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七年（1092），三月十六日。
苏东坡在颍州时就开始着手与赵德麟同治的西湖疏浚工程，终于完成了，赵德麟寄诗来，东坡高兴之余和诗三首。
“朅来颍尾弄秋色，一水萦带昭灵宫。坐思吴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朣胧。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璃风。”正是由于苏东坡主持了对西湖的美化，并广植绿树菱荷，增益亭台阁堂等，才使古代颍州西湖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园林建筑闻名于世。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东坡先生甚至还在其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此举大大提高了颍州西湖的声誉。宋代以后，颍州西湖的名气大增。正是由于欧阳修、苏东坡等文人知州们的精心治理和倾力打造，颍州西湖才名扬天下、享誉千年。
苏东坡到扬州任后一直忙于事务，根本抽不出时间会客。
这天，两浙转运副使毛渐（字正仲）给东坡送来了茶叶，东坡就趁机约了几位朋友聚集于扬州西门外的石塔寺。
石塔寺本晋代遗刹，名蒙因显庆禅院。南朝宋元嘉十七年（440年），改为惠昭寺。唐先天元年（712年），又改名安国寺，乾元中（758-778年）始更名“木兰院”，开成三年（838年），得佛舍利于木兰院，建石塔藏之，故易名石塔寺。
“尔来又衰病，过午食辄噎。缪为淮海帅，每愧厨传缺。”时年已五十七岁的东坡先生，胃口也不行了，还一身的疾患。他在诗中自嘲说，自己虽然身为一州之守，但每每感到厨房里的食物短缺。
原因是，扬州位于东南方位，本来是一座都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还，馈送相望，将迎之费，相继不绝。”，但是该州每年的公使额钱，只与真州、泗州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贯。扬州与杭州的体量差不多，杭州的公使钱有七千贯，而扬州只有五千贯，显然支使不足。
石塔寺诸人聚会结束后，东坡先生到任以来一直忧虑的事情又浮现在心头。那就是，如今太皇太后与陛下已经执政八年有余，不管是仁政、德行还是节俭等方面都已经做到了极致。本来百姓应该安居乐业的，但由于陈年的积欠使得百姓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都已经是濒临破产的边缘。
苏东坡又向朝廷上书，就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并上奏，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言，贴黄又贴黄。真是知无不言，意犹未尽，一片忠心跃然纸上。
上了奏章，苏东坡的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不知道朝廷会不会如愿将老百姓的陈年积欠免除殆尽，让百姓们轻装上阵，去寻求自己的美满生活。
他忧心忡忡地来到了晁补之的“随斋”以消暑，赋《减字木兰花》抒怀，算是暂时忘却一下心中的忧愁吧。东坡的心情刚刚有点平复，就听到了被自己称为“慷慨奇士，博学能诗”的老朋友刘景文卒于隰州官所。
刘景文父亲刘平作为环庆将官，曾在对抗西夏元昊的战争中，壮烈殉国。朝廷赐予了刘平七个儿子豪宅与官职，但七个儿子中的六个（庆孙、贻孙、宜孙、昌孙、保孙、季孙）都早逝了，仅剩的刘季孙（字景文）也是在六十岁年纪上才官至文思副使。
如今，这位幸存者也离世了，敢于孤军救援延州，终因寡不敌众而绝食而死的刘平将军的七个儿子都已寿终正寝了。
面对扬州周边几个州的百姓因为饥馑与瘟疫流行而流离失所、伤亡过半，并且还背负着沉重的积欠钱物的负担，老百姓卖房卖地、卖儿卖女也无法摆脱的现状，东坡先生只好给远在颍州的老朋友赵令畤致简，详细倾诉了积欠的危害，并询问李直方是否已经得到朝廷的嘉奖等事情。
闲下来，苏东坡将张方平在世时交代的差事（为滕元发撰写墓志铭）完成了，终于还清了这一文债。
诗兴大发的东坡先生，因在扬州得到两块美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东坡将两石渍以清水，置几案间，作了《双石》诗，这还不算，他一口气唱和了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
东坡先生在自序中自嘲：“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饮酒二十首》本是晋末宋初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这二十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陶渊明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抒写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陶渊明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
苏东坡一生共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这是唱和陶诗的开端。我们知道，大多数唱和皆在海南贬所也。
