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场景： 老年李卫国可能坐在窗前，看着外面孩子们的嬉笑打闹，或者在看一档关于现代军旅生活的电视节目。画面的反差感，自然地引出他对退役后那段时光的回忆。）
“……退役那天，天很蓝，阳光也很好。我换上崭新的便装，走出那个戒备森严的疗养院大门时，看着外面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和平景象，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和……惶恐。”
李卫国的老伴张淑芬端来一杯热茶，放在他手边，心疼地看着他再次陷入沉思。她知道，每当丈夫露出这种表情时，他的灵魂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血色的战场。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从另一个星球来的外星人，与眼前这个充满了欢声笑语、安宁祥和的世界，格格不入。”
“是啊，格格不入。”李卫国喃喃自语，仿佛在回答淑芬，又仿佛在对自己说。
他的思绪，回到了1980年代中期。战争的热潮已经渐渐退去，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全力发展经济的新时期。而他，李卫国，一个刚刚三十出头的、带着一身伤疤和一等功勋章的“战斗英雄”，也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家乡。
地方政府对他非常照顾，按照当时的拥军优属政策，给他安排了一个在县里国营棉纺厂保卫科的工作。工作很清闲，每天就是看看大门，巡视一下厂区，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同事们也都对他这个上过战场、立过大功的“英雄”充满了敬畏和好奇，对他客客气气。
在家人的安排下，我也很快就和淑芬结了婚。淑芬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是厂里的挡车工，她不嫌弃我走路有点跛，也不在乎我身上那些狰狞的伤疤，只是默默地照顾着我的起居，努力地想用家庭的温暖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
很快，我们的儿子建军也出生了。
生活，似乎……就这样，走向了它本该有的、平淡而又幸福的轨道。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战争，从未真正结束。它只是从南疆那片炮火连天的土地，转移到了……我的内心深处，变成了一场更加漫长、更加孤独、也更加……痛苦的较量。
我开始失眠。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闭上眼睛，就是那些血腥的战场画面——探某高地上牺牲的刘洋，扣林山同归于尽的王铁山连长，巷战中倒下的赵大海班长，还有……在“暴风”行动中逝去的那些“狼牙”和“敢死营”的弟兄……他们的面孔，在黑暗中是如此的清晰，仿佛就在我耳边低语、嘶吼、呻吟……我常常会在半夜惊叫着坐起来，浑身被冷汗湿透，再也无法入睡。
我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生活中的一点点小事，比如邻居家的争吵声，工厂里机器的噪音，甚至……儿子建军不小心打碎一个碗的清脆声响，都会让我瞬间神经紧绷，如同惊弓之鸟，甚至会不受控制地勃然大怒！我知道这样不对，我知道这会伤害到爱我的家人，但我……控制不住。那种深入骨髓的、对危险的警惕和应激反应，早已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开始酗酒。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我才能暂时地忘记那些痛苦的回忆，才能获得片刻的安宁。我常常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要么痛哭流涕，要么就对着空气胡言乱语，说一些淑芬和建军根本听不懂的、关于战场、关于死亡的话……
我与周围的世界，也产生了越来越深的隔阂。
同事们会邀请我一起喝酒聊天，他们谈论的是工资奖金、家长里短、明星八卦……而我，却一句话也插不进去。我无法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也无法体会我的痛苦和挣扎。在他们眼中，我或许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英雄”，但在那份敬重之下，更多的，是距离和……不解。
我也曾试着和一些同样从战场上下来的老战友联系，试图寻找一些慰藉和共鸣。但结果……往往是更加沉重的痛苦。我们聚在一起，除了喝酒、流泪、咒骂那该死的战争，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话题。每一次的相聚，都像是在互相舔舐着无法愈合的伤口，然后带着更深的伤痛，各自回到自己那孤独的世界。
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那种巨大的、无意义的空虚感。
在战场上，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活下去，消灭敌人，取得胜利。我们的生命，虽然时刻受到威胁，但却充满了意义和……价值。
但回到了和平年代，我却……迷失了。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保卫科那份清闲的工作，让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被圈养起来的、失去了利爪和獠牙的废人。而我所经历的那些九死一生的战斗，我所掌握的那些足以决定生死的技能，在这个和平的世界里，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成了累赘。
我成了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一个活在和平中的……战争幽灵。
我知道，我病了。
病得很重。
这种病，叫……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