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了“颍水沉银”这个大胆的调查方向后，我深知自己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信息匮乏。
要从一条奔流数千年的河流中，找到几年前沉没的宝藏，无异于大海捞针。而那根“针”，或许就藏在县衙那故纸堆积如山、鲜有人问津的图籍库里。
图籍库位于县衙后院的偏僻角落，是一间低矮而潮湿的屋子，终年弥漫着一股纸张霉变和陈年墨迹混合的气味。
管理图籍库的是一位姓黄的老吏，据说在这里待了快三十年，性子孤僻，除了对这些卷宗宝贝似的呵护，对其他事都漠不关心。
我找了个由头——声称仓曹需要核对沿河几处官田近年来的面积变化，以调整赋税基准——这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也正好落在我这个负责核算的书佐职责范围内。
黄老吏眯缝着昏花的老眼，打量了我半天，似乎在判断我话里的真伪。
最终，他大概是觉得我这年轻人不像是有什么歪心思，又或许是难得有人对这些“老古董”感兴趣，才慢吞吞地从一堆杂物后面挪开身子，打开了那扇沉重的木门。
“东西都在里面，自己找吧。别弄乱了，也别带走。”他言简意赅地交代了一句，便又坐回他那张吱呀作响的藤椅上，闭目养神去了。
我向他道了谢，怀着一丝期待和忐忑，走进了这间充满了历史尘埃的库房。光线昏暗，空气滞涩。一排排木架上，堆满了捆扎好的竹简和零散的帛书、纸卷，大多蒙着厚厚的灰尘，有的甚至已经朽坏散佚。
我小心翼翼地穿行其间，目光在那些模糊的标签上搜寻着——“舆图”、“水利”、“田亩”、“灾异录”……我需要的是关于颍水本身的信息，特别是三四年前“沉银案”发生时段的记录。
找了将近一个时辰，我才在角落的一个积满灰尘的木箱里，翻找出几卷与“水利”、“舆图”相关的竹简和纸卷。
打开一看，不禁有些失望。记录大多残缺不全，绘制的舆图更是简陋得可怜，只有寥寥几笔勾勒出河流的大致走向和几个重要的地名。
关于水文的记录，更是少得可怜，只有在某些“灾异录”中，会顺带提一句“某年夏，大水，颍水泛滥，毁田无数”之类。
尽管如此，我还是像挖掘宝藏一样，仔细地将每一片竹简、每一寸纸张都细细看过，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相关的字眼。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卷标注着“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水灾纪略”的残破纸卷上，我找到了一段相对详细的描述：
“……是岁七月，连日暴雨，颍水暴涨，西岸决堤，淹没良田数百顷。水位之高，竟漫至南岗老槐树根三尺之上……河道为之改易，旧有‘月牙湾’渡口为泥沙所淤，几近废弃……”
这段文字让我精神一振！光和二年，距离传闻中的“沉银案”（大约在光和三到四年间）时间非常接近！
这次大水，无疑对颍水的河道地貌产生了显着影响。“月牙湾”渡口的淤积废弃，意味着水流条件发生了变化，泥沙在此处大量沉积。
而“水位高至老槐树根三尺”，则为我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参照物，可以用来估算当年洪峰的大致高度！
我又在另一卷更早的、绘制于熹平年间的《颍川郡境舆图》（虽然极其粗略）上，找到了“月牙湾”和“鬼愁湾”的大致位置标记。
结合蔡琰姑娘借给我的《颍川杂记》中对“鬼愁湾”水下暗礁和涡流的描述，一个初步的轮廓在我脑海中形成：
当年的颍水，在经历了大水之后，部分河段的水文条件发生了显着改变。
“月牙湾”淤积，说明该处水流趋缓，泥沙易于沉积。
而下游不远处的“鬼愁湾”，素以水流湍急、地形复杂着称，若沉船在此处遭遇不测，船体碎裂后，较轻的木材可能被冲走，而沉重的银箱，则极有可能在水流作用下，被带到下游水流相对平缓、或者有障碍物阻拦的区域沉降、淤积。
那么，这个区域，会不会就在“月牙湾”废弃渡口附近？或者，“鬼愁湾”本身的涡流之下，就存在一个能“吸”住重物的深潭？
线索依旧模糊，但不再是毫无头绪。我仿佛看到了一条隐藏在故纸堆中的线索链，它从历史的记录出发，指向了那片充满疑云的水域。
我小心翼翼地将这几份关键的卷宗摹写下来——黄老吏不允许带走原件，我只能靠记忆和速记。
虽然只是几段文字和一幅简陋的地图，但它们却是我解开“颍水疑云”的第一块基石。
走出图籍库时，夕阳的余晖正透过窗棂洒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黄老吏依旧坐在那里，仿佛亘古不变。
我向他再次道谢，他只是微微睁开眼，含糊地应了一声。
我的内心却不像来时那般沉重。虽然前路漫漫，但我已经找到了方向。
下一步，就是走出这故纸堆，去颍水岸边，用双脚丈量，用双眼观察，用那些从故纸堆里挖掘出的线索，去印证、去寻找那些被时间掩埋的记忆碎片。
那条承载着秘密的河流，正在等我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