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深冬的呼兰县，寒风吹过县城老巷的砖瓦房，在结冰的路面上卷起点点雪粒。
凌晨三点，建国派出所民警朱海裹紧棉大衣，踩着积雪往局长家赶——他手里攥着一份刚整理好的案卷，得赶在局长上班前汇报。
走到局长家院门外，他刚要抬手敲门，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微的金属响动。
朱海猛地回头，还没看清来人模样，两道火光已从黑暗里窜出。“砰！砰！”五四式手枪的枪声在寂静的冬夜格外刺耳，子弹穿透他的胸膛，温热的血瞬间浸透了棉大衣。
他倒在雪地里，眼睛瞪着局长家紧闭的大门，手指还保持着攥紧案卷的姿势。
凶手站在他身旁，看了一眼倒在雪地里的朱海，转身消失在巷子深处，只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很快被飘落的新雪覆盖。
这是“呼兰大侠”系列袭警案中，第一次出现枪支作案。而在此之前，这个小县城已经被一股莫名的恐惧笼罩了半年。
呼兰县，如今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区，可在1980年代，它还是黑龙江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
这里的街道上，砖瓦房和土坯房交错排列，国营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澡堂子里总能看到光着膀子、身上纹着龙虎图案的汉子——当地人都知道，那些是“混社会”的。
那时候的呼兰，治安乱得像一团缠在一起的麻：黑社会插手各行各业，征地时拿着砍刀把居民往屋外赶，盖好的楼房满是质量问题，谁要是敢去闹，第二天家门口准会出现一把带血的刀；
官员贪污成风，连给贫困户的救济款都敢装进自己腰包；更让人窝火的是，公检法里的一些人跟黑社会勾肩搭背，老百姓受了欺负去报案，往往是“立案了没下文，抓人了又放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1987年6月6日，第一起血案发生了。
许堡派出所民警张福贵家住在县城西边的公检法家属楼，那是一栋老式五层楼房，墙皮已经脱落，楼道里没有灯，晚上只能靠住户自家门口挂的煤油灯照明。
那天夜里，张福贵和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挤在两间小屋里睡觉，窗外的蝉鸣还没完全停歇。凶手不知是怎么撬开张家房门的，没有发出一点动静。
最先被惊醒的是张福贵的妻子，她刚睁开眼，就看到一个黑影举着匕首站在床边。
“啊！”她刚要喊出声，匕首已经刺进了她的喉咙。张福贵听到动静翻身坐起，还没来得及去摸枕头下的手电筒，黑影已经扑了过来。
匕首划破空气的声音很轻，却精准地刺穿了他的心脏。两个儿子惊醒时，看到的是父母倒在血泊里的模样，年纪大的儿子刚要起身，匕首又刺了过来。
那天夜里，张家五口人中，张福贵夫妇和两个儿子当场死亡，只有年仅八岁的女儿被匕首划伤了胳膊，昏死在床底才侥幸活了下来。
凶手在张家的墙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在离开时，把张福贵的警帽扔在了门口——像是一种无声的挑衅。
消息在呼兰县传开时，老百姓先是震惊，接着又有点“解气”——毕竟张福贵平日里跟那些“混社会”的走得近，有人说他收过黑社会的好处，有人说他帮着开发商逼走了好几个老住户。可没过多久，这种“解气”就变成了恐惧。
四个月后的10月12日，巴彦县万发派出所所长贺瑞忱下班回家。巴彦县和呼兰县相邻，贺瑞忱那天穿着警服，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沿着国道往家赶。
国道两旁是收割后的玉米地，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立在地里。
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贺瑞忱骑到一段没有路灯的路段时，感觉身后总有个人跟着。
他猛踩了几下脚蹬子，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一个穿着黑棉袄的人跟在自行车后面，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
贺瑞忱立刻跳下车，伸手去摸腰上的手铐——那时候基层民警很少配枪，手铐是他们唯一的“武器”。
可还没等他把手铐掏出来，那人已经扑了上来，一把匕首从他身后刺进了颈部。
贺瑞忱倒在地上，看着那人骑上自己的自行车，朝着呼兰县的方向骑去，脖子上的血汩汩地流，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贺瑞忱的死，让呼兰和巴彦的民警都慌了。他们开始不敢穿警服上班，有人把警服叠在包里，到了单位才敢换；有人下班不敢走小路，非得约着同事一起走；晚上睡觉时，会在门后放一把菜刀，窗户上焊上铁栏杆。
可即便这样，血案还是没停。
