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一个消亡非常早的诸子学派，没有人能说清墨家为什么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要知道，在先秦时代，墨家曾经是最重要的诸子流派，孟子都说：天下之学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墨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从张诚的视角看，春秋战国诸子学派中，墨家是唯一一个具有组织力的学派。
这和墨家的构成、墨家参与的工作有关。
墨家大多数成员都是工匠，即便墨子这样的人，也更多像一个具有理论水平的工程师。工匠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语言，技术的交流是建立在一系列标准之上的——长宽高、频率、重量等等这些在寻常诸子那里并无意义的计量单位，对工匠们来说确是至关重要。
工匠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语言，只用图表、数字进行交流。
一个匠师的方案交给另外一位工匠去完成，要求的不是工匠有什么独到的理解和演绎，而是一丝不苟的完成匠师的设计，并且和下一个部件深深契合。
墨家弟子们对标准、流程高度敏感。
墨家可不只是制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么简单。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都是大工程。建一座房子、建一座城市、开启一条兵器生产线、防守一面城墙……这个过程中要调动数十上百人，甚至会调度成千上万人。墨家的领袖要能够把成千上万人分门别类的放在大项目上，规定每一个单元的作业标准和秩序，最终出品可能只是一张弩，这张弩经历了几十个不同工序，最后还要能拼装到一起，符合最初设计的要求。
这靠的就是组织度。
所以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组织能力最强、组织度最高的一个学派。甚至不只是一个学派，为了实现对人员的高度管理，墨家自生演化出类似宗教的体系，从精神上控制每一个门徒。
钜子是教主。钜子代表着整个门派的最高利益，每一个门徒都要有为钜子牺牲的勇气和决心。
任何学派都做不到这一点。
也正是因为墨家对统一标准、团结协作如此执着，最后墨家学派投身到大一统国家的创建过程。墨家来到秦国，融入到孝公时期的秦国之中，墨家的协作方式和组织特点，促成了成文法的普及，商鞅等人吸取了墨家的原则，推动了政治改革，法家以格外光耀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而商鞅所提出的社会治理原则，大部分都能在墨家体系里找到。被称为法家的商鞅，本质上是一个文笔条理更清晰的墨家而已。
而后大儒荀子访问秦国，两位弟子李斯和韩非最终都成为法家的一代宗师。
韩非为法家构筑了强大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本质上是以儒家的陈述方式，弘扬了墨家的处世态度。韩非的法家，相当多的内容也来自于对墨家的融合。
这就是儒家的力量——儒家最善于偷家，最善于把别人的理论融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或者化用别人的理论，成为自己的一套体系。
来到秦末的张诚，在和公孙尼子、张苍等大儒的接触过程中，在和欧冶子渊这样的墨家钜子的接触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看法：所谓法家，其实就是墨家。是排除了自然科学和工匠组织的那部分墨家。
墨家从来没有死，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张诚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和古代诸子研究的专家，所有这些看法，更多的只是从个人视角、个人感知获得的。这样的结论拿到两千年后，大概也会被视作是异端。
不过，从这样的思考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墨家并不像一直以来以为的那么封闭、固执、倔强，墨家的精神也并没有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将天下铸造为一，实现高度组织化，处事强调流程和规则，使用赏罚来影响公众的行为……墨家所倡导的这些，用“法家”名义继续延续下去。
而墨家的钜子、墨家的准宗教体系，则在和一皇权、相权、官僚体系的对抗中，被历史所抹杀。
墨家的工匠技艺、组织方法，却又在民间工匠之中，一代一代被继承了下去。只是由于工匠之术逐渐分化，工序越来越繁杂、行业间隔越来越远，才让原有的墨家工匠组织彻底瓦解。
反倒是张村这种密集的工业集合体，在一个城镇以重工业为核心，发展出来成体系的工业类别，让区域的工业工匠能够始终保持在组织化运行的状态。大家有了共同的安全需要、经济需求、文化需求，就能够集合在一起，保护这个村庄。
几次外敌来袭，张村工匠都自发的快速组织起来，甚至对草原的远征，以“支援我们长城外的新村”的名义，也能得到全体工匠、工人的积极响应。
这几乎接近于墨家的理想。
“是的，我会把张村的模式不断完善、推动、发展下去，我也会把物理和机械技术不断推进和发展下去……”张诚这样回答欧冶子渊。这不算是一个很令墨家钜子满意的回答，但是足够真诚。
只有欧冶子渊这样身为墨家钜子，同时又在张村生活很久，对张诚一生也充分了解的人，能够看到这个承诺的含金量。
“没有永久不消亡的东西，在子墨子之前，并没有墨家。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始皇帝最终也必然化为枯骨。我不能求墨家永久存续，但是如果需要用墨家来肥沃张村的体系，哪怕墨家在秉直手中一代而亡，也是墨家的荣幸。”公孙尼子握着手中的一柄青铜曲尺，幽幽的说。
那柄青铜曲尺刻度精细，看上去年头已经很久了，却因为使用者每日摩挲，表面发出乌油油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