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探索与开拓，如同巨轮驶入未知海域，既有发现新大陆的狂喜，也面临着暗礁与逆流的考验。内部的研究陷入深水区，外部的模仿则举步维艰。
新成立的“古遗研析司”设于皇城一隅，戒备森严。来自南瞻洲的壁画摹本、结构图、材质样本以及那几块黯淡的水晶板被秘密运抵此处。帝国最顶尖的学者、工匠和方士汇聚一堂，试图解读这跨越万年的信息。
然而，进展极其缓慢。那种光滑的墙壁材质，非金非玉，坚不可摧，且对已知的酸、碱、火焰均无反应，其成分与工艺完全是个谜。壁画上的叙事场景虽然震撼，但细节模糊，许多关键情节依旧缺失，如同阅读一部残缺的史诗。最令人头疼的是那些水晶面板，它们内部结构复杂无比，却毫无能量反应，如同死去的星辰，任凭学者们用尽方法，都无法使其重现丝毫光芒。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古遗司的主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亲王，在御前汇报时无奈地总结，“此文明之技，犹如天书，其根基与我等所知截然不同。欲要破解，非一朝一夕之功，或许……需要全新的学问体系。”
就在众臣为此感到棘手之际，奉命旁听的太孙李昊，再次提出了他稚嫩却颇具启发性的看法：“皇爷爷，诸位大人。孙儿听闻，南瞻土着亦有关于此‘神人’之传说。既然从‘物’上难以着手，何不更多借助‘人’之力？让研习院加大与各部落沟通，尤其是那些传承古歌谣最完整的祭司马麻，或能从其口传历史中，找到解读这些‘天书’的线索？譬如，那控制台上符号的顺序，或许就藏在某段古老的祷词里？”
李琰眼中闪过一丝赞许。孙子的思路，跳出了纯粹技术破解的框架，转向了人文与口述史的挖掘。“昊儿所言，不失为一策。告诉周允和石纹，双管齐下，物与史并重。那些土着，不仅是归化之民，更是打开这万年之谜的另一把‘钥匙’。”
“定北港”的观海书院内，博尼法斯和他的学者使团陷入了深深的无力感。他们被允许阅读一些公开的儒家经典、农书和医书译本，也被安排参观了港口的水力作坊和公开的算术教学。大唐方面表现得彬彬有礼，甚至愿意与他们讨论一些数学问题，但一旦涉及到更深层的自然哲学、工程技术核心，对方便礼貌地转移话题或直接拒绝。
他们试图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解释物体运动，却被唐方学者用更贴近实际的力学概念轻易指出矛盾；他们展示精心保存的希腊火配方残卷以期换取某些知识，却被对方工匠委婉告知，此物“过于粗陋，且不安全，我朝工坊早已不用”。
博尼法斯痛苦地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量”的，更是“质”的，是整个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方法论上的代差。对方拥有的，是一套完整、高效且不断进化的实用知识体系，而己方所倚仗的，更多是古老的思辨和残缺的遗产。他们带来的知识，在唐人看来，或许有些许启发，但远非必须。获取核心技术的梦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亚琛王宫内，丕平推行的“东学”新政，遭遇了来自传统贵族和教会的巨大阻力。贵族们抱怨学习数学和几何是“匠人之术”，有失身份；教会则警惕任何可能动摇神学绝对权威的新知识，尤其当这些知识源自一个“异教”帝国时。仿制水车和织机的努力，也因缺乏相应的材料科学和精密加工能力，造出的东西笨重低效，沦为笑谈。
更让丕平郁闷的是，他试图参考东方模式加强王权、集中税收的努力，触动了地方贵族和教会的根本利益，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他的“新政”非但没有迅速增强国力，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让他疲于应付。奥多伯爵带回的关于东方富庶强大的描述，此刻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法兰克自身的落后与分裂。丕平开始意识到，模仿绝非易事，没有相应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根基，强行移植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在巴士拉，“大唐西洋货殖行会”的“技术换市场”策略取得了显着成效。周边地区对大唐的次级工业品形成了深度依赖，大量黄金和原材料源源不断流入巴士拉。然而，这种单方面的经济优势，也开始引发负面效应。
本地传统的手工业者大量破产，社会财富急剧向少数与唐商关系密切的买办阶层集中，底层民众的不满在积聚。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种经济依附的危险性，试图联合起来，抵制唐货，保护本土产业，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针对唐商仓库的破坏活动。虽然都被沈光迅速镇压下去，但矛盾的种子已经埋下。一种基于经济利益的、潜在的反唐情绪，正在西亚的土壤中悄然滋生。
帝国的内外，皆面临着新的挑战。古遗司的研究需要突破思维定式；欧罗巴的模仿陷入困境；就连看似成功的经济策略，也隐藏着长远的风险。李琰在听取各方汇报后，对太子淡淡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外邦之学，可资借鉴，然根基在我。南瞻之秘，关乎本源，当持之以恒。至于商路……利之所在，弊亦随之，需张弛有度，善加引导。”
探索、交流、模仿、治理，每一条道路都布满了荆棘。帝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继续以其庞大的体量和坚定的意志，摸索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