10月27日夜里，呼兰县公安局民警马福林家遭了难。马福林住在县城东边的平房区，家里有个小院子，院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
凶手是翻院墙进去的，他先是在窗户外听了一会儿，确定马福林一家都睡熟了，才用撬棍撬开了房门。
那天夜里，马福林和妻子、儿子都死在了床上，凶手用的还是匕首，每一刀都刺在要害上。
更让人不安的是，马福林藏在衣柜里的一把五四式手枪不见了——那是单位配给他的，原本是用来应对突发情况的，现在却成了凶手的“新武器”。
马福林家的血还没干，朱海就在局长家门外被枪杀了。这一次，凶手用的正是马福林丢失的那把五四式手枪。
消息传到县公安局，局长把桌子拍得震天响，抽调了全县所有的警力，加上从哈尔滨调来的刑警，组成了专案组，挨家挨户地排查。
专案组的人拿着凶手的脚印拓片（从马福林家提取的，能看出凶手身高在一米八以上，脚码是43码），还有匕首的照片（单刃，长约二十厘米），走街串巷地问。
他们去了工厂，问有没有突然离职的工人；去了澡堂子，问那些“混社会”的有没有见过可疑的人；甚至去了周边的农村，排查那些有前科的人。
可呼兰县就这么大，县城加上农村才三十多万人，排查了三个多月，愣是没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
老百姓的说法却越来越邪乎。有人说，凶手是个“大侠”，专杀那些欺负人的恶j；
有人说，他一次杀了52个人，全是公检法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墙上还写着“呼兰大侠”四个大字；还有人编了民谣，让孩子们在街头唱：“呼兰大侠，走遍天涯；为民除害，专杀jc！”
这些谣言越传越广，甚至传到了哈尔滨。可只有专案组的人知道，真实的案件根本不是这样——凶手前后杀了6名jc，其中4名是呼兰的，1名是巴彦的，还有1名是后来哈尔滨南岗区的。
他从来没在墙上写过“呼兰大侠”，也没一次杀过那么多人。
1988年9月28日早上八点，哈尔滨市南岗分局治安科民警王余馥走出家门。
他住在南岗区的一个老小区里，那天要去单位值班，妻子还在门口叮嘱他“路上小心”。
可他刚走到小区院门口，就被一个躲在树后的人开了两枪。子弹打在他的头部，他当场就没了呼吸。
邻居们听到枪声跑出来时，只看到王余馥倒在地上，凶手已经没了踪影。
两年后的1991年4月11日，南岗分局通达派出所民警张月奎下班回家。他骑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小路上，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他连人带车倒在地上，自行车压在他身上，车铃还在“叮铃铃”地响。
这两起案件，警方都怀疑是“呼兰大侠”干的——凶器都是五四式手枪，作案手法都是“埋伏+突袭”，而且受害者都是民警。
可他们查来查去，还是没找到凶手的踪迹。有人说，凶手是曾经被民警处理过的犯人，为了报复才连续杀人；
有人说，他是警方内部的人，因为跟同事有矛盾才痛下杀手；还有人说，他杀够了仇人，已经离开呼兰，去了别的地方。
呼兰县公安局曾经有个退休的杨局长，在一次酒桌上拍着桌子说：“别说抓到凶手，谁能提供那把匕首的线索，我个人悬赏10万元！”
可这话传出去没几天，杨局长就死在了家里——凶手用匕首在墙上写了一行字：“杨局长，你太令我失望了。这把刀，还是留给你们作纪念吧！”写完后，他把那把曾经用来杀人的匕首扎进了墙里。
从那以后，“呼兰大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警方的排查还在继续，可随着时间推移，线索越来越少，案子渐渐成了悬案。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呼兰县变成了呼兰区，街道上盖起了高楼，澡堂子里的纹身汉子少了，官员贪污、官匪勾结的事也少了。
可“呼兰大侠”的传说，还是会被老人们在酒桌上提起。有人说，他隐居在了乡下，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再也没碰过刀枪；
有人说，他在别的地方犯了案，被枪毙了，只是没人知道他就是“呼兰大侠”；还有人说，警方早就知道他是谁，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把案子公开。
可只有真正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知道，所谓的“大侠”，从来不是什么为民除害的英雄。
他杀了民警，也杀了民警的妻儿，那些孩子本该像其他孩子一样，在阳光下奔跑，却成了刀下亡魂。
而那些谣言，不过是当时老百姓对混乱治安的不满，对不公待遇的宣泄——他们把对恶的憎恨，变成了对“大侠”的幻想，让一个冷血杀手，成了传说里的“英雄”。
直到今天，呼兰区公安局的档案库里，还锁着关于“呼兰大侠”的案卷。
那些泛黄的笔录、模糊的脚印拓片、生锈的匕首照片，都在等着一个答案——那个在1980年代的寒夜里，用刀和枪制造了一连串血案的人，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