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故事(1)
我出生在姑射山脚下的平安村。那山听老人们说藏着会吹笙的仙人，可在我眼里，它只是每天清晨把太阳顶上山尖，傍晚又接住我们归家脚步的沉默背景。村里的土坯房挨挨挤挤，墙根下总坐着纳鞋底的老人，田埂上的牛蹄印里，春天会冒出嫩草，秋天则积着金黄的谷粒——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简单得像母亲缝在我衣襟上的补丁，却暖得熨帖。
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们家是八辈子的贫民，祖辈都守着这片黄土刨食，连半亩多余的地都没有。父亲的手粗糙得能磨破棉布，掌心里的老茧比田埂上的石头还硬，那是常年握锄头、掰玉米磨出来的；母亲的头发早在我十岁那年就掺了白丝，她总在天不亮就起来推磨，磨盘转动的“吱呀”声，是我童年最熟悉的闹钟。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紧巴，顿顿离不开玉米糊糊和腌萝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闻到肉香，但母亲总能把粗茶淡饭做得有滋有味，父亲也总在晚饭时，就着一盏煤油灯，给我讲他年轻时在山里砍柴遇到的趣事。那时的我不懂什么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知道跟着父亲去田里，他插秧我就拔草，他割麦我就拾穗，傍晚回家时，裤脚沾满泥点，却能吃到母亲蒸的、带着柴火香的红薯。
十八岁那年，我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折点。村里的文书捎来消息，镇上的供销社要招营业员，村里推荐了我。那天母亲乐得直抹眼泪，连夜给我缝了件新的蓝布褂子，父亲则揣着家里仅有的二十块钱，领着我去镇上报到。供销社在镇中心，是栋两层的青砖房，玻璃窗擦得锃亮，里面摆着布匹、肥皂、盐巴、糖果，还有我只在年画上见过的暖水瓶——那在当时，可是顶稀罕的物件。我被分到了副食柜台，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顾客称糖、打酱油、拿盐，胸前别着枚红色的工作证，上面印着我的名字，我总忍不住用手摸一摸，心里满是骄傲。
供销社的日子忙碌却充实。每天天刚亮，我就骑着父亲给我修的旧自行车去上班，柜台前总能排起长队。有穿着打补丁衣裳的农民，来买最便宜的盐巴；有戴着方头巾的媳妇，踮着脚挑花布，要给孩子做新衣；还有放学的孩子，攥着几分钱，眼巴巴地盯着玻璃罐里的水果糖。我总是笑着接待每一个人，把糖块称得足足的，把酱油打得满当当，时间久了，镇上的人都认识我，见了面会笑着说：“今天的糖甜不甜？”
张大叔是供销社的老员工，负责布匹柜台，为人和善，总爱帮衬我。他知道我家在村里，平日里没人照应，经常从家里带馒头给我，还教我怎么记账、怎么跟顾客打交道。有天中午，我们在供销社后院吃饭，张大叔咬了口馒头，突然问我：“你今年也十八了吧？有没有对象啊？”我脸一红，连忙摇头。张大叔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村的姑娘，叫梅梅，跟你同岁，人长得俊，手也巧，家里种的菜比谁家的都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揣了只兔子，又紧张又期待。长这么大，我还从没跟姑娘家正经说过话，更别说“相亲”了。张大叔见我不说话，又说：“这姑娘我看着长大的，脾气温顺，不是那娇生惯养的性子，你们准合得来。下周日你休息，我带你去她家看看？”我攥着手里的馒头，指尖都有些发白，想了半天，才小声说：“听大叔的。”
那几天，我总坐立不安。上班时对着顾客笑，脑子里却全是张大叔说的“梅梅”，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会不会嫌弃我家是八辈子贫民，会不会觉得我话少。母亲知道后，特意托人从县城买了块新的的确良布料，给我做了件衬衫，还反复叮嘱我：“见了姑娘要懂礼貌，多说话，别闷着。”
终于到了周日。我起了个大早，把新衬衫洗了又晾，晾了又熨，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偷偷抹了点父亲的雪花膏。张大叔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坐在后座上，风吹在脸上，心里又甜又慌。张大叔家的村子离镇上不远，骑车也就半个钟头，路上能看到成片的麦田，绿油油的，像铺了层毯子。
到了梅梅家，她母亲正在院子里择菜，见我们来，连忙笑着迎出来：“来了啊，快进屋坐。”我跟着张大叔进了屋，心里怦怦直跳，不敢抬头。这时，里屋传来一阵脚步声，我下意识地抬起头，就看见一个姑娘端着茶水走出来——那就是梅梅。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碎花衬衫，梳着两条麻花辫，发梢用红头绳系着，垂在肩膀上。她的眼睛很亮，像姑射山上的泉水，清澈见底，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点腼腆的笑。我看着她，突然就忘了说话，手里的帽子攥得紧紧的，连耳朵都热了。张大叔推了我一下，我才回过神，连忙说：“阿、阿姨好，梅梅同志好。”
梅梅脸一红，把茶水放在我面前，小声说：“你好。”她的声音软软的，像春风拂过麦田，听得我心里暖洋洋的。那天我们没说太多话，大多时候是张大叔和她母亲在聊，我和梅梅就坐在一旁，偶尔对视一眼，又赶紧低下头。临走时，梅梅送我们到门口，看着我，小声说：“有空的话，你可以来我们村玩，我们村的麦田可好看了。”我连忙点头：“好，好，我一定来。”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别的了。一想到梅梅，我就忍不住笑，上班时给顾客称糖，都能多放一块。休息的时候，我总会骑着自行车去她村，有时跟她一起去麦田里拔草，她弯腰的样子，头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我就偷偷看她，觉得比村里任何一朵花都好看；有时我们坐在田埂上，她给我讲村里的趣事，讲她小时候跟着母亲去山上采野菜，我就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话，心里满是欢喜。
