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合照是去年秋天在洱海边拍的，我们特意选了一个晴天，她穿着我买的米白色连衣裙，裙摆上绣着细碎的小雏菊。
海风把裙摆吹得飘起来，像一只白色的蝴蝶。
她笑着跑向海边，伸手去抓飞舞的海鸥，阳光落在她的发梢，像撒了一层碎金，连她的睫毛上都沾着光。
我从身后追上她，搂着她的腰，下巴抵在她的肩窝，她回头看我，露出两颗小虎牙，眼睛弯成了月牙，嘴角的梨涡深深的。
背景是翻涌的浪花和远处黛青色的苍山，天空蓝得像一块透明的蓝宝石。
照片的右下角，她用马克笔写了一行小字：“阿芸和落落的洱海之旅，要一直在一起呀”。
可现在，我连那张照片的边角是圆是方。
连她连衣裙上的雏菊是白色还是淡黄色，连她当时戴的项链是银色还是金色，都记不太清了。
我甚至不敢把照片拿出来看，怕看到清晰的她，怕看到照片上我们相视而笑的模样。
对比出我记忆里的模糊，那样的落差，会让我更痛恨自己——我怎么能把她忘得这么快？
怎么能把我们的回忆丢得这么彻底？
工作也开始出错。给死者测肝温时，我竟算错了死亡时间的误差范围。
把原本两小时的误差写成了一小时，直到助手拿着温度计反复核对。
小声提醒我:“莫姐，这个数值好像不对，按照肝温推算，死亡时间应该再往后延一小时”。
我才惊出一身冷汗，赶紧重新计算，手心里全是冷汗，连温度计都差点拿不稳。
写尸检报告时，恍惚间把“锐器伤”写成了“钝器伤”，那道伤口的形状明明是典型的锐器切割痕，边缘整齐，深度均匀。
和芊落作冲锋衣上被撕裂的痕迹完全不同，可我在落笔时，脑海里突然闪过她躺在毒贩窝点地面上的模样。
血渍在藏蓝色的布料上蔓延，竟鬼使神差地写错了。
直到第二天领导审核报告时指出来，我看着那两个错字，脸烧得发烫，心里的愧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我怎么能在工作上出错？这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芊落的辜负，她那么认真地对待每一次任务，我怎么能这样敷衍？
甚至有次拿着缝合针，盯着尸体腹部的伤口发呆，脑海里反复闪过芊落躺在解剖台上的模样。
我想起那天我用生理盐水给她清理伤口，她的皮肤苍白得像纸。
缝合针穿过皮肤时，我手抖得厉害，每一针都像扎在自己心上。
可现在，我盯着眼前的伤口，竟有些出神，直到助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
小声说:“莫姐，该缝合了，再不动手，尸体温度就要降下来了”。
我才猛地回过神，发现针尖差点戳到自己的手指，缝合线也缠在了一起，像一团乱麻，就像我现在的思绪。
同事们都小心翼翼地让着我。
中午去食堂吃饭，小李会主动帮我打一份红烧肉，说“莫姐，这是你爱吃的，多吃点”。
他不知道，其实是芊落爱吃，我只是跟着她吃了几次，后来竟也习惯了这个味道。
有次我看着碗里的红烧肉，突然想起芊落总爱把肥的部分挑给我，说“阿芸你太瘦了，得多吃点肉补补”。
可现在，我连她挑肉时的眼神，是笑着的还是认真的，都记不清了。
出勘现场时，老张会默默走在我身边，替我拎着沉重的勘查箱，说“你体力没我们好，我来就行”。
那勘查箱里的工具，还是芊落帮我整理的，她总说“解剖刀要放在左边，止血钳放在右边，这样拿起来方便”。
可现在，我有时会找不到工具，要翻半天才能找到。
领导找我谈话，把一张调休申请推到我面前，指尖轻轻敲了敲纸面，眼里的疼惜浓得化不开。
“莫芸，别硬撑。芊落走了，我们都懂你的难过，你该歇歇，出去散散心，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
他还说，队里给我留了芊落的荣誉证书，让我有空去拿，说“这是她应得的，你替她收着”。
懂？他们不懂。
他们以为我还陷在失去的痛苦里，以为我是因为连日的疲惫才频频出错。
以为时间能抚平我的伤口，以为我需要的是休息和散心。
可他们不知道，我真正的煎熬，不是失去的痛，而是遗忘的罪——我在背叛她，用一种最残忍、最无声的方式。
我像个小偷，偷偷把我们之间的回忆装进心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
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们弄丢，丢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连找都找不回来。
我甚至开始害怕，害怕有一天，我会连“覃芊落”这个名字，都变得陌生。
害怕有一天，我会忘了我们曾经爱过，忘了她曾在我的生命里留下过那么深刻的痕迹。
那点愧疚像藤蔓，在心里越缠越紧，勒得我喘不过气。
藤蔓的尖刺扎进心底的软肉，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细细密密的疼，连睡觉时都会梦见她质问我“阿芸，你是不是忘了我”。
