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无论是在天南海北，到了春节，是一定要返回家里的，若按照记忆里的印象，春节的确是如此的。春节的概念是有点笼统和广大了些，是不是不过元宵节，都该叫做春节呢？以往，乡下过年是孩子最为盼望的，因为到了过年可以穿新衣，放花炮。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对于一般人家而言，这可就是很大的喜事和奢望了。
我们弟兄姊妹四个，在八九十年代，也不算是多的。可家里只有父母两个劳力，家里负担很重，所以平常哪有穿新衣的机会？唯有过年了，父母才会给你扯上一些新布料，做身新衣服，套在旧棉袄外边，这就是过年的待遇了。虽说是添了件新外套，可那时候却感到很幸福。
那时的冬天，我们孩子们穿的都只是个棉袄，俗称“耍桶”棉袄，就是只是穿了件棉袄，里边就是啥也没穿了。棉袄胳膊腿脚都宽敞，一刮风，凉气都钻到棉袄里了。一冬也就这件棉袄，哪有换的啊？那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好，哪像现在每天可以洗澡？一般也就是过年了，才能去镇上洗个澡，以至于棉袄里常常会生出虱子来。可那时候再艰苦，却也挺过来了，并且感到是快乐的，即使是生虱子的日子也是无忧无虑的。而现在的人，冬天穿衣里三层外三层的，羽绒服还三天两头换，这在那时候是连想也想不来的。这完全可以说是养尊处优的生活了，理应该是再幸福不过的了，可又有多少人去珍惜呢？
彼时乡下的过年不比城市，有绚烂的烟火可看。农村人过春节，最隆重的仪式感都是放炮了。一到年三十下午，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便不绝于耳了。远的近的，长的短的，几乎是连绵不断地放到初一上午。记得那时候，村上的小孩子都是彻夜不眠，若是听到谁家放炮了，就循着声音跑去，在他家里寻找些未爆破的爆竹，回来可以再燃放。不过那时候大都是天没亮，抹黑去人家家里拾炮。刚放了的鞭炮有的还没响，难免会摸到哑炮，刚拿到手里或者揣到兜里却爆炸的情形，好吓人呢，有的甚至炸伤了手，这都是有的。但即使是炸到手疼着手了，相比于和伙伴们满村乱跑的欢快心情和气氛，却是那么地微不足道，至今想来，那童年由衷的喜乐，仍是最为怀念的。
昔日记忆最深的过年，莫过于八八年的大年三十了，它是那样的刻骨铭心，至今让人难以忘却。那年我正上初二，是个名副其实的愣头小子。父亲勤劳肯干，靠往城市跑运输发了家，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万元户。父亲生就的胆子大，敢闯敢干是他的个性。那年他又不顾家庭所有人的反对，又贷款三四万买了台大巴车跑到城里的客运。那时，我们这里往城里跑的交通工具，连个小巴也没有，都是传统的农用机动三轮改的箱式运输车。按照他的想法，弄个大巴肯定是坐的人多。他没想到，那从事农用车运营的人都不愿意，哪能让父亲独占这门生意？于是就有地头蛇出来说话了，跑车都有个规矩，不能随便想咋跑就咋跑，得轮流来。这些都是街头的无赖，父亲哪斗得过他们，只得忍气吞声和他们排队轮流跑。即使客人想乘坐大巴，也得等着，等轮到了才能乘坐。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父亲也很是无奈，只得忍受着这不平等的待遇。
那年放了寒假，父亲就说，咱们车上平常都是你母亲在售票，你在家里是老大，这放假了，你就来当几天售票员吧。当时我年轻气盛，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觉得干售票员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卖个票么！所以就同意了。刚开始，母亲带了我两天，我也像模像样地胸前挂个包，学着卖票。而后母亲就不来跟车了，车上就父亲我俩，他开车我卖票。真正轮到自己上场了，才觉得这卖票的活儿也不好干。且不说要给南来北往的人打招呼，招徕客人，还得头脑灵活眼疾手快，跟人家报出站名，说出票价是多少钱。这要求，对于我这个性格天生内向的人来说，可是个很大的挑战。那时候也不知道被父亲骂过多少回，有时候他急了还会打上几下，父亲他只嫌我没成色。也是那时候才知道这社会上有那么多不合理的“坏规矩”。有所谓的“光棍”上车进城是不用买票的，有冒充熟人不买票的，还有偷偷摸摸上车逃票的。一趟下来，比母亲会少收许多钱，这时候面对忙了一天的父亲总会很沮丧。父亲虽然不说什么，我心里却分明很难受。
那年大年三十，下起了雪，原本想着可以偷懒一下，下雪不用去卖票了。谁知道父亲却坚持出车，他说年底大家要赶回家过年，越是这时候生意越好，咱们越得出车，偷不得懒的！正像父亲所说的，那年大年三十人就是多，父亲不知疲倦地驾驶着大巴，拉回了回家过年的很多人。那天也不知道来回往城里跑了几趟，反正是记不清了。但雪是越下越大了，到了傍晚，积雪已是完全把路覆盖了，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县道路两旁有树，还能分辨得出路的边缘，可到了村道，就看不出路边了，这全要靠自己是当地人的经验。
夜幕降临了，父亲送回了最后一班客人到终点，我俩也该收工回家了。此时天色明显暗淡下来，雪地里已是一片灰蒙蒙的。父亲打着了大灯，昏黄的灯光里，北风卷着鹅毛大雪迎面扑来，父亲小心翼翼地驾驶者车辆缓缓前行。这时候路面已经结冰，车辆左右滑摆，让人很是担惊害怕。我问父亲还能不能走了，他说小心点儿吧，这么晚了，总要开回家吧！我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跟着车晃晃荡荡地稳定不下来。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若是出了意外，那可就该做大难了。四望之下，白雪苍茫，一切全归于沉寂之中，此时唯有我们这辆车在慢慢地蠕动着，如同是寂寞的独行者。
突然，就只觉得车的尾部一摆，大巴的后轮就掉到了路边的沟壑里了。好在沟不深，大巴侧歪着身子停了下来。父亲加大了油门，大巴发出“嗡嗡”的叫声，竭力想挣脱沟壑的束缚上到路上来。可是任凭后轮飞速地旋转，甩出一溜的冰雪来，还是呆在那里寸步难行。父亲下来围着车身转了一圈，说你去田里抱些秸秆来，堆在两只后轮前年试试。我就冒着风雪，去路旁的沟里，抱了几捆几乎沤烂了的玉米杆过来，填在后轮下。然后走到车前，给父亲当向导，指挥着他往路中间开。大巴又发出了几声嘶鸣，激烈地抖动着身子向上爬，努力了几次终于爬到了路中间。这里距离家里还有几公里呢，父亲丝毫也不敢大意，他身往前凑，几乎要坐到驾驶座的边上了，为的是能尽量看清楚前边的道路。父亲全神贯注地开车，我也紧张地坐在旁边给他看路，生怕他眼神不好使。夜半时分，大巴终于顶着风雪回到家里。在家里久等的母亲也终于放下心来，她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年夜饭——热气腾腾的饺子。吃饭的当儿，我又给母亲绘声绘色地讲路上一波三折的险情，她默不作声地听着，又看着父亲我俩狼吞虎咽的样子，是一脸的笑意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