梅梅的手很巧，会纳鞋底，会绣手帕。有次我跟她说我的袜子破了，她没说话，过了几天，就给我带来一双新的布鞋，鞋面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我捧着那双鞋，心里又酸又甜，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份姑娘家送的礼物，我舍不得穿，只在休息的时候拿出来看看，鞋面的梅花像活的一样，在我心里开得格外艳。
我们接触了两个多月，彼此都有了心意。有天晚上，我们在镇上的河边散步，月光洒在河面上，像铺了层银霜。我鼓起勇气，对她说：“梅梅，我……我喜欢你，我们订婚吧？”她停下脚步，低着头，手攥着衣角，过了半天，才小声说：“我也喜欢你，听你的。”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看着窗外的月亮，想着梅梅的笑脸，觉得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和她在一起。我跟父母亲说了订婚的事，他们乐得合不拢嘴，母亲连夜开始准备彩礼，虽然家里是八辈子贫民，没什么值钱东西，但她还是想给我办个体面的订婚宴。张大叔也替我们高兴，说要帮我们操办，还说：“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以后肯定能好好过日子。”
订婚那天，梅梅穿了件红色的衬衫，辫子上系着红绸带，美得像画上的人。我们在镇上的小饭馆请了几桌客，都是家里的亲戚和供销社的同事。父亲喝了很多酒，拉着梅梅的手，反复说：“梅梅啊，以后他要是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收拾他。”梅梅笑着点头，眼睛里闪着光。我看着她，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对她，让她过上好日子。
订婚之后，我们的日子更甜了。我每天上班，心里都盼着快点下班，能见到梅梅。她也总想着我，有时会从家里带些她母亲做的咸菜、馒头给我，说我在镇上吃饭不方便，让我多吃点。有次我感冒了，咳嗽得厉害，梅梅知道后，特意从村里跑来看我，给我带来了她熬的姜汤，还在我宿舍里守了我一下午，给我擦汗、倒水。我躺在床上，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暖得像揣了个小火炉，觉得就算是生病了，也是幸福的。
可供销社的工作越来越忙，尤其是逢大集的时候。镇上的大集每个月有三次，每次大集，供销社里都挤满了人，买布的、买糖的、买盐的，排着长队，从柜台这头一直到门口。我从早上开门忙到晚上关门，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手忙脚乱地称东西、收钱、找零，嗓子都喊哑了。
梅梅知道我忙，不怎么来打扰我，可有时候实在想我了，就会在大集的时候来供销社看我。有次大集，我正忙着给顾客称，突然听见有人喊我：“同志。”我抬头一看，是梅梅，她站在柜台外，手里提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她给我做的包子。我想跟她说话，可旁边又有人喊：“同志，给我称二斤盐。”我只能对梅梅笑了笑，说：“你等我会儿。”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等我忙完，抬头再看，梅梅还站在那里，手里的布包紧紧攥着，脸上带着点疲惫，却还是笑着。我心里一阵愧疚，连忙走过去，说：“梅梅，让你等这么久，对不起。”她摇摇头，把布包递给我：“没事，我知道你忙，这是我给你做的包子，你趁热吃。”我接过布包，里面的包子还热着，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想说点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梅梅看着我，小声说：“你忙吧，我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我拉着她的手，想留她，可柜台前又有人在喊我，她轻轻挣开我的手，说：“快去吧，别让顾客等急了。”
看着她转身离开的背影，我的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她走得很慢，辫子在背后晃着，我知道她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可她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句。有好几次，她来供销社看我，都是站在柜台外等我忙完，说不上三五句话，就又匆匆离开。我知道她想我，我也想她，可工作一忙起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晚上下班，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想着她的样子，心里又甜又苦，只能对着她送我的布鞋发呆，盼着下次休息，能好好陪她。
我们就这样，靠着偶尔的见面和心里的牵挂，维持着这份感情。我总跟她说：“等我不忙了，就带你去姑射山玩，听说山上的野花可好看了。”她总是笑着点头：“好，我等着。”
可我没想到，这份甜蜜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那天，我休班回家，刚进家门，就看见父母亲坐在院子里，脸色很难看。母亲见我回来，眼睛一下子就红了，父亲则闷着头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问：“爹，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父亲叹了口气，把烟袋锅子往石头上磕了磕，说：“你跟梅梅的事，黄了吧。”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爹，您说什么？为什么啊？我们好好的，怎么就黄了？”
母亲抹了把眼泪，说：“你不知道，梅梅家是富农成分啊！富农啊！咱们家是八辈子的贫民，怎么能跟这样的人家结亲？这要是传出去，你在供销社的工作都保不住，以后晋级、评先进，都没你的份！”