醒来时枕头全是湿的，心口像被掏空了一样。
可我能跟谁说呢？跟谁说“我好像不爱她了，我连她的样子、她的声音、她爱吃的薄荷糖是什么味道，都快忘了”？
没人会懂的。他们只会觉得我冷漠，觉得我薄情，觉得我对不起那个为了打击毒贩、守护别人而牺牲的她。
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罪无可赦，觉得自己不配再想起她。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解剖台上投下一道道冷白的光，像极了那天我给芊落整理遗容时的灯光。
解剖台上还放着昨天没清理完的器械，止血钳、缝合针、手术刀，在月光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福尔马林味，熟悉得让我心慌。
我想起芊落第一次进解剖室，戴着蓝色的口罩，只露出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又有点害怕地打量着四周。
她走到福尔马林罐前，指着里面泡着的器官标本，皱着眉小声说“阿芸，你天天看这些，晚上不会做噩梦吗？”
当时我还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把她拉到身边，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
说:“有你在，我什么噩梦都不怕。
再说了，这些标本里藏着真相，我得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把真相找出来，这样他们才能安心”。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伸手牵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暖暖的，带着薄荷糖的清甜气息，手指轻轻扣着我的手指，扣得很紧。
那时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是清脆的，像夏日里的风铃，叮铃叮铃地响，带着少年人的朝气。
还是带着点软糯的，像刚蒸好的糯米团子，温温柔柔的，让人忍不住想靠近？
是笑着说话时会带点尾音，像小猫叫一样软乎乎的。
还是认真时会不自觉地放慢语速，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拼命想，太阳穴突突地跳，头却疼得厉害，像有无数根针在扎我的神经，眼前甚至开始发黑，连站都站不稳。
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砸在冰冷的金属台面上，发出细微的声响。
然后碎成一小片水渍，很快又被空气吸干，像从未存在过。
就像芊落在我记忆里的痕迹，一点点被时间抹去，快要留不下任何印记。
我伸出手，想抓住那些正在消失的回忆，可它们像沙粒一样从我的指缝间溜走，怎么抓都抓不住。
原来最疼的不是失去的那一刻，不是解剖台上冰冷的触碰，不是葬礼上漫天飞舞的纸钱，不是看到她的遗物时的瞬间崩溃。
而是当时间慢慢推移，连失去的滋味、连她曾存在过的痕迹，都在慢慢从记忆里淡去。
我怕有一天，我站在她的墓碑前，看着那上面的警徽，却想不起她的脸。
我怕有一天，我看到战术手套、薄荷糖、米白色的连衣裙，只会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是谁留下的。
我更怕有一天，我连想起她时的那份疼，都会变得麻木，连她的名字，都再也喊不出口。
那种无能为力的恐慌，比任何时候都让我绝望。
我只能一遍遍地在心里默念她的名字：覃芊落，覃芊落，你别离开我，别让我忘了你……
可我的记忆像一个有漏洞的口袋，无论我怎么努力，关于她的一切，还是在一点点流失，留不下半点痕迹。
我将桌上的解剖刀在软绒布上反复擦拭，刃口映出白大褂的褶皱。
连刀把上经年累月磨出的指痕都亮得清晰——这把刀跟着我五年，从解剖课的标本台到临床的实操室。
唯独那年夏天，它没敢碰过芊落的身体。
我用医用纱布仔细裹好刀身，连同那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一起塞进帆布包。
袖口磨出的毛边勾住了包的拉链，像极了芊落生前总攥着这处念叨：“下次给你缝块同色的布，不然看着像讨饭的小医生。”
她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可我拼命想，却记不清她说话时是不是皱着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