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也确实是朱载坖之前思考的问题，这点徐渭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徐渭当年在胡宗宪幕府之中，对于东南抗倭中所使用的募兵，徐渭是很清楚，朱载坖对于南方的地方官府为什么倾向于使用募兵其实是清楚他们的原因的，主要自然是财政的原因，对于地方官府来说，镇协官军的粮秣有朝廷全部保障，这样的话，对于地方财政就能够减少部分负担，所以地方官府是更加喜欢募兵的。
同时镇协官军是完全脱产的士卒，没有军屯，和地方官府平素也不打交道，也不可能在平时和地方官府有什么矛盾，在地方官府看来，镇协官军远远比卫所可爱多了，但是作为对于募兵比较了解的徐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以戚继光当年在东南所招募的义乌兵为例，向朱载坖和太子、重臣们陈述了募兵的优缺点。
徐渭说道：“募兵然鄙野不识官府，多跋扈状，此通病也，义乌兵亦如此，戚公知义乌令赵大河素得民心，且尺籍在握，逃则易缉，梗则易治，乃请于制府借尹监军，且理县事。”
这是募兵的第一个要命的缺点，就是军纪问题，即便是善战闻名的义乌兵，在戚继光眼中也一样是多跋扈的存在，所以即便是戚继光，在召募、管理义乌兵有赖于地方官的配合，但军纪维持的关键在于三点，一是大明的长期统治带来民众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认可及被束缚，这在应募的编户齐民上尤为明显；二是地方官府对募兵的户籍及家庭的控制，三是军功和粮饷、赏赐带来的政治和物质利益使他们可以忍受严酷的军纪。
所以为什么戚继光在招募兵员的时候要有家口，良家子，这些人官府才好控制，才能够控制，否则的话，要是由流氓无赖所组成的募兵，军纪败坏都是十分之正常的事情的，所以募兵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军纪，卫所官军当然也存在军纪问题，但是卫所官军在粮饷供应充分的时候，军纪还是容易控制的，毕竟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卫所之中，直接收到朝廷的控制，但是募兵制下的军队，军纪问题就是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即便是戚继光这样善于练兵的大将，在处置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样要小心翼翼的。
除此之外，徐渭还说道：“夫募兵应募，所为这即钱粮升赏也，故当日斩获功给之兵皆系乌合召集之众而所以见敌忘命，克成大捷者，岂人人皆能无所为而为善，况肯无所为而捐躯乎？不过冀平时无贼之日多而得那儹工食，及至有事出万一之危途，幸十死于一生，以获功赏，归家度日之计耳！然军法杀之而不敢怨，不敢变者，亦以功赏、工食之利其心也。故心死于利而军法方行。”
对于募兵而言，要想募兵有战斗力，就必须要由钱粮，能够重赏才行，否则的话，不但没有战斗力，反而会成为朝廷的负担，这点是很重要的，而卫所士卒在这方面的耐力就要好得多了，朝廷只要能够保证基本的粮饷，同时以军功刺激卫所士卒们，就能够保障官军有战斗力了。
不仅仅如此，徐渭还说道：“陛下，夫义乌土着，杀贼于台，守家之役耳。父往子来，亲戚相助，其气常壮，一闻远调江西，多不愿行。盖有身家门户之累，若不重慰其心，奚以释乡思而作敌忾也。故门庭之兵惟恐无根籍之系而临事逃避可忧，远戍之卒又恐有根籍之累而气便消索不奋。”
这些募兵在本乡本土作战尚且能够出力，一旦远调的话，就必须以重赏刺激才行，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士气不振，甚至于出现逃兵，这点在之前的抗倭甚至是南兵北调中都出现过的，募兵索要赏赐、军饷，才能够有士气作战，这点在大明并不稀奇。
徐渭还补充道：“募兵敢战，是惟望立功之后，蒙朝廷纪录其劳，俾各有微职遗子孙升斗禄以荣妻子。至于死事之徒，明知身丧他乡，孤儿寡妇有所不顾者，亦望朝廷恤其后人，故弃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又或一等临阵，犯干军令者将佐立诛之而肃然，亦岂将佐之力能制其死命耶？良以朝廷威令及臣平居谆谆功赏之言，有以信而激之耳。故父子兄弟株连汇引，令重而身轻，勇奋而命贱，否则各守家门，不愿赴募。将佐以戎官，岂能人人驱而致之行伍之列哉？”
募兵的纪律和士气主要依赖于户籍和粮饷，而不是卫所军士那样依靠世袭的恒产恒心和佥妻这样的强制手段。所以说募兵的流动性很大，这点其实在抗倭战争中就很明显了，作为当时胡宗宪的幕僚，徐渭知道的显然比其他人多一些，徐渭认为，募兵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稳定，募兵待遇的不稳定导致募兵本身不稳定，所以募兵的忠诚就很值得怀疑了，朝秦暮楚是常态，这点在抗倭战争中的浙闽争端中就可见一般。
徐渭说道：“昔日浙闽之争，既是由募兵朝秦暮楚所致，有潜投私募之兵，不可数计。夫小人之心，惟利是趋，盖在浙之兵，而彼招为哨队、什长，即跃然去矣；在浙之哨队、什长，彼招为把总，即跃然去矣；夫父兄为彼把总、哨队、什长，其子弟宗亲之在浙兵者，即跃然去矣。此福建募浙兵之大致也。缘此辈本非尺籍，又多诡名，能尽追拘之乎其奸徒潜募私诱，务要彼此严禁，及不可每每渐增，漫无纪极。浙诉于闽，而闽以本镇之兵相庇护，则浙诉于总督，甚至部院，以致互相攻讦，不可胜数。”
这种事情确实在之前是非常之常见的，因为募兵就是为了钱粮而来的，哪里钱粮多他们自然往哪里去，徐渭认为这是募兵最大的缺陷。所以徐渭也认为，卫所不可废，因为卫所是募兵的根基，没了卫所，镇协官军就会向之前东南的募兵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