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代的华国人都对北大有着非常浓厚的滤镜，黎团长和统战部的薄启衡也不例外。
在他们看来，北大经管系就是国内经济领域的圣地，随便一个教授都能点石成金，更不用说仅仅只是帮助一个小三线军工厂扭亏为盈了。
黎团长美滋滋地幻想着，北大经济学教授要是愿意为了学生裴瑜出山，为三一三机械厂出谋划策，那这个厂子甚至可能成为军转民的标杆企业，带动周边经济，为部队解决后顾之忧。
裴瑜这个女娃娃要是能在军工厂里干出点成绩，没准就对部队家属和军人们产生了感情，到时候再劝她入伍，不就水到渠成了？
于是，在黎团长和薄启衡两人的合力推动下，一个大胆的计划成型了。
黎团长迫不及待地致电厉主任：“厉主任您好！我是燕京军区守备第3团团长黎建国，负责统筹今年北大新生的军训工作。”
“黎团长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您有个学生叫裴瑜，对产业实践很感兴趣？”
“对，确实如此。”
“我这里正好有个机会。我们部队附近有个军工厂，叫三一三机械厂，现在正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如果裴瑜同学对产业实践感兴趣，这个厂子是个很好的实习基地。”
“您是希望裴瑜去厂里做什么？”
“我想推荐她担任厂长助理，参与厂子的转型工作。厉主任，我可以拍着胸脯向您保证，厂里的情况虽然复杂，但我们会全力支持裴瑜。只要是她想要的，只要是我们有的，我们都能给她。”
厉主任被黎团长的诚意打动了：“黎团长，您的想法我理解，但这件事还需要征求裴瑜本人的意见。”
黎团长连忙说：“那是当然的！我们绝不会强迫任何人。如果裴瑜同学愿意，我们热烈欢迎；如果她不愿意，我们也完全理解。”
“好，等裴瑜回学校后，我会找她谈谈的。”厉以宁答应道。
从承德山区回北大的路上，系统的情报在裴瑜的脑海中自动展开。
一段段关于三一三机械厂的背景信息如潮水般涌来，让她几乎来不及消化。
60年代初期，华国的工业分布很不均衡，全国70%的工厂都挤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虽然经济发展好，但打起仗来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要是真发生冲突，一轮轰炸就能让这些重要工厂瘫痪。
65年苏华关系交恶，逼得华国不得不赶紧想办法，把重要工厂搬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国搞了个前所未有的“三线建设”大工程。这个工程分为“大三线”和“小三线”两个部分，各自承担不同的使命。
“大三线”主要是在西南西北13个省搞的大工程。
国家在这些偏远地区建了很多重要基地，包括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工业、交通运输、能源、通信以及农业等领域。万一打仗，敌人的飞机导弹打不着这些关键地方，确保国家的核心生产能力不被摧毁。
为了搞这些工程，全国调动了几百万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和解放军，花了数不清的钱，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运动了。
“小三线”主要是在各个省的山区里建小型军工厂。
这些厂子规模都不大，但数量特别多，像四川、贵州、陕西、湖南这些地方的山区里到处都是。主要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这些基础军用物资。
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地方部队和民兵在打仗时能自己解决武器装备问题，同时也能给正规军提供补给。
选厂址特别讲究，必须找深山老林里，远离城市、火车站这些显眼的地方，让各地在特殊时期也能自给自足，不至于被敌人一锅端。
三线建设就是按照“深挖洞、广积粮”的战略搞的，把重要的工厂和军工基地都搬进大山里，建起一个敌人打不烂的后方基地。就算沿海那些大工厂都被炸了，藏在山里的这些厂子照样能造枪造炮、生产粮食。
这样华国就能跟敌人打持久战，耗也能把敌人耗垮。这招不光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外部威胁，更是给民族留条后路，争取发展的时间。
1965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国家在中西部山区一口气建了200多家小型军工厂，大家都管这些厂子叫“小三线”或者“三线厂”。
裴瑜的系统情报里提到的三一三机械厂，就是其中的一家“小三线”军工厂，藏在深山老林里，周围全是山，离最近的县城都得走半天山路。
三一三机械厂的规模不大，厂里主要生产军用零部件，包括枪械零件、弹药壳体和一些零零碎碎的机械设备。
