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一份由市委办公厅签发的通知悄然下发：即日起，启动跨部门民间史料协作项目试点，首批移交工作将于本周五举行。
通知末尾附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
“请相关单位提前准备数字化成果展示材料。”
没有人注意到，这份文件的打印编号，正是“丙字017”。
陈国栋站在市档案馆会议厅中央，灯光打在他略显苍老却异常挺拔的身影上。
台下坐着来自文化局、教育局、民政局的代表，还有几位穿着素色衬衫的民间史学家。
空气里浮动着一种微妙的紧绷——像一根拉到极限却尚未断裂的弦。
他翻开讲稿，目光却没有落在纸上。
“各位，”他的声音不高，却穿透了整个会场，“今天移交的不是数据，不是文件，而是一段被折叠的时间。”他顿了顿，指尖轻点身侧投影幕布上的目录清单，“这些材料中，有学生作文、工人日记、社区公告、街头录音……它们曾被视为‘冗余信息’，归档即封存。但从今日起，所有捐赠史料将向公众全面开放，不予审查。”
话音落下，掌声零星响起，随即扩散成一片。
几名年轻学者激动地交换眼神，仿佛听见了某种久违的信号。
但角落里，一名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冷笑出声，低声对身旁人道：“又是作秀？等风头过去，还不是一纸禁令？”那人未应，只默默合上了笔记本。
仪式结束，人群陆续散去。
走廊尽头，一名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公务员追上陈国栋，语气犹豫：“陈主任……您刚才那句话，真的没问题吗？万一上面追责……”
陈国栋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窗外秋深，梧桐叶正一片片飘落，打着旋儿贴在玻璃上，又悄然滑下。
“二十年前我烧了一份名单，”他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融进风里，“整整三十七个名字，全在雨夜里化成了灰。我以为那是保全大局，结果呢？他们变成了沉默的窟窿，一代代人绕着走。”他缓缓转身，目光平静如井水，“今天我把那些灰烬铺成了路。若这叫犯错，我认。”
青年怔住，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说话。
当晚，陈国栋独自坐在书房灯下。
旧书架旁堆着几个整理好的纸箱，其中一只牛皮纸袋格外显眼——他曾用它装过私人笔记、会议纪要，甚至藏过一封不敢寄出的检讨信。
如今，他仔细将袋子洗净、晾干，放入崭新的无酸档案盒中，在标签纸上工整写下：
“记忆修复工程·第一号容器”
笔尖微顿，他在下方补了一行小字：
丙字017，编号重生。
与此同时，医学院实验楼三层的心理评估室，郑其安摘下耳机，闭目良久。
他刚刚完成一份青少年创伤表达模式的交叉分析。
样本来自全市十二所中学的匿名问卷，大多数内容是学业压力、家庭矛盾，可就在即将提交报告时，一条记录让他脊背发凉。
那是一名初中生的回答：
“我家住在守灯广场旁边，妈妈说以前碑上贴过东西，现在不用贴了，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喇叭。”
更令人震颤的是附图——一张手绘的家庭关系网络。
祖父的位置标注着“李达成同事”，旁边一行稚嫩笔迹：
“他教我写字时，总把‘记’字多写一横，说是提醒。”
郑其安猛地睁开眼。
这个细节，他在某份残缺口述史里见过。
当年码头工会秘密传递信息，常用错字作为暗记。
“记”字多一横，正是“不可忘”的代号。
他拿起手机，拨通张婉清的号码。
“你说会不会有一天，忘记反而需要刻意努力？”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随即传来一声轻笑，带着疲惫与清醒交织的意味：
“已经在了。”
窗外夜色沉沉，城市灯火如星子洒落。
而在城南边缘，一辆公交缓缓停靠在守灯广场站。
车门开启，一道身影走下台阶，抬头望向广场中央那盏常年不灭的老式路灯。
他穿着志愿者马甲，胸前别着空白名牌。
风吹起他的衣角，也吹动了远处树梢上一张未曾撕尽的旧告示残页——
字迹模糊，唯有一角编号隐约可见。
像是一种回响，又像是一次重逢。
守灯广场的清晨，风比往常更静。
周影站在人群边缘，穿着最普通的志愿者马甲，胸前名牌空白如初。
他没说话，也没看谁，只是低头接过一株紫藤幼苗，根系裹着湿润的泥团，像一颗沉睡的心脏。
