统辖下，看起来还算安稳，实则积怨已久。
王崇原是虞军中一个不显眼的小军士，在虞国开国战争中有些功勋，被封了“男爵”，从此摇身一变成了河东村的“主心骨”。他自封为“王统领”，在村祠大堂里悬挂“功勋牌匾”，命全村人在初一十五参拜“圣德”，甚至有人得跪地行礼，俨然成了土皇帝。
遇上农忙时节，村民出工需得他点头，马草、粮食的上缴也常常超额征派，谁若有怨言，轻则鞭打，重则捆了送到村后的小牢里关几天。他甚至干涉婚姻，“哪个寡妇可以改嫁，哪个青年能娶媳妇”，都要他一句“准”字。
改革命令一下，王崇勃然大怒，指着村口树上贴的布告骂道：“朱皇帝是让奸人迷了心窍！虞国要完！”他私下召集旧部，说要组织民兵，抗命起兵。
那天晚上，他刚从堂屋出来洗漱，便被一队着便装的掌书记室悄无声息地请走，罪名是“擅自集兵，图谋不轨”。第二天，全村人见祠堂上的“功勋牌”被摘了下来，才知道，是真的要变天了。
村民大会如期举行。“我们自己选管理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娘站在村口，一脸迷茫，“以前不都是谁打仗打得凶，谁说了算？”
旁边年轻的刘知望低声说：“听说是陛下的意思，她说打完仗，是要过日子的，这日子要咱们自己管。”
“可咱哪知道怎么管？种不种地，分不分水，往年都得爵爷拍板。”
村民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习惯了从上到下的命令，不曾想过“自治”究竟意味着什么。
直到政务院派来的改革专员站在晒谷场上，把朱昭熙亲笔签署的文告一字一句念出来——“自即日起，村内设立互助社委员会，由本村村民推举三至七人，负责本村农事、牧务、水利、教育、粮草等事务，半年一任，轮替更替，不得连任。”
“候选人由本村村民推举，选票一人一张，得票多者为先。候选人贿选、威胁、包揽者，交监察司依法惩办。”
人群一片寂静。
“真能选？”一个汉子挠头，“咱以前选啥了？连家里那头驴，都是‘将爷’说该怎么用。”
专员回答得干脆：“从今天起，不是谁会打仗谁就能做官，是谁公道、谁肯做事、谁不贪。”
这话像一把钝刀，缓慢但坚定地切开了众人心中的那层迷雾。
改革动了真格。几天后，村口晒谷场第一次拉起了选举布棚。村民们围在桌前登记、提名，有人胆小，只敢在后头看；也有胆子大的，索性主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