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作为首辅，当然是要首先发言的，申时行当然知道稳定安南局势是现在做紧要的事情，所以申时行一上来就明确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就是要支持邢玠等人在安南的行动，朝廷花费大量的钱粮才将交趾和安南重新收复，是绝对不能够容忍这两地再从大明的手中分裂的。
所以必须以大兵弹压，所以申时行建议从两广、云南等地抽调官军和狼土兵，前往安南协助镇压当地的反抗势力，但是对于邢玠所提的另外两条建议，训练当地土兵和征调倭军，申时行则是比较谨慎的，申时行指出了这两件事情可能对于大明造成的隐患。
训练当地土兵，看起来是应对这些安南本地反抗势力一个好办法，因为这些土兵毕竟是当地人，对于当地的地形气候是很适应的，通过训练土兵也可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看起来似乎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对于大明朝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所谓的土兵的忠诚性问题，对于朝廷来说，他们的忠诚性确实是很成问题的，朝廷无法保证这些土兵的忠诚性的话，这些土兵日后反而会成为朝廷的祸患，基于这个考量，申时行认为在训练土兵这些问题上还是要予以慎重的。
而对于征调倭军，申时行和内阁辅臣同样认为应当慎重，王锡爵是当过安东都护的，对于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他认为对于倭人要严加防范，不能够让倭人有任何的力量，否则的话对大明是不利的，同时倭人嗜杀，倭军更是军纪败坏，难以控制，一旦征调倭军的话，由于这些倭人在安南大开杀戒，很容易激起更大规模的反叛，所以使用倭军务必要慎重。
对于阁臣的意见朱载坖并没有立即表达态度，而是询问兵部尚书梁梦龙和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还有参赞军务大臣、总理水师俞咨皋，对于此事的意见，梁梦龙基本上赞同内阁的看法，认为应该增兵安南，对于训练当地土兵和征调倭军，确实是要慎重。
朱载坖然后问道：“俞卿怎么看此事？”在场的重臣们之中，只有俞咨皋是真正在安南作战过的，他熟悉安南的情况，对于安南军队也算是比较了解的，俞咨皋认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增兵确实是必然的，不增兵确实无法将安南现在安南的反叛给镇压下去，但是增兵多少，怎么用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安南叛军的战斗力其实并不强，但是他们也不与官军正面交战，专门袭击官军的屯田军士，破坏道路，袭杀驿卒，破坏朝廷的邮驿传递等事情，其实他们要是真的被官军逮住了，是很难在正面交锋中战胜官军的，这点其实在吴惟忠等人的奏疏中是有所的体现的。
这些反抗势力往往藏身于安南的丛林之中，官军难以进剿，然后在安南人中肯定也有他们的内线和同情者，所以他们往往能够提前获得官军的有关信息，这就可以使得朝廷避开官军的清剿，这点是非常之重要的，俞咨皋认为，朝廷增兵的关键不是去直接剿灭他们的，朝廷出动大军去剿灭他们收获不大，无论是钱粮还是可能付出的伤亡，对于官军来说都是极为不划算的，对于俞咨皋的这个看法，朱载坖也表示了认同，出动大军进山清剿这些反叛势力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官军每一名士卒的性命都是宝贵的，打这种仗，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朱载坖让俞咨皋详细陈述自己的看法，俞咨皋认为剿不如困，对于这些反抗势力，直接绞杀不如将其困死划算，他们躲藏在深山之中，借以躲避官军的清剿，但是这也使得他们的补给变得更加困难，这点是很显然的，所以他们也需要从山下的安南人中获取必要的粮食、食盐等物资，没有这些物资，他们一样不能够在深山之中生存。
所以俞咨皋提出的几个建议，第一就是强制将深山边上的安南百姓予以迁移，同时将卫所官军的军屯放在这些地方，断绝他们获取补给的来源，第二就是严秘密，对于朝廷在安南的一切部署，尤其是官军的动向，要予以严格保密，防止军情泄露，第三就是行保甲，通过保甲之法，加强朝廷对于安南百姓的控制，每户设户长，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实行联保连坐机制，禁止百姓和这些叛军向沟通的，。
第四就是扼交通，这些反叛势力在被朝廷断绝了直接从安南百姓手中获取物资之后，必然将目标转向道路上，通过劫掠获取必要的物资，所以朝廷必须控制这些道路，防止他们获取物资，而朝廷控制道路的形式就是通过邮驿系统，朝廷要沿驿站、急递铺等部署官军，分段控制道路，防止其获取物资。
第五点就是设游兵，之前由于西南官军本来就缺乏骑兵，而且战马在安南潮湿的环境中折损过大，所以安南官军中的骑兵配置是很少的，但是俞咨皋认为，现在官军需要提升机动能力和反应能力，而且也不需要真正的战马，只要能够为官军代步的驮马就能够极大的提高官军的反应速度和机动能力了，云南等地所出产的滇马就很合适，将这些马匹配置到驿站和急递铺中，然后隔数十里设置烽燧，只要发现这些叛军的踪迹，配置在驿站、急递铺的官军就通过马匹快速机动，将这些叛军予以剿灭。
第六点就是严格斗，近些年以来，由于火器的比例提升，官军中对于技击有些轻视，很多军官也认为依靠火器才是取胜之道，但是在安南特殊的环境之下，近战格斗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提升官军的格斗技能，使得官军能够应对和叛军的短兵相接，同时也要增加甲胄等军器的配置。