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定州赴任前，东坡先生本以为那里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己已是年老体衰，可以享受几年悠闲安乐的生活了。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地处边境的定州防务颓坏，简直不堪入目，治理起来很费力气。
经过苏东坡及得力幕僚李端叔等人的不懈治理，目前逃兵一事逐渐止息，盗贼也都跑到境外去了。在吴县任职的钱世雄（字济明）给东坡先生寄来了慰问信，诉说了自己的痛失爱女之苦，而东坡也告诉他自己痛失老妻的苦楚以及难免晚景凄凉的担忧。
钱世雄告诉东坡这几年江浙一带接连丰收，东坡知道那里饥民的呻吟哀号之声可以止息了。老钱给东坡还寄来了洞庭湖一带的美味瓜果，定州地处贫困闭塞的北方，这些瓜果当地人都从未见过，分给将吏们品尝后，大家伙都极为感激。
对于钱世雄，初到定州的东坡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相赠，就亲手书写了一篇《中山松醪赋》作为回信，另外东坡还从单季隐处听说钱世雄有一个治疗羊角风的验方极为神奇，希望老钱抄给自己，因为自己的长孙苏箪患有此疾，好多年都无法治愈。
如今的定州城里，已经挤满了借粮的饥民，大多数都借不到，致使有些人住了几天所花费的钱财比请求借贷的东西还多，东坡自觉这都是因为有关官吏不能督责与懒惰造成的。
李之仪作诗送保州（今河北保定）通判翟安常赴阙（进京述职），东坡先生次其韵。王崇拯还朝过定州时，赋诗与东坡先生留别，东坡亦次其韵。
哲宗元佑元年（1086），三月己卯。东上合门使、权高阳关路兵马钤辖兼知恩州王崇拯出知雄州。
王崇拯和苏东坡两兄弟的私交甚深，苏辙作为贺辽生辰使出使辽国的时候，在雄州有过短暂的逗留，王崇拯还带领雄州官员接待了苏辙，苏辙赋诗赞扬王崇拯。在苏辙使辽归来的时候，他和王崇拯再次相聚雄州，酒席宴间苏辙又即兴赋诗《生辰使例以人日还至雄州》。
苏东坡知定州的时候，王崇拯再次赴任雄州知州，东坡亲自酿制松醪酒派人快马送给王崇拯，并以诗为信给王崇拯《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几年后，王崇拯离任雄州，去代州赴任知州，临行前苏东坡特地为王崇拯送行。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间精悍见遗颜。……但遣诗人歌杖杜，不妨侍女唱阳关。”文人没有其他的送别礼物，这是东坡为王崇拯所写的诗文《次韵王雄州还朝留别》，甚至将王崇拯比作守河北边境二十多年，为巩固边防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北宋初年原雄州守李允则（老李）。
绍圣元年（1094），三月二十。
定州城春天已经到来，里面的多叶杏正逢开花，东坡开了西园，饮酒赏花，并在里面宴请了当地的父老乡亲。
几天后，知贡举的李清臣上疏攻击元佑之政，苏辙上疏极力与之抗争。此时的哲宗已经亲政，哲宗对于保守派们自然是恨之入骨，所以朝廷就罢了苏辙的门下侍郎之职，以端明殿学士除知汝州。
定州曲阳县的北岳安天元圣帝庙，由于年久失修，许多屋宇已经倒塌破败。历任州守向朝廷奏请赐钱或度牒以供修缮之用，得到的答复都是只准用善男信女施舍的财物来修缮。但近几年民间接连发生灾荒，施舍的钱财十分有限，只够每年的小修小补。
苏东坡着人进行了估算，整个修复工程需要花费工料钱三千三百多贯，就上书朝廷：若朝廷能够发放空名度牒十五道，卖钱支用即可解决。若是朝廷不同意发放度牒，那就奏请变卖本庙一千三百多两的无用银器，用以购买材料修庙。
关于度牒，原本是封建朝廷对于已经得到公度、成为僧尼者所发放的证明文件。
度牒发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私度僧尼，有效控制僧尼数量。度牒详细记载了僧尼原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剃度师名及所属官署。持有度牒的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取得政府保护，而且获得免除租税徭役的特权，相当于今天的居民身份证。
随着时间的演变，度僧既有限额，且须考试，而私度又获罪罚，于是朝廷依唐代之制，直接出卖空名度牒，使之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对于名僧，朝廷为示褒奖，往往赐以紫衣、师号。在出售普通度牒的同时，宋代还公开出卖空名紫衣牒以及师号。
宋代度僧因度牒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度牒买卖的泛滥。
政府出卖度牒最初只是用于筹款赈济，就比如：
哲宗元佑四年(1089)，苏东坡守杭州，大旱，饥疫并作，奏请赐度僧牒以易米，以赈饥民。并请得百道度牒，以募役开浚西湖，筑长堤。
其后，出售空名度牒所得之钱，也可以用于各类工程修建、水利运输，以及茶盐资本等方面，同时还可以用作朝廷赏赐、宫中消费等。
至于度牒，有宋一代始终视出售度牒为增加政府收入的重要途径，乃至当钞票（当时称“会子”、“交子”）贬值时，也采用以度牒作价的方式收回，使度牒直接成为货币，投入流通领域。
南宋时，户部甚至还专门设立买卖度牒的市场，度牒俨然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
度牒买卖的盛行，为豪富之家从中渔利提供了方便。由于政府大量发放空名度牒，致使课税户日益减少，为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寺僧和度牒持有者有时也会丧失免税的特权。
据史料记载，度牒发放之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神宗时限定为每年一万道，至徽宗时则达每年三万道，至南宋更达每年五、六万道，而乾道三年（1167）竟达十万三千余道。
