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8 月 17 号。我已经回公司了，毕竟这边还在审计。
按照约定，“家庭纠纷咨询公司” 今天会安排两名女性，穿着 “制式西服” 前往牟念家 “了解情况”。
我虽然惦记，但这事我不能露面，只能等消息。
没想到先是接到的是牟清华的电话，他问我《诉讼调解》是什么东西，并提醒我别太过分。
我故作不解，反问道：“我哪知道？您给我的授权也是仅仅是咨询，我是请对方公司帮忙协调，这些法律程序我哪懂？”
牟清华果然是老狐狸。他跟我确认是 “咨询公司” 没错之后，也不再追问，直接挂了电话。
对此我倒不意外，虽然心里有点着急，但没主动联系 “家庭纠纷咨询公司” 的负责人和牟念那边。
快到中午时，“家庭纠纷咨询公司” 的负责人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事情办完了，全程都按我的要求来的，让我确认一下。我问他顺不顺利，他说不太顺 —— 对方报警了。但他那边确实按我要求的把约定的过程都做了，然后告诉我没事，他那边警察已经走了，毕竟是家庭纠纷，他们又没给对方造成实质危害，警察没办法。
挂断电话后，我给刘护工发了信息。大约一小时后，她回了电话。
她讲述：牟念家确实来了两位 “工作人员”，态度很客气。她们一进门就直接对牟念母亲说：“您不让女儿上学、一直把她捆在身边，这事已经引起您前夫牟清华的质疑了，他要确认您的‘民事行为能力’—— 要是确定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您就会失去自主权……”
然后她们开始询问牟念母亲遇到的困难…… 接着反复问一些基本信息。刚问完姓名，马上问年龄，问完以前做什么工作，又回头问今年多大…… 然后又问与牟清华的关系，接着询问她的病情......又确认叫什么名字——
最后还拿出一本图册让牟念母亲辨认。见牟念母亲不说话，立刻就掏出一份《诉讼调解》让牟念签字……
刘护工说牟念没签。那两个 “工作人员” 也没多说什么，只说是来了解一下情况，随后要离开的时候被警察堵住了。
她说是牟念母亲让牟念报的警。
我没说什么，虽然开局就不顺利，但也正常。我问后续结果怎么样，她说不清楚，说是牟念处理的。我询问整个过程用了多久。
“没多久，来的快，走的也快。”，刘护工回答。
我向刘护工询问牟念母亲和牟念的反应。
刘护工说，牟念母亲当时很愤怒，让牟念打电话问牟清华到底是什么意思。牟念打了，但牟清华说他不清楚，只强调了一句自己就发起了诉讼。
挂了和刘护工的电话，我皱眉，效果没达到预期，因为被警察堵住了，但我按约定给 “家庭纠纷咨询公司” 支付了阶段性的合同款。毕竟人家确实按照我说的做了。
不过后面这个线好像没法做了。按照我预估，以为第二次去才会报警的。
“家庭纠纷咨询公司” 的负责人收到我汇款后，马上打来电话笑着让我放心，说这种事在他那属于常事，还表示他的人很懂 “边界”，《诉讼调解》又不是正式文件，警察一听是家庭纠纷，查看了一下授权与合同后，除了警告不许再这么搞了之外，其他的话都没说，毕竟 “老熟人” 了。
我压根没把这当回事 —— 这事是否触犯法律、会不会影响到我，我本来就门儿清，不然我找他们干嘛？
挂了电话，我很郁闷 —— 因为另一件事也遇了挫。
是我托张昆打听牟清华那个婚外儿子的事。张昆自己没什么路子，但他认识的人里，有在省会混过的，多少能搭上点线。
按张昆的说法，这事其实不难办，毕竟牟姓很少，而且我还重点确定了年龄和对方父亲的职业：他打算先找人去对接我提的这个区里各个学校的小混混，让他们帮忙稍微打听下就成。
哪知道这事的过程一直不顺利，先是他认识的那个人，之前在别的区混的，联系我说的这个区，人家不太给面子。无奈之下，我承诺花钱打听。
钱花了，果然事办成了。没过多久，还真把牟清华那个婚外儿子的下落给打听着了。
对此我没纠结里面的弯弯道道，我要的是结果 ——
至于结果，那男孩确实改姓了牟，叫牟思文。这个我不意外，但让我意外的是他的年级 —— 居然不是我猜想的高一，也不是初三，而是初二。当然，下半年也要升初三了，倒是差不太多。
一开始我还有点疑惑。因为我和牟念都属于九几年出生的人中上学比较晚的那一类，那时候这挺常见的。可牟念的弟弟怎么上学也晚？我记得很清楚，当初牟念说她有个弟弟，比她小七岁 —— 我这才推断出那孩子今年 15 岁。但等我捋了捋时间线，很快就想通了：
2001 年，牟念 14 岁，父母离婚。那一年，牟思文七岁。
至于牟清华当年为什么非要在那个时间点强硬离婚，我猜，八成是因为牟思文当时办上学的事情卡住了吧？毕竟，他的户籍和正常家庭不一样？
随后我又跟张昆说想搞对方一根头发。张昆满口答应后，结果很快就告诉我不行 —— 不是不好办，而是他联系的 “小老弟” 说牟思文这个人有点问题，很孤僻。现在又是放假期间，短期内根本就找不到这个人！
我本想加钱让他们再试试，但转念一想，让这帮人这么搞可能不靠谱。我先问能不能打听到对方住址，张昆说打听不到，我立马让他终止这事 —— 要是有人问，就说之前有点小摩擦才打听的，随即停了这边的后续动作。
我想了想，又直接再次找了那家 “家庭纠纷咨询公司”，研究牟思文头发的事。负责人一听，立马来了精神，跟我打包票：“是学生？这点小事简直不要太简单。”
当我说没具体地址、只知道对方学校和名字的时候，负责人说可以试试。
可等我说出对方不在他们公司本地的时候，那负责人憋了半天蹦出句：“没戏！”
他跟我坦言，这种事其实最简单，哪怕对方不出门，都可以安排人 “合理” 上门去薅对方几根头发。但前提是在他所在的城市，其它地方他没法接。
听他这话，我本想不行就在我们省会另找一家这类公司来办，但想到牟清华的职业，最后放弃了 —— 得不偿失，这很容易把我自己搞进去。只能我自己再想办法。
不过晚上牟念的电话又一次让我意外了。
她电话打的很晚，应该是她母亲睡着后打的。
她告诉我白天的事她给兜了一下 —— 她没跟她母亲说实话。
她很清楚知道这事是我做的，所以当时警察来的时候，她以她母亲身体不好的原因要求去派出所。但出了门就跟警察说是误会让对方走了，没追究。
回家后，她跟母亲说对方是受委托来咨询调查的。面对她母亲的追问，她说对方跟警察走了，剩余的她不清楚，但告诉母亲，警察那边说对方不会再来了。
至于她母亲其他的追问，牟念回答是：“不知道，对方和警察认识！”
她母亲就没再问，又开始向她打听起诉的事。她说自己告诉母亲 “再查查”，其他的没说。
最后她说自己很无奈：当时她母亲让她报警，她没法不报警，但打电话的过程里，她给对方留了时间。可那两个人根本不以为意，一副 “理直气壮” 的模样，还在那继续问。
面对牟念的坦诚，我哭笑不得，只能提醒她：“没事，对方看你报警马上走才是问题。你不用这样，你这样就成共谋了。你下次按你母亲的要求办就行，不用这么做！”
她在电话里毫不迟疑地反驳：“这是我的事。”
我无奈，再次提醒：“没事，我做的事跟你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