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那天，风里飘着桂花香，阿蕾刚进院门，就瞧见奶奶蹲在菊圃前摘花。竹篮里堆满了金黄的杭白菊，花瓣上还带着晨露呢。
“小蕾回来啦？”奶奶擦了擦手，从怀里掏出个布包，说，“你太奶奶的菊花酒，今年该开坛啦。”
奶奶把布包一层一层解开，露出个青釉酒坛，坛口封着红布。奶奶倒酒的时候，“叮”的一声，有个东西沉到了杯底。阿蕾凑近一瞧，原来是支银簪，簪身上刻着“1953.10.9”。
“这是你太奶奶的陪嫁。”奶奶用袖口擦了擦簪子，指节都泛着青白，接着说，“她走那天，也是重阳节。”
奶奶的故事就像一部旧电影，在菊香里慢慢展开。
1953年重阳节，村里陈家办喜事。18岁的林秀珍穿着红棉袄，头上盖着红布，坐进了陈家的花轿。她的陪嫁就只有一支银簪，那是母亲临终前塞给她的，还说：“这簪子能避邪，以后要是受了委屈，就摸着它哭。”
陈家日子本来过得挺红火。丈夫陈德顺是村里的会计，会写毛笔字，还会给秀珍编草戒指呢。可第二年春天，陈德顺去乡里交账本，就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掉河里了，有人说他被土匪劫了，最后捞上来的，是他泡肿的尸体，手里还攥着半本账本。
村里的婆娘们开始嚼舌根：“秀珍克夫，刚嫁过来就把男人克死了。”秀珍一下子成了过街老鼠，连孩子都不敢跟她玩。她每天坐在门槛上，摸着银簪哭，眼睛都哭肿了，菊花开了又谢。
阿蕾捧着银簪，指尖传来丝丝凉意。她翻出奶奶的旧相册，里面有张泛黄的照片，秀珍穿着蓝布衫，怀里抱着个婴儿（那就是阿蕾的爷爷），头上插着这支银簪，笑得很淡。
“太奶奶是怎么死的？”阿蕾问道。
奶奶沉默了好久，才说：“1953年重阳节，她煮了坛菊花酒，倒了满满一杯，喝下去就睡着了。等我发现时，她手里还攥着银簪，酒坛里飘着半片菊瓣。”
阿蕾突然想起来，刚才倒酒的时候，酒坛里也飘着半片菊瓣，跟照片里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阿蕾做了个梦。
她站在老房子的门槛上，看见秀珍坐在台阶上，摸着银簪哭。秀珍的脸白得像浸了水的纸，她抬头对阿蕾说：“冤，冤。”
阿蕾想走过去，却感觉有东西缠住了脚。低头一看，是半本账本，纸页上还沾着血，写着“李富贵”三个字。
“阿蕾，阿蕾！”奶奶的叫声把她惊醒了。阿蕾坐起来，闻到房间里飘着菊花酒的味道，床头的银簪正发着微弱的光。
阿蕾决定调查太奶奶的死因。她找到村里的老会计王伯，王伯摸着胡子说：“当年陈德顺查账本，发现村长李富贵挪用了救济粮的钱。李富贵说要‘私了’，可陈德顺不肯，结果就……”
“结果就被害死了？”阿蕾问道。
王伯叹了口气：“那年头，谁敢跟村长作对？秀珍被诬陷克夫，也是李富贵传的话。”
阿蕾翻出爷爷的旧箱子，里面有本破破烂烂的账本，最后几页写着：“1952年12月，救济粮款300斤，李富贵领走，未入账。”后面跟着陈德顺的签名，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
李富贵的孙子李建国是村里的包工头，平时横行霸道。可最近他遇到了怪事。
那天晚上，李建国在家喝白酒，倒出来的却是菊花酒，味道跟秀珍当年煮的一模一样。他以为是老婆拿错了，可老婆说：“家里没买菊花酒。”
更奇怪的是，他晚上总梦见一个女人，穿着蓝布衫，头上插着银簪，站在他床头说：“还我男人。”
李建国的父亲（李富贵的儿子）突然病倒了，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秀珍，对不起。”
阿蕾找到李建国，把旧账本往他面前一拍，说：“你爷爷当年害死了我太爷爷，还诬陷我太奶奶克夫，你说该怎么办？”
李建国瞪着账本，额头上直冒汗，说：“这、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话还没说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他老婆打来的：“建国，家里的菊花酒突然变酸了，还飘着半片菊瓣！”
李建国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想起昨天晚上，梦见秀珍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银簪，说：“我要讨回公道。”
李建国带着阿蕾找到李富贵的旧房子。在阁楼的箱子里，他们发现了当年的救济粮账本，上面有李富贵的签名，还有陈德顺的血迹。
“我爷爷当年怕陈德顺告发他，就派人把他推下了河。”李建国抱着账本，声音都发抖了，“他还让婆娘们传秀珍克夫，让她没法在村里立足。”
阿蕾拿着账本，眼泪滴在了纸页上。她想起太奶奶的梦，想起她手里的银簪，想起她哭着说“冤”。
重阳节那天，村里的祠堂里挤满了人。李建国站在台上，手里举着账本：“我爷爷当年害死了陈德顺，诬陷了林秀珍，我代表李家向陈家道歉！”
台下的老人们议论纷纷，有的摇头，有的叹气。阿蕾捧着银簪，走到祠堂的牌位前，把簪子放在秀珍的照片前：“太奶奶，冤屈洗清了。”
突然，祠堂里飘起菊花酒的味道，淡淡的，就像秀珍当年煮的那样。阿蕾抬头，看见照片里的秀珍笑了，笑得像当年嫁过来时那样，很淡，却很暖。
今年的重阳节，阿蕾和奶奶坐在院子里，喝着菊花酒。酒坛里飘着半片菊瓣，银簪放在桌子上，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柔和的光。
“太奶奶走的时候，一定很疼吧？”阿蕾问。
奶奶摸着银簪，说：“她现在不疼了。你看，菊花开了，她该笑了。”
风里飘着菊花酒的味道，阿蕾抬头，看见天上的月亮很圆，像太奶奶当年的红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