“富农成分”这四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得我头晕目眩。那个年代，家庭成分比什么都重要，富农在人们眼里，就是“剥削阶级”，跟富农结亲，不仅会被人戳脊梁骨，还会影响工作、影响前途。我从来没想过梅梅家的成分问题，她也从没跟我说过，我只知道她是个好姑娘，温柔、善良，对我好。
“不可能，”我摇着头，声音都在发抖，“梅梅那么好，她家怎么会是富农？是不是搞错了？”
父亲站起来，脸色铁青：“没搞错！是你张大叔昨天跟我说的，他也是刚知道。梅梅家以前是村里的地主，后来划成分的时候划成了富农，她爹娘怕影响她，一直没跟外人说。你可不能糊涂啊！这门亲事要是成了，你这辈子就毁了！”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人浇了盆冷水，从头凉到脚。我想起梅梅的笑脸，想起她给我做的布鞋，想起我们在田埂上的约定，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我想反驳，想跟父亲说“我不在乎成分，我只在乎梅梅”，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那个年代，成分就是一道坎，跨不过去，就会被压得喘不过气。
回到镇上，我心神不宁，上班时也老出错，给顾客称糖称多了，记账也记混了。张大叔见我不对劲，拉着我问怎么了，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叹了口气：“你爹娘说得对，成分这东西，太重要了，你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没过几天，供销社的王主任找我谈话。他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我的档案，表情严肃：“你跟梅梅的事，我听说了。她家是富农成分，你知道吗？”我低着头，不敢说话。王主任又说：“你是个好同志，工作认真，平时表现也不错，我很看好你。可要是你跟富农家庭结亲，以后的晋级、入党，都会受影响，甚至可能被调离供销社。你好好想想，是前途重要，还是儿女情长重要？”
王主任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一边是我深爱的姑娘，是我满心期待的未来；一边是我的工作，是我和家人——这八辈子贫民家庭唯一的希望。我该怎么选？我想去找梅梅，问问她为什么不跟我说，可我又怕见到她，怕她眼里的失望，怕自己忍不住会心软。
那些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一下子瘦了好多。晚上躺在宿舍里，看着梅梅送我的布鞋，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的笑脸，想起她在大集上等我时的样子，想起她说“我等着”时的期待，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
我知道，我不能再耽误她了。如果我坚持跟她在一起，不仅我的前途会毁了，她也会被人指指点点，一辈子抬不起头。我咬着牙，做了决定。
那天，我去了梅梅家。她正在院子里喂鸡，见我来，眼睛一下子就亮了，笑着跑过来：“你怎么来了？今天不上班吗？”我看着她的笑脸，心里像刀绞一样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梅梅见我脸色不对，连忙问：“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攥着拳头，指甲都嵌进了肉里，过了半天，才小声说：“梅梅，我们……我们分手吧。”
梅梅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敢相信地看着我：“你说什么？你开玩笑的吧？”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低着头，声音哽咽：“是真的，我爹娘不同意，单位领导也找我谈话了，你家成分不好，我们……我们不能在一起。”
“成分？”梅梅的声音抖了一下，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你是因为成分才跟我分手的？你以前跟我说的喜欢，跟我说的订婚，都是假的吗？”我抬起头，看着她哭红的眼睛，心里像被千万根针在扎，却只能硬着心肠说：“是，我不想因为你，毁了我的前途。”
梅梅看着我，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她转身跑进屋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给我纳的鞋垫，还有我们订婚时我送她的红绳。她把布包递给我，声音沙哑：“这些……还给你，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
我接过布包，里面的鞋垫还带着她的体温，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我想抱她，想跟她说“我不是故意的”，可脚像灌了铅一样重，怎么也挪不动。我转身就走，不敢回头——我怕一回头，就会看见她站在原地哭的样子，怕自己会忍不住冲……
我们虽没有在一起，但始终没忘记她，那些年物质较缺乏，买什么都得有票，有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给她买些紧俏商品，当她结婚生孩子时，我一下给她送了五斤红糖，最后的一次见面，大约是我三十来岁的时侯，我给她带去了一大筐苹果，共叙了很久。当我离开她家时，她一直把我送到了二里之外，眼中还不时的流着泪水，我的心也象刀搅一样啊……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了，如今己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我暗暗的祝福她身体康健……
但愿我们能在有生之年再能相见，毕竞有那么一段难忘的情啊！
(2023年9月写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