秦观之弟秦觏（字少章）自京师赴杭州仁和县主簿任，途径扬州，来拜访东坡先生。小秦出示了范祖禹（字淳甫）给他的送行诗，苏东坡召集晁补之以及苏州州学教授朱长文一起进行了唱和。
“后生多名士，欲荐空悲歌。小范真可人，独肯勤收罗。”（《次韵范淳父送秦少章》）在东坡先生的和诗中，竟然出现了“小范”这样的字眼，这与东坡先生那种“呵呵体”一贯的幽默风格一样，都是语言方面领先几百年的开先河之举。
苏坚游览了扬州江都县西接仪真界的蜀冈，并作了诗。
自春秋时期至唐宋，“蜀冈三峰”自古以来为扬州第一名胜。东坡先生唱和了苏坚的诗，正好送给了自山阳守拜广东提点刑狱的李孝博（字叔升）。
六月初一，朝廷终于下诏：
诏准淮南东西路、两浙路诸般逋负（拖欠赋税、债务等），不问旧新、有无宫本，并特与权住催理一年。这大概是东坡先生的上书起到了作用，朝廷盖“从东坡之言也”。
三天后，又一件喜事接踵而至：
由于苏辙自中大夫守尚书右丞为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之故，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被朝廷追赠太子太师之衔，其母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
程家排行老六的表弟程之远（字德孺）罢广南东路提刑之任为主客郎中（礼部所设，掌管少数民族及外国宾客接待之事），经过扬州时，东坡先生以自己珍藏的仇池石相赠。陈师锡（字伯修）被除为校书郎，赵令畤将接替晁补之为扬州倅，东坡都或作诗或致简，表达了祝贺。完了，还陪同着晁端彦、晁补之父子到大明寺校塔院等地游览。
六月十六日，是一年一度的坤成节，上了贺表的东坡先生，在家读起了《后汉书·朱晖传》。我们知道，《汉书》、《后汉书》一直是苏东坡自少年以来用功最多也受益最大的书之一。
六天后，苏东坡被除为兵部尚书，并充当卤簙使。因为哲宗皇帝将要亲郊，拜吕大防为大礼使，胡宗愈为礼仪使，李之纯为仪仗使，韩宗道为桥道顿递使。
在扬州，苏东坡有感于当时的《仓法》（全称为《诸仓乞取法》）之弊，给朝廷上了劄子。认为仓法只是暂时推行的权宜之计，天下惊恐，古今所无，是一种盛世中的暴政，应该停止推行。
我们知道在历朝历代，官吏“廉洁”问题一直是困扰历朝历代统治者们的难题。
何以养廉？北宋时期的“重禄治赃”制度最具代表性。“厚俸养廉”首创于宋，认为应给予官吏厚俸，才能促其廉政。尤其是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王安石首创“仓法”即“重禄法”，以此来整顿吏治。
宋代的厚俸是史家共识，宋代官吏待遇之优厚，历代少有。宋朝在实行“仓法”之前，各级官员间俸禄差额大，只有少部分位极人臣的高级官员们生活富庶，绝大部分官吏们依旧挣扎于基本的温饱问题之中。
“仓法”的制订和实施，与主持者王安石的一贯主张和不懈推动密切相关。早在嘉四年（1059年）的《上仁宗皇帝书》中，王安石就明确指出：“方今制禄，大抵皆薄。”“加俸养廉”是王安石一直崇尚的吏治原则。《重禄法》即熙宁“仓法”，全称为“诸仓焉取法”，是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重要举措。
王安石变法时期所行仓法，既注意从俸禄制度上为吏人提供不受赇的必要生活条件，又注意以立法的形式严惩吏人的受赇枉法行为，并从法律制度上向受赇恶习展开攻势，这些措施切合实际，易见成效。从上述重禄法整顿吏治的效果来看，成效显着，然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赃罪发生的根源。
甚至在一些名臣眼里，“重禄法”治赃仅是应付贫困的权宜之计。实行厚俸是为了养廉，“夫厚禄食者，盖欲耸其廉洁，以砥砺清操，”从而达到廉政建设的目的，然而高薪并未达到预期的廉政。事实上他们赇取无度，仕风日坏，造成了吏治与费用的恶性循环。不断加重的搜刮，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而被迫铤而走险。各地不断发生农民反抗，从而影响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厚俸养廉”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仅仅靠增加俸禄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
苏东坡在州郡任职以来，亲眼目睹了诸多贪官污吏的不齿勾当，所以一眼就看出了仓法这种制度的种种虚伪性与欺骗性，因此才斗胆上书的。
仓法的弊端被苏东坡上书揭批之后，他又于同日向朝廷上书了有关漕运欠折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发运使向京师运送的粮食定额，往往以起运时的数额为准，而不是以运到京师的粮食数额为准。路上即使有千难万险，发运使也不会尽心尽责，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苏东坡还乞申明《元佑编敕》，废罢近日仓部起请之仓法，仍取问官吏擅立随船之法，罢沿路随船检税之法。
所幸，这次的上书得到了朝廷的允准。
东坡先生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甘于冒犯圣上的威严而上书言事，皆是因为苏东坡自觉自己“忝备侍从，怀有所见，不敢不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