而度牒之价格，神宗时每道一百三十贯，哲宗时每道一百七十贯，徽宗时每道二百二十贯，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为每道七百贯，而宁宗嘉定初年（1208）每道竟达一千二百贯。
北宋末年，度牒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相当于盐课和商税。
南渡之初，岁入不满千万，而度牒的收入即占其五、六百万。度牒出售之数额，甚至可以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治绩的内容之一。
绍圣元年（1094）春，张舜民（字芸叟）出使辽国时，夜宿幽州馆中，见有苏东坡《老人行》诗被人题于壁上。
张舜民甚至还听说范阳的书肆中已在刻售苏东坡的诗集《大苏小集》，可见苏子瞻的才名不仅重在当世，外至夷虏，以爱服如此！
在军备方面，苏东坡到定州后，先是举行了大阅兵。
其时，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东坡就命令一切军礼依照旧典进行：即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装奔走执事。
有个叫王光祖的副总管，自谓老将而不执行，故意称疾不出。苏东坡就召书吏准备上奏，结果还没上奏，王光祖就震恐而出，这件事过后，军中再无敢怠慢军礼者。
从这件事，显露出了苏东坡在治理军队方面的才干。
四月十一日，苏东坡被罢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好友范纯仁上疏为东坡辩解，朝廷不听，朝野上下都知道这是宰相章惇的意图，苏东坡举荐的赵令畤也因此被罚金。
原来，侍御史虞策上奏说，吕慧卿等人指陈苏东坡所作的诰词中，语涉讥讪。
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上奏说，苏东坡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佑年间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此人“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
更有甚者，中书舍人蔡卞撰写的诰词是这样写的：
“讪上之恶，众憝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矧弹章之荐至，孰公议之敢私。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清贵。不惟喻德之义，屡贡怀谖之言。”
“察其回邪，靡见听用；遂形怨诽，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开以自新之路。召从方郡，服在近班。弗讹尔心，覆出为恶。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
“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寔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只夺近职，尚临一邦。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曾是苏轼最亲密友人的章惇，为何却成了逼害苏轼的最凶恶的敌人？“真君子”与“真小人”，在章惇身上何以能融汇成一体？
究竟是何原因，触发了苏轼与章惇关系反目成仇的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呢？
如果用一句话回答：有部分人认为，苏东坡在处理与章惇关系上，犯了不可宽宥的低级错误！
政坛风光常常不可持续。
常言：“一朝君子一朝臣。”苏东坡大概料想不到，若干年后章惇咸鱼翻身，位极人臣，竟成了他晚年凄惨命运的主导者。
东坡在早年与章惇交往中，就深知章惇是能“拼命”、能“杀人”的狠角儿。章惇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一翻脸，章惇也可以向你的两肋插刀！
你不仗义我不仁，爱恨从来皆有因。
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解心头之恨。
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要让苏东坡死于颠踬之途的为何是章惇。而东坡晚年凄惨命运的制造者中，其实也有他自己。
且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元丰八年（1085）初，神宗驾崩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一拨旧党人物，苏东坡得以回到权权力中枢，被委以重任，这是苏东坡仕途中最风光的日子，持续了近八年。
然后便是高太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重续父志，新党人物章惇、蔡卞等重返朝堂，苏东坡的噩梦就开始了！
他的噩梦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最后死于从海南儋州返回的途中——常州。这是后话。
而对苏东坡持续制造“噩梦”，给他身心带来双重折磨的正是他曾经期许泛舟江湖、在“乌台诗案”中为他仗义执言的亲密友人章惇。
在高太皇太后驾崩后，章惇与蔡卞任左右相，章惇为左仆射，持续执掌大权七年。
时任枢密大臣曾布对哲宗曰：“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臣僚知畏章惇，不知畏官家，可见章惇在朝堂之威猛。
在持续打击元佑党人的“组合拳”中，章惇对苏东坡下手最重、最狠、最致命的，他恨不得立即置苏东坡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