转眼就到了70年代末，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华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候华国和苏维埃的关系慢慢缓和了，打仗的可能性小了很多，领导因此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历史性判断。
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要把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这时候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那些当年为了打仗准备的三线军工厂，一下子就没了用武之地，日子变得特别难熬。
像三一三机械厂这样的军工厂，完全没料到变化来得这么快。这些厂子当年是为了备战才建的，专门躲在深山里造枪造炮，以前全靠国家拨款和军队订单过日子。
现在仗不打了，国家也养不起了，军队的订单说没就没，突然没人要他们的产品了，三一三机械厂很快就穷得叮当响，连工人的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
实在没辙，厂领导和工人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找活路。
不止是三一三机械厂，其他还有不少军工厂的日子也过得跟农场似的。
工人们不光要搞生产，还得自己种地，天天开着翻斗车犁地，甚至养起了猪啊羊啊鸭子啊什么的，就为了填饱肚子。
这种自力更生的日子一直要熬到96年，要要等到整整十年后，军委才会发话，取消城市部队养猪的规定。
国家也为这些军工厂的出路操碎了心。从7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领导开了好多会专门讨论这事。各路专家、领导们争得面红耳赤。
有人说：“亏得太厉害的厂子干脆关掉算了。”
有人反对：“不如改成民用厂子继续干。”
还有人坚持：“军工老本行不能丢，得留一手。”
吵来吵去，最后定调了，必须搞“军转民”，而且要“大转、快转、全面转”，让这些军工厂赶紧学着生产老百姓用的东西，自己养活自己。不过也留了个心眼，军工的老手艺不能全扔，万一哪天要打仗，得能马上转回去造军火。
在国家的政策号召下，包括三一三机械厂在内的这些军工厂，就像突然被推下海的旱鸭子，一个个手忙脚乱地扑腾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
一时间，五花八门的民用品从这些曾经的兵工厂里冒出来，出现了千军万马闯市场、军转民产品遍地开花的局面。
就在两个月前，三一三机械厂的厂长还专门开了个紧急会议。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厂长在会上拍着桌子喊话：
“同志们，现在形势逼人啊！咱们必须认清现实，不能再抱着老黄历做美梦了。要坚决服从国家安排，把军工生产转为民用，而且要转得快、转得彻底！咱们三一三厂绝不能坐以待毙，大家都要动起来，想尽一切办法渡过难关。具体怎么做，就是要拼命研发新产品，到处找活干，有啥能赚钱的就干啥......”
可是，“军转民”这事儿哪有那么容易？
三一三厂遇到了几大难题，一是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二是不会卖东西，三是实在没钱。
厂里的师傅们几十年如一日地琢磨怎么造枪造子弹，专门练一门功夫，这方面的手艺是没得说，可说到怎么推销产品，个个都抓瞎。经常是好不容易东拼西凑搞出点民用产品，往市场上一推，却根本没人买账，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
更愁人的是，开发新产品要花钱，可厂里穷得叮当响，投进去的钱一时半会儿又见不到回头钱，连改造生产线的钱都凑不齐。
一些老师傅心里特别不痛快。他们干了一辈子军工厂，现在突然要改行做脸盆、饭盒，总觉得不是滋味。老师傅们经常蹲在车间门口叹气：“我们可是造枪造炮的人啊！现在倒好，改行做这些锅碗瓢盆……”
三一三机械厂并不是孤例。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的小三线军工厂足足有两百多个，现在全都成了烫手山芋。想让它们全都能自己养活自己，简直是难上加难。
刚开始那会儿，三一三机械厂根本没把“军转民”当回事。
厂领导心里还惦记着军工订单，觉得搞民品就是临时应付一下，等风头过了，部队的订单肯定还会回来，于是厂里随便弄点锅碗瓢盆、菜刀铁锹、衣架水壶等等凑数。
结果三一三机械厂生产出来的不锈钢菜刀、铁锹什么的根本卖不动，厂子效益一天不如一天，账面越来越难看，资金链几乎断裂。
痛定思痛后，三一三机械厂决定换个思路，试着改行做农具和五金件。
厂里组织了一批技术骨干，改装了部分军工生产线，可问题是压根没去市场上调研，产品送到市场上，客户试用后纷纷摇头，订单自然无从谈起。
仓库里又多了一堆积压的货，厂里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入不敷出的窘境让三一三机械厂在全国的小三线厂中排名倒数，甚至传出了濒临破产的传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