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没有时间和他们废话，当即召王锡爵于西苑，朱载坖将王锡爵的密疏直接给王锡爵，然后说道：“朕看王卿密疏中似有未尽之言，你我君臣，不妨明说吧！”
王锡爵对朱载坖说道：“陛下恕臣斗胆，请问陛下，以何治天下？”
朱载坖看了王锡爵一眼说道：“自然是以圣人之道治天下也！”
王锡爵说道：“然也，陛下以圣人之道治天下，而择官吏亦必以圣人之道，何若八股？”
朱载坖看了王锡爵一眼，半晌没有说话，其实王锡爵已经说的很隐晦的，在大明，无论朱载坖采用什么政策，但是在治国之道上，是必须宣称自己是按照圣人之道来治国的，那什么是圣人之道呢？即修己安人，锤炼人格，内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点即便是朱载坖也不敢轻易予以否定的，甚至朱载坖推行各种政策，也要援引圣人之道，来论述自己政策的合理性，这点是极为重要的。
王锡爵看了朱载坖一眼才说道：“陛下，八股之无用，乃是功夫在文外，是无用之大用也！”朱载坖当然明白王锡爵的意思，由于大明的科举面向每一个读书人，而八股文考试的唯一内容则是儒家经典文献。于是，从儿童到老人，从平民到官员，举国读经，全民备考，不管最后考取与否，结果都是系统学习孔孟之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士子们不仅要熟知四书五经，而且还要有心得体会，还要设身处地，代圣贤立言，进而完成人格的升华。
说白了，八股取不取消，并不重要，虽然八股文浮饰无用，无涉政事，但若取消，则违背了历代圣主明君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总纲领，同时砸了天下士子的饭碗，这可就是大事了。同时王锡爵也认为，八股取士，也没有那么不堪，八股文主体部分的四比八股，虽然借助文学手法，但其职能却是逻辑推演，此等设计，自然能提升士子的思维能力，至于代圣人立言的逻辑引申，排偶表述的对立统一，则是考察士子逻辑能力。
八股文对于应试士子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要求士子们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文章逻辑严密，王锡爵说道：“臣请以王文恪之时文论之。”王文恪就是王鏊，会元、状元两元，后来担任吏部尚书，王鏊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为一代文章大家。他黜浮崇古，湛深经术，所以其文章雍容醇厚、渊深博赡，颇有唐宋遗风。其墓志铭类文章，写人纪事，重视节操，联系时运，雍容有度，不华不饰，质朴典重，也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王锡爵自己也是会元、榜眼，可以说是八股的高手了，朱载坖对此也很感兴趣，毕竟作为皇帝，他其实是很少接触真正的八股写作的，朱载坖还将太子、皇太孙都叫来，王锡爵讲的是王鏊殿试文章，这次殿试的考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出自论语。
其原文是：“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而朱子的解释是：“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所以王鏊的破题是：“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这里首先是考察对于四书五经和注解的熟悉程度，必须知道对应的上下文，同时理解朱子的注解，鲁哀公想要加税，但是被有若所劝谏了，而朱子对此的注解是民富则君富，民贫则君贫，君民一体，以民为本，止公厚敛，警君深念。
王鏊的破题就紧扣朱子的注解，在朱子的注解和原文的语境中加以阐发，破题“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既是对文题的破解，也是对朱熹注释“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的呼应，特别是“上”、“下”与下文的“君之富藏于民者也”互为解释，并延伸出“君民一体”的微言大义。
而承题阐明与破题的因果关系，即民富和君富的关系，，推导出“欲足其用，先足其民”的结论。所以得出的结论是：“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继续阐述破题的思维，分点论述和证明破题所言。
纵观王鏊全篇，破题以“君富源于民富”点明主旨，承题阐释财富依存关系，起讲至收结逐层论证轻赋节用、藏富于民的理念。文中通过闾阎积仓、田野丰饶等对仗句式，强调民生充裕则国家财用自足，呼应朱熹“民富则君不至独贫”的思想。其逻辑之严密、结构之严谨，即便是朱载坖也是赞叹不已的。
后面的八股分论百姓富足与朝廷足用的依存关系，最后推导出“大结”论断： “彻法之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如此严密的逻辑结构，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怎能建构起来？这也就是八股文实际要考察的东西，对于经义道理，自然是要精通的，这是基础，而真正要想在科举中拔的头筹，需要的是严密的逻辑和演绎能力，这才是八股要考的重点，死记硬背对于科举来说只是基本功罢了，真正要想在科举中脱颖而出，死记硬背是绝对不行的。
王锡爵讲评完之后，朱载坖问道：“太子、太孙怎么看啊？”
朱翊釴赶紧说道：“陛下，王文恪此文，层次洗发，由浅入深；题义既毕，篇法亦完，可谓精当也！”
皇太孙也赶紧说道：“皇爷爷，此文可以算的上是微言大义了吧？”
朱载坖也不得不感叹，这些八股所选出的官员，确实有一些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