植树区划在广场西北角，恰好覆盖当年石碑基座的投影范围——那块地早已无迹可寻，连水泥地坪都翻新过三次。
但周影知道，有些东西从不需要标记。
它埋得深，却从未死去。
他蹲下身，动作缓慢而稳定，用铲子挖开土壤。
土质松软，带着昨夜雨水浸润后的微腥。
就在他将树苗放入坑中、指尖拂过根部时，触感忽然一滞。
硬物。
他不动声色，指腹轻轻摩挲那截露出的边角——陶瓷质地，边缘锐利，表面覆着薄层腐殖质。
是那片刻有名单残段的瓷片，早年被他亲手封入地下，用防水釉层包裹，埋于三尺之下，原计划由时间与自然完成唤醒。
没想到，是根系先找到了它。
树根沿着瓷片边缘缠绕生长，仿佛本能地感知到了某种重量。
它不是破坏，而是承托。
周影静静看着那微露的一角编号，“丙字”二字隐约可见，其余被泥土遮掩。
他没有取出，也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轻轻将土回填，压实，让瓷片再度隐没于黑暗。
登记卡递来时，他握笔的手稳如磐石。
“植物编号Zt09，生长周期预计十五年。”他写下，字迹工整如档案文书。
旁边工作人员随口问：“为什么是十五年？”
他抬眼望了望天光，紫藤尚未展叶，枝条纤细，却已指向天空。
“因为有些记忆，要等一代人长大才能真正被听见。”他说完，转身去取下一株树苗，背影融进晨雾里。
没人注意到，他在离树两米处悄悄钉下一根不起眼的铜桩，极细，漆成褐色，顶端刻着一个极小的“影”字。
若未来有人勘探，会发现这根桩正对老路灯的常年投影终点——那是二十年前李达成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位置。
同一天下午，城西老宅。
廖志宗躺在竹椅上，脸色灰白，呼吸短促。
氧气管插在鼻腔，床头监护仪滴滴作响。
他已经三天没进食，全靠点滴维持。
但当听闻王家杰联合三叔召开家族会议、意图以“血缘继承”为由索回档案馆藏品时，他猛地坐起，一把扯掉输液针。
“拿录音笔。”他声音嘶哑，却如铁锤砸落。
族中长辈陆续赶来，屋内气氛凝重。
有人低声议论：“签到表本就是周家老辈留下的，怎能让外人掌管？”也有人犹豫：“可那是八十七个名字……不止我们一家的事。”
廖志宗闭目片刻，按下播放键。
电流轻响后，一道虚弱却清晰的声音传出：
“我是郑松荣……最后的话，只说一遍。签到表不属于周家，它是八十七个家庭共有的遗嘱。谁想把它当成私产，就是背叛所有死过的人……我死后，骨灰撒在码头七号仓，那里……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录音戛然而止。
满屋死寂。
廖志宗睁开眼，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那个曾追随王家杰出言鼓噪的堂侄身上。
“自今日起，”他一字一顿，“解散所有‘守护’名义下的家族组织。签到表、口述录、练习本、童谣……全部移交公共机制。让它成为公器，哪怕被人毁，也不能再被我们锁着。”
有人惊呼，有人反对，但他不再多言，只将拐杖重重杵地，发出一声闷响，如同丧钟敲响。
散会后，郑其安进来探望。少年面容沉静，眼神却藏着波澜。
“您真的放得下？”他轻声问。
廖志宗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嘴角浮起一丝近乎释然的笑。
“真正的忠诚，不是守住秘密，是放手让历史自己走。”他低语，“就像种子，你不能总攥在手里——它得落地，才可能生根。”
与此同时，市委全会正在进行最后一轮表决。
刘建国站在发言席，面对数十双审视的眼睛。
他的提议简洁而锋利：设立“城市记忆日”，每年8月7日举行公共纪念活动，开放史料展览、举办口述讲坛、鸣钟默哀三分钟。
反对声浪汹涌。
“煽动情绪”“制造对立”“挑战维稳底线”——各种帽子接连抛出。
他不争辩，只平静回应一句：“一个不敢面对昨天的城市，不会有明天。”
投票僵持不下。
就在此时，会议室门被缓缓推开。
七叔拄着乌木杖走入，银发整齐，衣襟别着一枚褪色工牌。
他未言语，只将一封盖有十六枚红手印的信函放在主席台。
“都是退休的老同志，”他声音不高，“其中有三个，当年和李达成一起修过泵房。”
全场寂静。
决议通过。
会后，王家杰的人尾随刘建国，镜头紧紧咬住他的行踪，企图捕捉“勾结异见分子”的证据。
可拍下的画面却是——他走进殡仪馆，停在一具朴素灵柩前，默默鞠躬三次。
灵堂中央，摆放着一份手抄稿，纸页泛黄，字迹一笔不苟。
标题写着：《我替李达成说了最后一句》
署名：吴志明，锅炉工。
监控画面定格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